历任山西巡抚
历任山西巡抚
山西巡抚，明时全称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统冀宁兵备道、雁平兵备道、岢岚兵备道、河东兵备道、潞安兵备道、宁武兵备道六道，山西布政司之太原、平阳、潞安、汾州四府，辽、沁、泽三州，山西都司之太原左右等九卫，沁州、宁化等九所城堡。
宣德五年，命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至正统十三年，始命都御史专抚山西，镇守雁门。天顺、成化年间曾暂时革除，寻复置。隆庆三年，令秋冬暂驻宁武关，就近调度，定为巡抚山西提督雁门等关都御史。
山西巡抚清朝沿用。
历任山西巡抚
序次姓名籍贯任职时间卸职时间备注
明朝
1 于谦浙江钱塘宣德五年（1430年）正统六年三月己亥（1441年）以擅自回京下狱
2 于谦浙江钱塘正统六年八月丙戌（1441年）正统十二年九月乙卯（1447年）
3 朱鉴福建晋江正统十四年八月壬申（1449年）景泰三年十月辛丑（1452年）召回京
4 萧啓江西龙泉景泰三年十月辛丑（1452年）景泰七年九月壬辰（1456年）致仕
5 李侃顺天东安成化二年正月庚戌（1466年）成化六年十月戊申（1469年）
* 陈宜成化六年十月辛未（1469年）成化七年（1470年）提督山西偏头等关
6 雷复湖广宁远成化八年二月壬午（1471年）成化十年五月戊子（1473年）卒
7 秦纮成化十三年七月癸巳（1476年）成化十六年十一月甲午（1479
年）
改河南巡抚
8 何乔新江西广昌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辰（1479年）成化十八年九月乙丑（1481年）升刑部左侍郎
9 边镛直隶任丘成化十八年十月甲戌（1481年）成化二十年（1483年）
10 叶淇成化二十年三月丁巳（1483年）成化二十二年二月乙巳（1485
年）
改大同巡抚
11 左钰直隶阜城成化二十二年二月乙亥（1485年）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1486
年）
改大同巡抚
12 翟瑄河南洛阳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巳（1486
年）
弘治四年正月乙酉（1490年）回都察院
13 张敷华江西安福弘治四年正月己亥（1490年）弘治四年（1490年）
14 杨澄四川射洪弘治四年五月壬辰（1490年）弘治六年五月壬申（1492年）致仕
15 张敷华江西安福弘治六年闰五月癸丑（1492年）弘治八年二月（1494年）改陕西巡抚
16 顾佐直隶临淮弘治八年二月庚辰（1494年）弘治九年十月辛卯（1495年）回都察院
17 侯恂弘治九年十月庚子（1495年）弘治十一年二月甲戌（1497年）改贵州巡抚
18 魏绅弘治十一年二月己卯（1497年）弘治十六年七月壬戌（1502年）改应天巡抚
19 何钧河南灵宝弘治十六年九月乙巳（1502年）正统元年五月癸巳（1506年）升户部左侍郎总督仓场
20 徐节浙江寿昌正统元年五月丁酉（1506年）正统三年（1508年）忤逆刘瑾，削秩归
21 胡瑞河南内乡正统五年十月庚戌（1510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1511年）致仕
22 王璟正统六年二月庚子（1511年）正统六年十月壬辰（1511年）回都察院管事
23 姜洪直隶广德正统七年四月乙亥（1512年）正统七年六月甲子（1512年）卒
24 郑宗仁直隶任丘正统七年六月甲子（1512年）正统九年二月辛丑（1514年）升户部右侍郎提督仓场
25 王珝永平卫正统九年二月丁巳（1514年）正统九年十一月庚午（1514年）因御寇失利贬为浙江左
参政
26 李钺河南祥符正统九年十一月丁丑（1514年）正统十二年七月丁亥（1517年）回都察院
27 张襘直隶平谷正统十二年七月癸巳（1517年）嘉靖元年（1522年）卒
28 胡锭直隶长垣嘉靖元年二月戊子（1522年）嘉靖二年八月乙丑（1523年）改漕运总督
29 毕昭山东新城嘉靖二年八月丁卯（1523年）嘉靖四年二月己酉（1525年）乞养
30 江潮江西贵溪嘉靖四年三月癸亥（1525年）嘉靖六年（1527年）闲住
31 常道直隶来安嘉靖六年四月丁卯（1527年）嘉靖七年九月丙戌（1528年）因剿潞城贼久无成功被
召回京
32 王应鹏浙江鄞县嘉靖七年九月丙戌（1528年）嘉靖七年（1528年）致仕
33 刘大谟嘉靖七年十二月己卯（1528年）嘉靖八年六月甲申（1529年）
34 张翰嘉靖八年六月庚寅（1529年）嘉靖九年九月己酉（1530年）回籍听勘
35 顾璘嘉靖九年九月乙卯（1530年）未任
36 黄钟直隶隆庆卫嘉靖十年二月甲戌（1531年）嘉靖十一年九月乙丑（1532年）乞休
37 陈达福建闽县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戊戌（1532年）嘉靖十二年七月丁未（1533年）削籍
38 王德明直隶清苑嘉靖十二年七月己未（1533年）嘉靖十三年十二月乙卯（1534
年）
以笞宗室被逮
39 任洛河南钧州嘉靖十三年七月壬辰（1534年）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1535年）改辽东巡抚
40 韩邦奇陕西朝邑嘉靖十四年四月丙午（1535年）嘉靖十七年四月乙巳（1538年）致仕
41 路迎嘉靖十七年七月甲戌（1538年）嘉靖十八年（1539年）忧免
42 陈讲四川遂宁嘉靖十八年六月庚戌（1539年）嘉靖二十年十月癸丑（1541年）免
43 刘臬湖广钟祥嘉靖二十年十一月丙申（1541年）嘉靖二十一年八月戊寅（1542
年）
失事免
44 李玨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庚辰（1542年）嘉靖二十三年三月辛未（1544
年）
以疾归
45 曾铣嘉靖二十三年三月丙子（1544年）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己未（1546
年）
升陕西三边总督
46 杨守谦彭城卫嘉靖二十五年四月辛丑（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乙巳（1546
年）
改延绥巡抚
47 孙继鲁云南云南右
卫
嘉靖二十六年正月乙酉（1547年）
嘉靖二十六年四月丙戌（1547
年）
因背明旨挟制总督，下
狱
48 苏祐山东濮州嘉靖二十六年四月丙申（1547年）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癸未（1549
年）
升刑部右侍郎
49 石迁高山东恩县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甲午（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卒
50 应槚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1549
年）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丁丑（1550
年）
改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
51 许论河南灵宝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丁丑（1550
年）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癸丑（1553
年）
升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
52 赵时春陕西平凉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戊午（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1553
年）
回籍听勘
53 王崇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庚寅（1553
年）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戊子（1556
年）
回兵部
54 闵煦直隶任丘嘉靖三十五年六月甲午（1556年）嘉靖三十六年五月辛未（1557
年）
升户部右侍郎
55 魏谦吉直隶柏乡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丙子（1557年）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壬午（1558
年）
升陕西三边总督
56 葛缙山东昌邑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己丑（1558年）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癸丑（1559
年）
改保定巡抚
57 孟淮河南祥符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庚申（1559
年）
嘉靖四十年五月丙戌（1561年）调南京
58 杨宗气陕西延安卫嘉靖四十年闰五月癸巳（1561年）嘉靖四十三年六月甲子（1564
年）
升南京户部右侍郎
59 毛鹏直隶枣强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壬寅（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十月己卯（1564
年）
罢
60 万恭江西南昌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亥（1564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忧免
61 王继洛河南郑州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癸酉（1565
年）
隆庆元年十月戊子（1567年）因虏入山西罢
62 杨巍隆庆元年十月甲午（1567年）隆庆二年十二月己亥（1568年）乞归
63 靳学颜山东济宁隆庆二年十二月庚子（1568年）隆庆四年二月辛亥（1570年）升工部右侍郎
64 石茂华山东益都隆庆四年二月丁未（1570年）隆庆五年二月己酉（1571年）升兵部右侍郎
65 杨彩虎贲卫隆庆五年三月己巳（1571年）隆庆六年七月丙申（1572年）闲住
66 赵孔昭隆庆六年七月癸卯（1572年）万历元年四月癸亥（1573年）升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
67 朱笈万历元年四月庚午（1573年）万历二年九月丙子（1574年）乞休
68 郑洛万历二年九月丙申（1574年）万历三年三月甲辰（1575年）改大同巡抚
69 沈应时万历三年三月丁未（1575年）万历三年十一月辛丑（1575年）升大理卿
70 崔镛陕西绥德卫万历三年十一月己酉（1575年）万历四年十二月（1576年）调用
71 孙应元湖广承天卫万历五年正月（1577年）万历五年（1577年）
72 高文荐万历五年四月丙寅（1577年）万历八年十二月丙辰（1580年）回都察院管事
73 辛应干山东安丘万历八年十二月己未（1580年）万历十一年闰二月辛巳（1583
年）
升南京兵部右侍郎
74 侯于赵河南杞县万历十一年三月甲申（1583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忧免
75 许守谦万历十二年八月戊寅（1584年）万历十五年二月庚辰（1587年）改宣府巡抚
76 沈子木浙江归安万历十五年二月戊子（1587年）万历十七年三月乙亥（1589年）升兵部右侍郎
77 李采菲直隶沈阳中
屯卫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万历十九年闰月丙寅（1591年）因御寇舒玩回籍
78 朱孟震江西新淦万历十九年闰月癸酉（1591年）万历十九年十一月丙戌（1591
年）
回籍
79 吕坤宁陵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丙申（1591年）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甲寅（1593
年）
升右佥都御史
80 魏允贞直隶南乐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甲戌（1593年）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壬子（1601
年）
回籍侍养
81 白希绣陕西肤施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丁亥（1601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82 李景元直隶大名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庚戌（1604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83 魏养蒙河南洛阳万历三十七年六月甲戌（1609年）万历四十年八月丁丑（1612年）升兵部右侍郎
84 樊东谟陕西蒲城万历四十年八九月己未（1612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85 吴仁度江西金谿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四十四年十月辛丑（1616
年）
养病
86 陈所学浙江海盐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1616
年）
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乙巳（1619
年）
乞归
87 徐绍吉四川保宁所万历四十八年二月丙子（1620年）天启二年六月甲申（1622年）病免
88 刘策山东武定州天启二年八月乙亥（1622年）天启四年八月（1624年）回都察院协理院事
89 柯昶福建莆田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1625年）乞休
90 曹尔桢直隶兴州后
屯卫
天启五年十二月（1625年）天启七年二月辛亥（1627年）升户部右侍郎
91 牟志夔四川南溪天启七年二月己未（1627年）崇祯元年二月（1628年）闲住
92 耿如杞山东馆陶崇祯元年三月壬戌（1628年）崇祯三年三月辛卯（1630年）逮
93 仙客谨直隶宁国崇祯三年三月癸卯（1630年）崇祯三年五月戊申（1630年）削籍
94 宋统殷山东即墨崇祯三年六月乙丑（1630年）崇祯四年三月（1631年）褫革听勘
95 许鼎臣直隶武进崇祯四年八月癸丑（1631年）崇祯六年七月癸丑（1633年）免
96 戴君恩湖广澧州崇祯六年七月己未（1633年）崇祯七年（1634年）遣戍
97 吴甡直隶兴化崇祯七年九月（1634年）崇祯十年（1637年）病免
清朝大臣
在大清律下仍是贪渎的犯行）、兼并全国千百万顷的土地以及数百处房产。在他的保护之下，他的家奴刘全也成了日掷千金的暴发户。和珅所聚敛的财富，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以一条白绫赐和珅自尽。 贫困生活 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750年7月1日）和珅出生在福建副都统常保家中。三岁时母亲因难产而去世临终时产下弟弟和琳，父亲常保在和珅九岁时亦因病去世，幸得一位老家丁和父亲的一位偏房保护和珅、和琳两兄弟才能免于被赶出家门。他更成功考上咸安官官学，和珅仪表俊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语言，更精通四书五经。更得老师吴省钦、吴省兰器重。 十八岁娶直隶总督冯英廉之孙女冯氏，和珅从此一鸣惊人。和珅曾参加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年科举，但名落孙山。他以文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由于和珅的精明能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22岁，十月，被授三等侍卫。终于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得到一个机会，做了皇上的仪仗队的侍从。具体的工作是抬轿和举旗杆的。由于他懂得利用机会，在乾隆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学，终于在四年后，当上了大臣。 清廉为官李侍尧案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海宁揭发大学士兼云贵总督李侍尧涉嫌贪污，乾隆下御旨命刑部侍郎喀宁阿、和珅和钱沣远赴云南查办李侍尧。起初毫无进展，后来和珅拘审李侍尧的管家赵一恒，向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待。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待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掌握了证据。于是他们纷纷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被迫行贿的。和珅取得了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也因此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开始贪污
清代历任浙江巡抚---文本资料
清代历任浙江巡抚 萧起远顺治二年十月丙午——顺治十一年 秦世祯顺治十一年四月丁亥——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甲戌 陈应泰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甲戌——顺治十五年五月甲辰 佟国器顺治十五年六月壬寅——顺治十七年二月辛丑 史纪功顺治十七年三月甲子——顺治十八年正月 朱昌祚顺治十八年四月丙午——康熙三年六月 蒋国柱康熙三年六月丙辰——康熙七年 范承谟康熙七年十二月庚辰——康熙十年七月癸亥 袁懋功康熙十年七月丙子——康熙十年七月丁未 范承谟康熙十年七月丁未——康熙十一年十月壬子 田逢吉康熙十一年十月丁卯——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庚辛 达都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十三年十二月 陈秉直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已巳——康熙十八年八月甲戌 李本晟康熙十八年九月戊戌——康熙二十一年 王国安康熙二十一年六月甲辰——康熙二十三年 赵士麟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巳酉——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丁亥金鋐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康熙二十八年三月戊午 张鹏翮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已未——康熙三十五年 线一信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癸未——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戊戌张敏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辛丑——康熙三十九年十月辛巳张志栋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四十一年 赵申乔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巳酉——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乙未张泰交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四十五年 王然康熙四十五年二月甲寅——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丁巳黄秉中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四十九年 王度昭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丙午——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徐元梦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壬午朱轼康熙五十六年二月辛卯——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戊寅屠沂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六十一年六月辛未 吕犹龙康熙六十一年六月辛巳——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李馥康熙六十一年十月癸酉——雍正二年二月戊午 黄叔琳雍正二年二月——雍正二年八月壬午 佟吉图（署）雍正二年八月 石文倬（署）雍正二年八月——雍正二年十一月甲寅 法海雍正二年十一月——雍正三年六月已亥 甘国奎（署）雍正三年六月——雍正三年八月 法敏（署）雍正三年八月丙寅——雍正三年十月 李卫雍正三年十月戊申——雍正七年三月丙寅 蔡仕舢（署）雍正七年三月——雍正九年
清代迁海令之祸
应可军：清代迁海令之祸 2010-3-3 21:15:20 使中国沿海经济遭受重创的迁海令 应可军 宁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灵人杰，人才辈出，宋代有罗适、周弁、舒岳祥、胡三省、等等；元代有陈廷言、王愚可、李洧孙等等；
明代有方孝孺、叶伯巨、叶兑、李至刚、许继、石简等等；清代有钱梦虎、王吉人、徐抚九等等；近现代有柔石、潘天寿等等，看来历史上宁海多是文化名人，在经济领域，鲜有特异人物，似乎宁海经济是不发达的。但是，文化的发展，必然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纵观宁海的发展史，宁海在经济领域曾经是辉煌的。唐代，宁海就是全国产盐108个县之一；百姓开始筑塘造田，开垦土地；纺织手工业比较发达，有个妇女纺织就能养家活口。五代，县令在当时贸易繁荣之时，动用大量民工，开挖运河，欲将象山港、三门湾两大港湾连接，加快运输发展；宋代，更是鼎盛时代，因金兵南逼，北方的士族大量南迁，带来可观的文化、财富、人才，宁海因而地近京都，得天时地利，经济注入不少活力，海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些均有记载。民间传说中，往往提到他们的祖先或某些寺院，都是富甲一方等等。从历史上考证，并非都空穴来风，因为在文物考查时，发现宁海的古墓多有一定的规模，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办不到的。沿海一带现在很少有明代前的建筑物，可能中国式的建筑，很难长期保存，但有历史原因造成。从现存的宗祠、寺院等古建筑来看，往往有残存的古色古香的石磉子、石柱、梁柱等等，多属唐宋遗物，而且选材相当讲究。在名树古木普查时，也发现黄坛、桑洲、岔路等近山区的数量比较多，沿海的乡镇很少，甚至有乡镇是空白，说明历史上曾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主要原因在清初的迁海令。 明朝宁静王朱术桂（1617－1683），字天球，别号一元子，是第七代长阳王朱术雅的二弟，初封辅国将军。明崇祯壬午（1642），农民军攻陷荆州，朱术桂同长阳王朱术雅一起率领辽府宗族避难到湖中。明朝灭
河南省2020届高三上学期阶段性考试(五)历史(带答案)
河南省2020届高三阶段性考试（五） 历史 考生注意： 1.本试卷分第I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共100分。考试时间90分钟。 2.请将各题答案填写在答题卡上。 3.本试卷主要考试内容：高考全部内容。 第I卷（选择题共48分） 本卷共24小题，每小题2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左传?昭公七年》载单献公(春秋单国国君)弃亲用羁(寄客）。”结果单襄公、单顷公的族人杀掉单献公而另立单成公。这反映出春秋时期 A.宗法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B.官僚政治已经取代贵族政治 C.人们对血缘关系的认同 D.宗法性家臣保持了政治稳定 2.荀子认为臣子应该“以道事君”，遇有君行不符“君道”，臣则“从道不从君”。荀子这一言论 A.旨在限制君主专制制度 B.显示了儒家的历史使命感 C.否定了君臣等级关系 D.蕴含了权力制约与平衡设想 3.秦汉两朝都鼓励老百姓分家，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规定老百姓“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一做法 A.有利于宗法制度的延续 B.推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C.减缓了土地兼并的危害 D.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来源 4.在断代史研究中，史学家吕思勉曾设“外戚功臣相诛”“休养生息之治”“封建制度变迁”三节来论述古代某一时期的政治。其研究的时期最有可能是 A.西汉 B.春秋战国 C.西周 D.东汉 5.公元818年，唐宪宗讨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后，将其管辖内的12州一分为三进行处理，并由中央派员进行管理。这一举措 A.拓展了唐朝的统治疆域 B.消除了中央与地方矛盾
C.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D.铲除了藩镇割据的基础 6.据学者考订，宋代商人及其子嗣可通过与权贵联姻的方式取得政治地位，宋人婚姻论财风气十分普遍，甚至出现“自五季(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现象。这说明，宋代 A.婚姻习俗重视物质利益 B.婚姻买卖现象较为普遍 C.传统婚姻观念受到冲击 D.财富多寡决定家庭成败 7.张之洞说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其所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张之洞所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中国农耕技术源远流长 B.西方科技未能传人中国 C.农业缺乏技术更新动力 D.传统农业正在艰难转型 8.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奏道:浙省居民稠密，户口繁多，而杭、嘉、湖三府，本地又多种桑麻，是以产米不敷民食，向借湖广、江西等省外贩之米接济。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清朝中叶江南地区A.民间手工业发展繁荣 B.经济实力下滑严重 C.农业生产力日益下降 D.雇佣关系已经出现 9.咸丰年间，清廷默许统兵大员和各省疆臣便宜行事，地方督抚不但获得了原先中央所有的筹饷权、募兵权，即连设立藩司之外财政机构的事实也得到清廷默许。这一变化反映出当时 A.外来侵略威胁清廷统治 B.清政府君主专制面临危机 C.内外危机影响权力结构 D.地方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 10.郑观应强调，在与外国协定税率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在外交交涉中，“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与公法吻合”。郑观应的这一观点 A.体现了近代国家观念 B.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理论 C.已突破“中体西用”的观念 D.开启了外交观念的近代化 11. 1895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评述意大利公众舆论强烈反对俄德法三国施压日本时，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日本在最近的战争中为文明而战，打倒了野蛮，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会从中受益。”这一观点说明 A.欧美舆论宣传左右了战争进程 B.日本力图变更中国的君主政体 C.西方媒体鼓动中国的民主革命 D.西方媒体试图掩盖日本侵略罪行
清代始设治河专门机构和官员——河道总督 张荣仁
清代始设治河专门机构和官员——河道总督 张荣仁 我国历朝历代皆设置治理山泽，兴修水利的机构和官员。元代，设都水监，置都太监（亦称都水监，秩从三品）。明代，废都水监，并于都水清吏司（置郎中，秩正五品），简称都水司，隶于工部（工部尚书，秩正二品），为工部四司之一。清代，仍设都水司（郎中，秩正五品），系工部（尚书秩从一品）四司之一；同时，清代又始设掌管黄河、淮河、运河和永定河等的堤防疏浚等事宜的专门机构和官员——“河道总督”。 清代，顺治元年（1644年），始设河道总督，又称“总河”，置总督一人，官阶为正二品，加尚书或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河道总督衙门内不设属官，只设书吏二十余人，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河道总督兼管节制，相关省属的管河道、府、州、县的管河官员——道员（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巡检（从九品）等等。道员，亦称道台，其官署称“道台衙门”；同知、通判的官署称“厅”；州同以下则称“汛”。山东设二道，所属有八厅，二十二汛；河南设二道，所属有八厅，二十汛；江苏设二道，所属有四厅，未分汛；直隶设五道，所属有十五厅，六十六汛。管河同知以下各官，各掌所分属河道之岁修、抢修及挑浚淤浅等工程；同知、通判督率州同、州判以下各官，分汛防守。 顺治元年七月，杨方兴首任总河河道总督，驻济宁州——明代“总督河道部院署”旧址（今济宁城区院门口街路北）。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出任“总河总督”，移驻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二十七年（1688年）王新命接靳辅任总河总督，还驻济宁州；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再任总河总督，又返驻清江浦。雍正二年（1724年），设副总河一人（稽曾筠任），管理河南河务，驻河南武陟；两年后，黄河险段由河南逐渐下移至山东，朝廷又将山东与河南接壤的曹县、定陶、单县、城武等处河务交由副总河管理。至雍正七年（1729年）河道分段管理，改“总河”为江南河道总督，改“副总河”为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稽曾筠为首任，初驻开封)；八年（1730年），增设河道水利总督（亦称直隶河道总督）。至此，河道为三督，官阶仍为正二品，兼兵部侍郎（正二品）或右副都御史（正三品）衔。 “总河”自顺治元年至雍正七年，历时85年，期间驻济宁州37年，驻清江浦48年。据《清史稿·疆臣年表》载：有总河总督21任，17人。其中，驻济宁州11任，9人；驻清江浦10任，8人。《山东运河备览》则载：有总河总督20任，16人。 驻济宁州的“总河”河道总督，先后有： 杨方兴，顺治元年7月——顺治14年5月任，任前职务为兵部侍郎； 朱之锡，顺治14年7月——顺治16年12月任，任前职务为兵部尚书衔；
看看李鸿章家族：宰相、总督、巡抚、富翁、院士全齐了
看看李鸿章家族：宰相、总督、巡抚、富翁、院士全齐了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35岁中举，39岁考中进士，在刑部任郎中。按家谱排辈，李文安以下八代人的辈分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这是李鸿章出使欧美前，与大哥李翰章等家人在上海合影。李文安有六子，李瀚章居长，李鸿章居次，以下依次为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这个家族出过大学士（宰相）、总督、巡抚、院士、亿万富翁等。大哥李翰章（右）与李鸿章，是李氏家族第二代传人，官职最为显赫，李鸿章官至一人至下万人之上。李翰章(1821－1899年)，字筱泉，绰号“李麻子”，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发家，历任广东布政使、湖南巡抚、江苏巡抚、湖广总督、浙江巡抚、湖北巡抚、漕运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调两广总督。李瀚章爱摆架子，人称“李大架子”。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师从曾国藩，21岁中举，24岁考取进士。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子上达25年，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军校、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生前共有两任正室夫人，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长子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精通五国语言，次子李经述准备接
父亲的班，三子李经迈曾任钦差出使奥国。老三李鹤章从军资历不浅，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因元功名，只得了个管粮食的小官。他一气之下回家经商，置地，兼营盐业、茶叶和当铺，在乡下建造400多间房的李家楼，在合肥城建了五进豪宅。他有三个儿子，老二李经羲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老四李蕴章在安庆经商，买下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英王府，后为曾国藩收复安庆后的两江总督衙门，他在全城拥有几十处房产，堪称安庆头号富商。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全身心投入到商业领域，做买卖“闷声发大财”，他做过地产、商贸和典当行等，家大业大，拥有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在李家后代中，李道增的学术地位最高，他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五代孙，是清华大学首任建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家老六房“家”字辈三兄弟李家昶、李家景和李家曙，是李鸿章老六李昭庆的第四代孙，现居海外，都是亿万富翁，被称为李家的“三艘航空母舰”。李家昶(中排左二长者)与家人在美国合影。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一)
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一)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税则制度变迁的描述，说明清代政府的税则制度变更，使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单位征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清代税则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政府规定的税则，不能随物价浮动而及时改变，物价上涨，税率降低，税收总额也随之减少，使税官们的薪俸、管理关税的各项经费，都会产生不足。因此，各关监督、或管关官员，就用私自增加收税量的办法来补充缺额、缺款，这就形成各关税则，在原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现行则例等法外则例，部颁则例成了空架子。关键词：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税率 清代前期政府对内陆各关制订了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原则和法规，称为“某某关商税税则”，对此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者许檀等和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具有重要意义，也颇具代表性。许檀等学者在分析了一些税关计征方法变更、品种增删、部分商品税额的增减及裁革免税之后，认为：“清代的税则条款和税额，从整体上看相当稳定，那么应该可以认为，其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并指出：“不能认为税额的增长就一定是加重剥削”1。香坂昌纪根据康熙《浒墅关志》2和嘉庆《浒墅关志》对不同时期浒墅关的税则进行比较，说明税额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增加。他认为，雍正年间规定“计石征课制，其后继续使用，基本的原则没有变化，但是可以推断税率超过定制（部颁税则标准）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还认为，康熙、雍正二次修改税收则例，“每次（商人）担负的税额都被增大”3。但香坂氏认为北新关的税率低4。简言之，以许檀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整体上税则相当稳定，税率呈下降趋势。税额增长也不一定是加重税收，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则整体上变化不大，税是不重的。以香坂昌纪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税额是增加的，税率增加的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浒墅关几次修改税则，每次都增加了征收标准，商人的税负比较重。应该说，两篇文章都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严谨，但却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分歧主要反映在两方面，第一，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化问题。第二，税率的变化趋势是增加还是降低？从而说明清代前期政府的商品过关税是重还是轻？本文准备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税则制度从管辖角度看，清代的内陆税关分为户部管理的关，简称户关，工部管理的关，简称工关。各关商税则例规定的纳税对象有商人和船户，一般来说，商人缴纳商品税，亦称货税，船户缴纳船税，亦称船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部分户关中的货税则例进行探讨。税收则例是政府规定的征收商品通过税的原则和标准，亦是政府颁发的具体经济法规。政府的税收则例，要求相关人员按规定标准、手续纳税和征收，这里简称为税则制度。明代的税则制度分梁船则例和货物则例。梁船则例是向船户收取船料，原来是“以装载货物多寡为率。后从简便，乃验船梁阔狭，定收料银重轻。大抵自五尺以上榷其料至有一、二丈者”5。可能是船只装载货物的多寡很难测量，所以改为梁船计征，使税收方式变得简便。“各钞关止收船料，惟山东临清、杭州北新关兼收商税”6。货物则例是先向船户征收，再由船户向商人收取“纳料等项”。“凡各处车辆船只装载货物经过，或彼发卖，各照货物精粗，定收银多寡，具有则例可遵”7。当时人评价称：“斯关算舟，弗征其货，政善优矣”8。明代的货税则例是从价计征，亦称价则，即将过关商品，先官为定价，颁发定价则例，然后按价征税。清代顺治元年全面免税，第二年开始征税时，各关一般都沿用了明代的税则，以后才逐渐有所变化。从表面上看，清代政府对税则的变更主要是将明代钱币单位钞贯改为清代钱币单位银两；将明代流通的商品品种、部分商品具体征税数目裁革减免等9。这种改变从官方文书上看，至少延长到了乾隆年间。如临清关，乾隆11年“则例开载应征各项货物，共一千九百余条。今该抚咨送该关收税簿册，逐一查对，所征货物仅止一百八十余条，较之则例开载不及十分之一”10。“临清关商税则例，刊自前明，其条例多不宜于现行。迨乾隆二十九年，该省巡抚崔应阶，以旧刊税则内，开列钞贯名色，兼列前朝衣饰，及赌具等物，非体制所宜，奏明将钞贯名色，折合银数，并将赌
清朝名臣李卫的生平简介
清朝名臣李卫的生平简介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清代名臣。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不论所任何职，在位时能体察民间疾苦，深受百姓爱戴。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清朝名臣李卫的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李卫(1687年2月2日-1738年12月3日)，字又玠，江南铜山人(今江苏徐州丰县大沙河镇李寨人)，雍正时期，与鄂尔泰，田文镜并称为“三大模范”。李卫康熙年间入朝为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李卫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历任浙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乾隆三年病逝，谥敏达。 李卫并不是出身于市井的小混混，而是江苏丰县一家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家，识字不多，好习武，武艺精湛，善于治盗。史载“凡盗之巢薮、火伴，访制如绘。临期以一锦囊付将弁，并往调教，即时擒获。 康熙五十六年，李卫花钱捐了一个官。《清史稿;李卫传》载：李卫“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据《小仓山房文集》载，李卫在户部供职期间干了一件让当时还是亲王的胤禛刮目相看的事：当时分管户部的一位亲王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 李卫屡次谏阻都不听，于是在走廊上置一柜，写着“某王赢钱”，使这位亲王十分难堪，只好停止多收。雍正十分看重李卫“勇敢任事”的优点，一继位就任命李卫为云南道盐驿道，次年擢升为布政使掌管
朝廷重要税源的盐务。 雍正三年1725年又被擢升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雍正五年，李卫“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翌年，朝廷又以“江南多盗”，而地方官又“非戢盗之才”为由，命李卫统管江南七府五州盗案，“将吏听节制。”雍正七年，李卫被加封为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雍正十年又内召署理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 李卫在浙江期间，雍正全面推行“摊丁入亩”。在到浙江之前，浙江巡抚曾试图推行，因地主土豪的阻挠而作罢。其上任后，明确表示了坚定的改革决心。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在任上制止了一些富户刻意制造的骚乱，自此“摊丁入亩”得以实施。 雍正枥力称赞李卫，甚至在奏折上批道“此筹是，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此时，天下督抚与朕心关切者，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耳。”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到九月，其侦破了一起以江宁人张云如以符咒迷惑百姓的反清复明集团，张云如与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人被逮捕。 乾隆三年(1738年)八月，在随皇帝拜谒泰陵时，突发肝病，十月，乾隆帝允准其解任调养。然而未及还乡，即吐血身亡，年五十二岁。乾隆帝深为悼念，遂谕曰“李卫才猷干练，实心办事，宣力封疆，无少瞻顾，畿辅重地，正资料理……今闻溘逝，深为悼念。”谥号“敏达”。 李卫和年羹尧的关系很多人想知道李卫和年羹尧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李卫和年羹尧都是雍正皇帝手下的大臣。在雍正还是亲王时，李
清代各地学额的分配
清代各地学额的分配 何谓“学额”：政治资源的空间分配 清代学额，简单一点讲是指童子试（院试）录取的府州县生员（俗称“秀才”）的名额。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明制，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训，对学额制度进行改革。它对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称为“童生”，考生入学后称“生员”。生员分为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廪生、增生是岁科两试中按名取前列者，每月有廪膳费，刚录取入学的生员称附生。 中国古代学额制度是政治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载体。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资源和权力在基层的分配。清代“科举必由学校”，然入学有定额，即学额所限。正因如此，在清代，学额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各地、各方争夺的目标。秀才是清代基层绅士的主力，入学，成为秀才（生员）是获得进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门槛，意味着摆脱了“民”的身份，拥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 顺治九年（1652），各地学宫立卧碑文：“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
衙门官以礼相待。”康熙九年（1670），礼部题准给予生员一些优恤政治待遇：“生员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事讼小事，发学责惩，不得视同齐民，一律扑责。” 清朝的最后一位科举人钟毓龙谓：“秀才对长官，别于平民者三事：一、但须长揖，不必下跪。二、自称生员，不称小底。见知县称父台，见知府称公祖，不称老爷、大老爷。三、非先咨请斥革，即犯法亦不能用刑。”虽然生员见知县、知府可以不称老爷，但平民百姓却必须称生员为“老爷”，所谓“举贡生监，无不老爷”。成了生员就意味着步入绅士阶层。同时，若进一步参加科考，中了举人，则进入官绅阵营。举人之出路，自以得中进士为正途。若会试屡屡不中，则尚有两出路，谚所谓“头顶知县，脚踏教官”。 正因为如此，众多士人耗尽毕生精力也要入学。据张仲礼统计分析，19世纪平均一个县的童生数要略高于1000人而学额却只有区区几十。 分配原则：文风高下，钱粮丁口多寡 学额的重要性已如上述，清政府对于各府州县学的定额原则，在《学政全书》、《会典事例》等政书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顺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为大、中、小学。”商衍鎏先生结合自己科场切身经历写成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试探清朝前期督抚的陋规收入
2005年7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Jul.2005第26卷 第4期I N NER MONG OL I A S OC I A L SC I E NCES Vol.26 №.4 试探清朝前期督抚的陋规收入 李春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官吏的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症,几乎无世不有,即使像承载着过多荣耀的“康雍乾盛 世”也未能切掉这块像癌一样的毒瘤。官吏们通过“陋规”把贪污发挥到了有组织、成网络、成规模、几乎无孔 不入的程度。从中央到地方,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清史学界对此颇多论及,但对于此时的地方最高长官——— 督抚的“陋规”收入及其名目却未做过全面、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清朝前期;督抚;陋规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81(2005)0420026205 陋规是指各级官员俸禄以外的、从国家税收和民脂民膏中攫取或搜刮来的、日久成为一种“惯例”的法外收入,在史料中也称“规礼”、“规例”。陋规在满州人入关不久就已广泛、深入地渗透到清朝的各级衙署。雍正二年(1724年),山东巡抚陈世倌说:“有一衙门即有一衙门之规礼,有一规礼即有一规礼之杂费,积习相沿,多历年所。”[1](第三册,P196)各省督抚通过陋规所获得的法外收入,相当于其正俸①的数十、数百倍,并且越富庶的省份,督抚陋规的收入越多,偏远、贫瘠地区的则稍微差一些。如康熙五十六(1717年)年,江西巡抚衙门的各项旧规,共计银七万多两②。雍正元年,山东巡抚衙门有各属规礼银共11万两。河南巡抚一年各项陋规不下20万两。素称贫瘠的贵州省,每年巡抚衙门的规礼银也近2万两。在此,仅就清代前期渗透于督抚衙门的近20种陋规中值得注意的几种略作探讨。 一、礼节性的陋规 (一)门礼,即门包 清朝的总督、巡抚是关防衙门,内外隔绝,政府 [收稿日期]2005201219 [作者简介]李春梅,女,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研究实习员,硕士。专门为衙门设置了中军及巡捕官负责对来见属员的稽查和传禀,目的是为了防止督抚的亲族等与属员接交。然而,大多数官员仍用亲信家人传事。属员来见,不论是公事,还是送礼,要想顺利见到上官就要给这些出入传禀的家人送上门包。 当时,门包数额没有严格限定,各省依据习惯互有差别。在山东省,州县级别的官员进巡抚衙门一次,门包是十六两银子,进布政使或按察使衙门一次是八两,进粮道衙门一次十二两,进驿道、巡道衙门一次五两,进顶头上司———本府本州衙门一次为十六两,这些均为惯例。在湖南,同样是进巡抚衙门,比较富裕的州县官应递上的门包是十两,中等州县是八两,比较贫困的州县是六两。而道府一级的官员进巡抚衙门则要在此基础上加倍。布政使或按察使进巡抚衙门需再加倍。可见,级别不一样,从门礼上也要有所体现。 那么,督抚衙门一年大约能收多少门礼,对此,文献中未见到较为全面的记录。雍正九年(1731年),两江总督高其倬曾在一奏折中提到,每年门包有二百四十两。也是在雍正年间,湖南巡抚布兰 62① ② 清前期顺治十年(1653年),又对先前所定的正俸标准进行了调整,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正从二品一百五十五两,正从三品一百三十两……正从七品四十五两,正从八品四十两,这次调整成为后来一直被沿用的定制,在“养廉银”确立之前几乎没有变化。(《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癸已) 以下有关数字均来源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清代浙江竹刻兴盛的缘由探析
2019年第05期思考·探索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项目课题名称为：关于浙江竹刻艺术发展历史的图画表现研究，项目编号为2018B39。 作者简介：杨春燕（1983-），女，嘉兴人，嘉兴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设计学。 夏一霖（1986-），女，嘉兴人，嘉兴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设计学。 收稿日期：2019年1月17日。 浙江竹刻起于明代晚期，兴盛于清代。明代浙江的雕刻名匠严望云 亦善竹刻，其雕法与”三朱”相仿。至清代，浙江竹刻涌现了以潘西凤、文鼎、曹世模、陈春熙、蔡照、方絜、胡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竹刻艺术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貌。为什么浙江竹刻在清代会出现这一兴盛局面？经笔者研究，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浙江竹刻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在明清时期有良好的文艺基础和氛围，以及繁荣的经济基础1.1浙江的竹制品历史悠久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使用和栽培竹类[1]。浙江地处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域环境特别适合竹子的栽培。2002年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8000年属于跨湖桥文化的竹篾席状编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知的最早的竹制品[2]。 竹子除了制成普通的生活用具，还能制成文人雅士理想中的文房用品。明代隐居浙江杭州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写道：“书斋宜明镜……斋 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3] 明、古、旧、斑，从高濂对文房用品的选择可以看出，竹制的笔筒除了实用功能，更有可供细细品味乃至寄情于物的文人情趣在其中。1.2浙江竹刻在明代已初见兴起的端倪，并与嘉定竹刻和金陵竹刻息息相关 明代中后期浙江有竹人活动，严望云（一作阎望云）即为代表[4]。《五石瓠》记载：严（阎）望云为浙中名匠，著名鉴藏家项元汴（1524-1590）赏 重之[5] 。 他的竹刻作品留存较少，但竹木雕刻技法相通。从他的沉香雕作品“松溪牧牛图”笔海上看，主要采用了圆雕、浮雕、高浮雕等雕刻技法。他曾为项元汴制一竹根杯，项氏题识“截得青琅玕，制成碧筒杯。霜螯正肥美，家酿醉新醅。”该作品以黄杨木为材料，根据原有材料巧妙地设计成竹根形状，可以看出严的雕刻功力非常深厚。 竹刻之形成专门艺术约当明代中叶……与众工艺互影交光、息息相通也[6]。至清代嘉庆以前，嘉定和金陵两地竹刻艺术发展鼎盛。嘉定竹刻以“三朱”等人为代表，金陵竹刻以濮仲谦等人为代表，名闻遐迩。 浙江地理上与以上两地接壤，文化上也有交流。竹人在思想、技法上亦有相似之处。据《古禾杂识》记载，嘉兴竹刻源自上海嘉定，最初刻于檀木之上，后为求刻面光洁，选择竹子作为刻制材料。上面提过的严望云的“松溪牧牛图”笔海所用的雕刻技法与嘉定“三朱”相近。1.3清代浙江文人辈出、篆刻家群起，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氛围 明清改朝之际，思想文化变动不居，黄宗羲于清初创立了清代重要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一直延续至清中叶，代表学人主要有黄宗羲、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乾隆至嘉庆年间，阮元先后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在其主政期间于杭州设立了诂经精舍，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经学、吏治及文艺人才[7]。 清代浙江不仅在学术上文人辈出，而且篆刻家也是群星璀璨。以丁敬为开派人物[8]，以西泠八家为代表的“浙派”篆刻，经几代印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成了清朝乾隆至咸丰百余年间最大的印学流派[9]。浙派篆刻老中青三代荟萃，其中有老一辈的张燕昌、黄易、奚冈、吴东发，中青年一辈的陈豫钟、何元锡、郭麐、陈鸿寿、张廷济、高日濬、高垲朱为弼，更年轻一辈的有孙均、屠倬和赵之琛。在众多的篆刻家中喜好刻竹的大有人在，并对竹刻技法的走向与竹刻题材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4地方经济的繁荣为浙江竹刻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浙江土地和水资源丰沛、四季分明、雨水光照充足、温度适中，适合种植和培育水稻粮食。自隋唐以来，浙江就是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 据史书记载：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10] 。 浙江不仅粮食产量丰盛，自元末明初后，以蚕桑棉麻为主的经济作物得到全面发展。万历年间杭人张瀚说：“杭州其都会也……桑麻遍野，茧丝棉苧之所出，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 东也。”[11] 1528年，明嘉靖皇帝根据御史朱实昌的建议，取消了南直隶的苏、松、常、镇和浙江的杭嘉湖等府的门摊税[12]。因此，浙江地区在清代以前已经由农作物经济逐渐向农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发展，手工业也逐渐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尤其是杭嘉湖地区，逐渐成为丝织生产和交换中 心。同时，明代税收的降低，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与浙江接壤的安徽历来有经商的传统。徽商的经营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他们遍布广泛、经营种类繁多，与竹刻相关的就有深受文人喜爱的文房用品。他们不仅带动了浙江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 文人、学者和技艺之士[13] 。以上缘由为竹刻艺术发展成为工艺品进入商品市场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清代浙江竹刻形成了以杭嘉湖文人竹刻、台州竹黄雕为特色的地方风貌 金西厓在《刻竹小言》将清代竹刻的发展特点归纳为清代前期“繁绮多姿”，清代晚期嬗变为“平浅单一”。清代浙江竹刻总体上也符合这样的变化，因此按照发展特点可划分为两个时期：清代乾隆年之前归为前中期，有名望的代表有王概、潘西凤、宋峨源、张燕昌；清代嘉庆至宣统年间为清后期，主要的竹刻名家代表有文鼎、曹世模、陈春熙、蔡照、袁馨、方絜、张莘、胡钁、金之骏等。 尽管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浙江竹刻与嘉定竹刻、金陵竹刻相仿，都经历了由繁复到单一的工艺变化。但浙江竹刻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方风貌，从而共同营造出兴盛的局面。2.1清代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的竹刻以文人竹刻为主要特色 晚明时期政治动荡、官场混乱，一些文人士大夫因仕途不畅，便“以耽情诗酒为高致、以书画弹琴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噱谈声伎为 放达，以淡寂参究为静证”[14] 。在这种情势下，文人寄情于艺术品鉴乃至亲身投入艺术创造，也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其中，竹子作为文人高洁品格的象征，历来为文人所青睐。与竹有关的竹刻艺术，也随之成为许多文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晚明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描述道：“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侯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看山、临帖、刻竹、喂鹤， 右皆一人独享之乐。” [15] 到了清代，文人亲自创作竹刻作品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刘岳先生统计《竹人续录》所录清代竹人中，诸生就占了22%以上[16]。清代浙江竹人中亦多诸生，仅以嘉兴地区为例，秀水有朱熊，石门有吴宝骥、濮院有岳鸿庆，两县之海宁有陈喈、卜人镜、蒋訚、吴大雄，海盐有胡裕、陆凤墀、张 开福、任寿祺……其中，朱熊与张熊、任熊时称“沪上三熊”[17] 。此外，程筠、宋峨源、吴粤生等诸生也是清代嘉兴的篆刻家，亦擅竹刻[18]。 清代前中期文人参与竹刻的代表人物有王概、殷树柏、杨秉桂、张燕昌等。以王概为例，他是清前期画家诗人兼擅治印、刻竹，浙江嘉兴人，工山水学龚半千笔法，《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作品：“雄快以取势，苍健或过之，而冲和不足。人物、花卉、翎毛之类，都有味外之味。”与当时名流汤燕生、李渔、程邃、孔尚任、周亮工等都有交往。 竹人与文人相友善，为竹刻艺术注入了文化的养分。例如，潘西凤与当时名流费执玉、郑板桥等人常相交往，结伴同游。《郑板桥集》中即收有《赠潘桐冈》等诗数首，盛赞其刻竹艺术。 与此同时，文人书画家参与竹刻者众多，以刀痕再现书画笔墨成为竹刻艺术发展的一大趋势。例如，宋峨源精篆书，又擅刻竹，与殷树柏、费子苕（丹旭）、陈莲汀相友善，所刻扇骨、文房名品皆数君所书画[19]。 到了清代乾隆帝时期，皇帝崇尚古玩，命人将宫中收藏的鼎、彝、尊等青铜器收集整理，纂修成《西清古鉴》，从此金石研究便成为时尚，文人雅士皆尚钟鼎彝器铭文，在竹制品中也有金石文的出现[20]。因为文人书画家崇尚金石文，竹刻工艺渐趋浅刻和平刻，风格略显单一，众多竹刻家不再是文人出身，亦不能自画自刻，故催生了竹人与书画家合作的局面。比如嘉兴的胡钁曾刻扇骨多种，其中有吴伯滔所作《晚翠亭图》，旁为蒋幼节题诗，集名人诗画篆刻于一扇，堪称三绝[21]。胡裕所刻作品皆张石匏（张开福）书；张辛从张廷济受金石之学，两人常有合作，《清仪阁缩藏古器文物》记载张辛曾为张廷济将绾结壶缩图入册。 清后期的画坛正流行海上画派，画家任熊与当时浙江多位竹人有过合作，比如蔡照所刻作品均由任渭长落墨，名重于时。袁馨也尝刻任熊作品《洛神》于臂搁，雕法细腻，惟妙惟肖，与蔡照齐名。故《广印人传》谓：“浙中以刻竹称者，惟椒孙与容庄两人而已。”2.2清代浙江台州竹刻的竹黄雕别开生面 清代台州的竹人代表有方絜、陈源和王勋。和杭嘉湖地区的文人相 清代浙江竹刻兴盛的缘由探析 杨春燕，夏一霖 （嘉兴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浙江竹刻兴盛的缘由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认识浙江竹刻发展的内涵及特点。指出：浙江竹刻之所以能在清代快速发展、进入兴盛局面，首先得益于浙江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和经济基础，其次在明清时期以浙东学派、诂经精舍为代表的文人团体、雕刻家团体为浙江竹刻营造了良好的文学与艺术氛围。更重要的是，浙江竹刻与嘉定、金陵两地的竹刻既有相通之处，亦有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浙江；文人竹刻；兴盛；缘由 189
清朝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
清朝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 第一节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 清代的漕运、盐政和河工清廷的基本财政收入来自田赋、漕粮、盐课、关税、杂赋（以上为正额）和耗羡（额外附加税）。所以，漕运、盐政和河工与清廷的财政经济密切相关。 清皇朝定都北京后，为供应聚集在京师及附近的皇室、贵族、官僚、军队以及不事生产的旗人的食粮，因袭历代形成的水运网，每年要从全国粮食产量较高的东南地区调运大量粮食，经运河运到北京，凡有关这项事务，就统称漕运。清代的漕运，由两江总督及漕运总督主管江南北漕运，山东、直隶两省的漕运由河东河道总督及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分管。总督之下各省份设粮道，在运河两岸设卫所，保护漕粮的运输，在有漕粮任务的省份设屯田，专为赡养屯丁运粮之用。清代形成了一整套漕运制度，以确保朝廷的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前，清代漕粮全部征收实物，只限于在有漕粮任务的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中征收。因此，漕粮是从田赋派生出来的一种土地租，属于中国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实物地租。只因为有一套征收、运送的机构与制度，因而可以与田赋的征解全部分开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税收制度。漕粮的征收数目也有定额，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 年中，正粮定额为每年400 万石，占田赋征实830 万石的48.2％。它是清廷财政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定。 盐课是政府向每个食盐者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即盐税。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行国家专卖盐铁，设盐官主收盐税。到唐代中期以后，又特设盐铁使，成为当时握有财政大权的重要官职。清代也设官管理盐政，道光、咸丰年间，由各省督抚兼管盐政，盐税权力集中在清廷手中。鸦片战争以前，食盐除了少数池盐和井盐外，主要是海盐，有芦盐、淮盐，而以淮盐为主，行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清廷对食盐也实行包商专卖制度而从中征税，根据行政管理和运输的便利，将全国划分为12 个行盐的区域。鸦片战争前，全年财政收入4850 万两，分别来自田赋（2300 万两）、盐课（650 万两）、关税（450 万两）、杂税（800 万两）、耗羡（650 万两），盐课收入已占到13％，仅次于田赋。鸦片战争后，随着田赋收入的减少，关税和盐税逐渐成为清廷的主要财政收入。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的关、盐税收入年约4000—5000万两，清末已达到7000 万两左右。北洋政府时，1913 年的财政预算中，盐税占总收入的23.12％，与关税合起来，将近总收入的一半。 河工本是治理河道、防止水患的工程，又特指治理黄河、运河的工程和事务。清代，河工已有岁修、抢修、另察、专察、奏办、咨办等名目；运河工程还有冬挑例工，如从丹阳至镇江段运河、邱宿运河、山东运河、淮扬运河及直隶运河也有疏浚工程，但不是经常性的。由于漕运十分重要，并与河工密切相关，所以清代河工管理机构比较庞大，设河道总督，对黄河和运河分段、分省进行管理。主要由江南河道总督主管江苏、安徽省的黄、淮和江北运河工程及大江两岸运口埽坝，京口闸等启闭工程。两江总督除主管江南北漕运之外，还要与江苏巡抚兼管常州镇江段运河及练湖挑浚闸、坝等工程。河东河道总督除与山东、直隶督抚分管山东、直隶两省漕运之外，还要主管河南、山东的黄河工程及山东运河工程。直隶运河工程则由直隶总督兼管。督抚以下设道、厅、汛三级河工管理机构。河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河工费用一直属于生产性支出，并且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自乾隆年间以后，黄河的岁修、抢修经费每年约80 万两银，另外还有厢埽、筑坝等工费叫“另案”，每年常达100—200 万两，两项常在300 万两以上。每年运河工费以江北运河最多。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廷的经常性财政支出中，河工费、塘工费共计526.28 万两，占总支出的10.39％，仅次于军费支出（占57.14％）和官吏的俸禄支出（占15.58％）。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弊政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奢侈腐化的阶级本性和封建官僚机构的无能，绝大部分胥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近代史作业&&名人故居介绍
追忆家乡似水年华！ —徐州名人故居show 一.徐州状元李潘篇 二.官员李卫篇 三.布衣皇帝刘邦篇
一.状元李潘 篇 李蟠，清代康熙、雍正、乾隆 时期人。 李蟠家住县城南状元集（今属 宋楼镇），是清代徐州唯一的 状元。祖居河北省真定府真定 县。元代迁居徐州西北程子 院，即今丰县黄楼乡辛集村。 后迁居丰县岳庄镇六座楼村。 李蟠少有大志，聪明好学。幼 年读书，一目十行，遇难究底， 提笔如有神。10多岁便补为 博学弟子科。后来，他听说江南山水佳丽，便遍吴山、天目、钱塘、西湖等地，而后文思更佳。康熙庚午年（1690）李蟠中举人。康熙丁丑年（1697）李蟠中状元。康熙皇帝很喜欢李蟠写的3篇文章，亲自主持对李蟠的殿试，康熙帝问李蟠策略、吏治、河防诸事，李蟠对答如流。康熙尤其满意他的治河策略，于是擢为鼎甲第一名，即状元。 李蟠中状元后，任撰修，入国史馆，纂修《大清一统志》，并教授皇子皇孙，深受康熙宠幸。
一次，暹罗派使者来朝，皇帝赐李蟠一品官服，命其接待。李蟠当时宣扬德义，声如洪钟，风度潇洒，使暹罗来使额手称庆，以得识天下第一人为幸因而李蟠显赫一时，后皇帝赐李蟠母为诰命夫人，褒其教子有方（其圣旨现存徐州户部山其十七世孙家内）。 康熙己卯年（1699），顺天府乡试，李蟠为主考官。姜西渔是副主考官同朝探花徐某向李蟠说人情，请照顾他的侄子。因李蟠将徐探花写有侄子姓名的纸条 丢失，只好把接近录取标准的姓徐的考生一一录取，就是这样，徐探花的侄子仍未考中。发榜后，徐探花造遥说：“这次考试有弊，李蟠受贿，成绩好的不录取，成绩差的倒考中了。”适巧这时户部郎中孔尚任写了《桃花扇》和《通天榜传奇》，《桃花扇》有反清思想，在京城演出，康熙又气又怕。《通天榜传奇》是攻击李蟠顺天府乡试舞弊的。于是康熙帝宣布这次考试无效，另行复试，结果出入不大。康熙帝便将孔尚任撤职罢官，并责孔尚任身为国家大臣，不应讽刺同撩，即使李蟠有罪，应由刑部审理。李蟠被谪戍沈阳。李蟠的门生鄂尔泰、史贻直、励杜纳等上疏讲情，恳求康熙帝，说：“黑石峡就是徐州的云龙山，那是李蟠的家。”但圣旨已下，不可更改。于是李蟠便归居徐州，著书立说，自取其乐。
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在清代，保甲制度被皇帝当作弭盗安民的重要手段，在全国范围内热切地推行。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保甲组织，监督不法，强化基层管理。不过，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竟至于“数百年来此举几视为具文矣”[1]。究其原因，虽然保甲制度的设想看起来可称完美，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况且，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总需要依靠人来实施，实施过程又总是夹杂着一些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行为，这些行为有时会导致制度的实施偏离正确的方向。清代保甲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地方官、衙门书役、保甲长等各有打算，地方百姓未受其利却先受其害，从而始终难以形成推动保甲制度正常运转的凝聚力，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流变。 一、清朝皇帝一厢情愿 保甲制度在清初就已经实施，“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2]。顺治年间缉捕逃人的谕令中多次提及保甲。比如，顺治三年七月之前的法令规定，如果逃人自己归还旧主，则将窝藏逃人者处死，其余九家及甲长、乡约处鞭刑一百后流放，主管官吏一同治罪。顺治三年七月则规定，若逃人自己归还，窝藏逃人者及其两邻处以流刑，甲长同其余七家之人各处鞭刑五十，主管官吏及乡约得免予处罚[3]。上述法令体现了清初十家为一甲，一家窝藏逃人、九家连坐的情形。顺治六年四月又曾谕内三院，对于各地逃亡人口，不论原籍何处，一定要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之中，使之安居乐业[4]。
至于编联保甲的办法，康熙四十七年曾规定：“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可互相救应，保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立簿稽查，寺院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2]道光年间徐栋所辑《保甲书》也记录了《户部则例》关于编联保甲的办法：“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每户由该管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男丁名数，出注所往，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限年更代，以均劳逸。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5] 当时很多人对保甲制度的实施效果持乐观的态度。顺治时举人彭鹏说：“保甲行而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焉，”[6]康熙年间黄六鸿说：“夫保甲之设，所以弭盗逃而严奸宄，法至善也。”[7]为了使保甲制度为全国百姓所接受，康熙十八年，浙江巡抚陈秉直对康熙九年颁布的上谕十六逐一解释——其中第十五条即“联保甲以弭盗贼”，经礼部奉旨复议后颁行各省，这篇注解行文甚是直白，关于第十五条陈秉直的解释是这样的： 你们百姓可晓得地方失盗是你们最不好的事么？大凡盗贼窃发，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