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宪政

2009年8月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Aug.2009第4期（总第107期）Journal of Henan Public Security Academy No.4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宪政

郭武轲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为何最初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从宪政的民主、法治、人权等要素出发，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人治、家族本位两相对比，探寻中国古代无法生发宪政观念的缘由，并由此论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宪政；法治

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33（2009）03-0105-03

何谓宪政？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为何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学界对其概念的论述纷纷扰扰，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法、民主政治、法治、人权为其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这恰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不具备的特质。本文将从宪政的要素入手，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民本、人治、家族本位等元素相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宪政的原因。由于这里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从我国国家的产生至清末中华法系解体之间，而此期间中国并无宪法文本，故宪政的第一个要素不予论述。

一、民主与民本

民主政治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滥觞于古希腊的某些城邦，经历了2000余年的间隔后，在欧洲和北美大陆重新焕发了生机。民主包括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等几种不同形式。虽然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概念为民主定义，但“民有、民治、民享”应为民主的重要内容。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至少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如美国在其民主制刚产生时“也像在由人民治理的一切国家一样，多数由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民直接指定他们的代表，而且一般每年改选一次，以使代表们完全受制于人民。由此可见，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1]。中国古代也产生过和民主思想外观相似的民本思想，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局限性，民本思想并未朝纵深方向发展，反而成为巩固专制统治的帮凶。

民本思想最早见诸于先秦。周公在解释小宗周为何能够取代大邑商的统治时指出，天命和民众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天的意志往往通过民众表现出来，“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为了使天命不轻而易举地转移，就必须做到“顺天”、“敬德”、“保民”，因此民心向背不可忽视。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瓦解，一些出身贫贱的贤人，如百里奚、苏秦、张仪等跻身君主“智囊团”。这些“布衣卿相”的出现，使得人民在政治上获得相对平等的参与机会，促进了民本思想的勃发。孟子是最为激进的民本主义者，通观《孟子》全书，其核心是为了实行仁政，而实行仁政的具体措施都和“民”有关。梁启超将孟子的政治思想总结为“孟子言政治，殆不出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两者之范围。直言之，则舍民事外无国事”[2]。这一概括可谓精准。

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对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的

收稿日期：2009-03-09

作者简介：郭武轲（198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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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进行有效统治，秦始皇开始采取严苛的专制统治措施。此时外无诸侯分治，内无贵族分权，除了君主自身及物质条件的限制外，君主无疑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李斯在写给秦二世的督责书中所言“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然而物极必反，秦朝行极端专制，导致了二世而亡。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设法对专制政体在不改变其性质的基础上进行粉饰或者限制。高明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作为遮盖其专制统治本来面目的面具，汲黯直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可谓一语中的。此后各代纵然出现了如唐太宗等能够正视君民“水舟关系”的明君，但其爱民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在专制的君主政体无法打破的情况下，兴民权只能成为一种奢谈。

二、法治与人治

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与人治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最早提出法治和人治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人治是“一个人来统治”；而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启蒙思想家们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德斯鸠将国家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4]他讴歌的共和政体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三权分立是他认为的法治基础，因此在其学说中，实行法治的共和政体同实行人治的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是水火不容的。由此可见，欲行法治，必先和君主、专制割裂，古代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秦以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口悬天宪，其诏、命一出即为法律，皇帝之外的一切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他们对臣民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被统治的臣民唯有如履薄冰才能苟延残喘。尽管秦以后从宗教、法律与制度方面对皇权有所限制，但就大势来看，收效甚微。萧公权阐述了其中的原委：首先，从宗教方面而言，董仲舒认为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种极其危险的政体，所以提出以天的权威来限制君主的意志，天通过祥瑞或者灾异对君主的统治进行评价。而这一学说真正实施起来却被打了折扣，董仲舒是天人相与学说的肇造者，却因言灾异下狱，几乎论死。更有甚者，汉元帝汉成帝之后，天变的责任逐渐推移到三公身上，而和君主无涉。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汉朝已经根深蒂固，不是“天威”的宗教学说所能约束和动摇了的。其次，从法律方面而言，对君主的限制主要来自国家的成法和祖宗的家法，而史家所载的君臣守法之事有限，不守法的例子却罄竹难书。秦汉后，君主在立嗣、用人、行政、施刑等事务上，除非遇上有力的阻遏，每每倾向于任意而行，不顾法规。最后，从制度方面而言，有些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对限制王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代丞相和三公的权力在一个时期内即是如此，然而这些制度上的限制常常归于无效。汉代相权有时几乎可以与君权抗衡，但却难以抵挡皇帝的决心，王嘉反对加封董贤，而哀帝最终却封董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三公之上[5]。因此，古代中国的治国之术是典型的人治，与法治所追求的境界有天壤之别。

此外，还有必要讨论另一个话题，即法家所倡导的究竟是不是法治。以传统的观点看来，先秦儒法两家的对立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儒家倡导人治而法家倡导法治。根据俞荣根考证，最早指出这种对立的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道家学说、儒家学说、墨家学说、法家学说分别用“无治主义”、“人治主义”、“新天治主义”、“法治主义”加以概括。此后“人治与法治对立论”几乎成为研究先秦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一条原则[6]。可是，法治必须与民主相联系，必须以根本法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依据，而这一根本法所要确认的主要原则是“主权在民”，一切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虽然倡导“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但实施这一主张的主体是专制君主，其将赏罚之权完全垄断于一手，“刑无等级”根本与其无涉，如果君主认为自己有失政之处，最多降下一个“罪己诏”，根本不可能遭受法律的严惩。“刑无等级”的真正目的在于君主以重刑严惩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大臣，保持和巩固已经得到的独尊地位。显而易见，法家学说同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毫无共通之处，其“法治”学说究其本质仍然是赤裸裸的人治。

三、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

宪政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个人本位是人权的别称，是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然人个体及群体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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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享有、法定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作为人的权利”[7]。现代的人权主要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民族自决权、环境权、自然资源权等诸多权利。在中国古代，法律漠视个人权利，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为了家族的稳定不惜牺牲家族成员的利益。唐律中规定了若干子孙违反教令、别籍异财等“犯罪行为”所招致的处罚。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进步文人仍将言“权利”视为耻辱。如梁启超在论述孟子的法律思想时说：“权利观念，可谓为欧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元素。彼都所谓人权，所谓爱国，所谓阶级斗争等种种活动，无一不导源于此。乃至社会组织中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真是无从理解。”[8]由此可见家族本位观念在中国之根深蒂固。

为什么家族观念在中国社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自然经济的影响；三是宗法制度的影响。特别是产生于儒家思想和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大。宗法制的核心为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划定各氏族成员的地位。在宗法制的影响之下，通常由一个氏族的成员聚居形成一个村落，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宗法制下的氏族具有高度的自治性，“每一个氏族在村落里都有其祖宗的祠堂。除了祭祀的设备外，通常还有一块书写着氏族所公认的‘道德规条’的木板，因为氏族尤其无可置疑的权力为其成员立法——

—此一权力不止具有超越法律（praeter legem）的效力，并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在宗教惯习的问题上，还具有抗拒法律(contra legem)的效力”[9]。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族，它的稳定攸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统治阶级常常以道德教化乃至法律强制的手段来维持此种血缘关系的稳定。宗法制度的存在为家族本位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家族本位观念的引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呈现出轻诉讼、重调解的特征。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限制使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比较狭小，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多维度，是紧密的熟人社会。宗族成员之间若发生纠纷，调解便成为首选的解纷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调解仅限于户婚、田土、钱债方面的争讼，发生严重破坏宗族稳定如子女谋杀父母的恶性案件，调解就爱莫能助了。即便如此，调解对维护宗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交恶的亲属经过调解都能够冰释前嫌。这种传统自古至中华法系的解体，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维护家族本位的巨大力量，使个人本位没有存身之地，自然也就没有宪政产生和生存的空间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宪政是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君主专制、人治、家族本位、伦理法、贱讼厌讼等特点决定了在古代中国是无法产生以宪法为依据，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虽然仍要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但也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争取早日完成“宪政中国”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94.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09.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7-199.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

[5]萧公权.宪政与民主之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2-79.

[6]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28-31.

[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修订版）[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423.[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06.

[9]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43.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and Constitution

GUO Wu-ke

（Law School Zhengzhk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China45000）

Abstract:Why did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derive from the west rather than China?The paper will compare democracy,the rule by law,human rights and other elements in west with democracy,the rule by man and family ethical principles in ancient China,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Constitution didn’t derive from ancient China and demonstrate the basic featur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aw culture.

Key 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law；Constitution；Rule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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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包括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对政府权力构成透明 的、稳定的和理性的约束。 在这个定义下，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宪政恐怕是人类所知道的实现一定程度法治的惟一途径；同时，宪政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 第一，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法治的一个核心涵义是“限制性”。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人（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 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第二，宪政体制（尤其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不仅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也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分权制衡、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益和短期不理性所腐蚀。法治使人们（包括政府官员）按照长远利益和理性来行事。从这一角度讲，法治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另一方面使政府更理性和有效，同时更加取信于民。 第三，虽然宪政体制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例如，宪政体制容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并通过自由民主过程使之和解和释放，而不对这些利益的合法性进行预先设定，这样就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避免大的动乱，有利于国家的 长治久安。 法治只是宪政一部分的另一个表现是，宪政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是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平衡的一种制度和 文化安排，也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虽是宪政的一部分，但也是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要建立稳定的分权、制衡、保护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对立法和执法者的权力作出限制，并需要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来阐释宪法的内涵和确保宪政框架的稳定。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治实现的，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公民对法官公正和权威的普遍认同、以及一种特定的法律观（即法至少部分来源于法官独立的法律推理）而得以实现。 宪法条文本身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限制性。要确切有效地实施宪法条款，我们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执行和保护宪法。法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以及对法律（尤其是宪法）至上性的认同在一起捍卫了宪法条文和精神，确保政府的运作符合宪法规定。 另外，法治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相反，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如果只有议会有宪法解释权，该宪政框架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如果议会的多数党变了，宪法的解 释可能也就变了。 宪政对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法治作为一种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其法律本身的公正性是通过宪政民主来保障的。宪政民主为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都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宪政民主国家也可能有不公正的法律，但宪政民主机制提供了很多纠错的机会，而且显示出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不公正的法律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宪政体制也有助于确保法律的形式或程序正义。宪法的规定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制度和文化对建立和执行公正透明的程序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其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之后不到三月，光绪、慈禧相继辞世；不到三年，宣统帝被迫退位。最后的救命稻草压垮了虚弱的骆驼。一百年来，对晚清宪政改革的认识从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但不约而同地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大纲》尽管欺世骗民，欲借宪政外壳维护专制王权，以图延续王朝脉息，二十三条中维护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不过仍然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等对当时中国民众较为新鲜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中国的宪政启蒙由理论到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十年之前，被慈禧亲手镇压下的维新派之主张，又被慈禧重新拾起，并且比维新派更为进步。 1911年，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的清政府，再次试图以宪政挽回败势，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废除了《大纲》中的荒唐条款，代之更有宪政精神的条文，但正如张謇所言：“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这一切来得太晚，已不能取信于民。它所能起的作用，反而是激起更大的民愤。

考察晚清宪政改革，不能简单视为虚假的愚民之法。从兴办学堂，废除科举，改革六部及官制到各省筹立谘议局，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了切实的工作。尽管清政府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借鉴西方各国经验，先推行地方自治，各地相继颁发自治章程，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到1909年各省谘议局陆续成立。清政府采取的分权方式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谘议局事实上成为地方议会，各省谘议局集中了行政、财税、司法等权力，甚至各省可自设关卡收税。自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地方权力便不断扩大，逐渐走上台面并制度化。依清政府的的政治体制设计，谘议局只是地方立法机构，监督地方政府，但谘议局的过于强势，动辄集体辞职，使得三权剥离过慢，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甚至出现各省谘议局“大串联”，直接叫板中央政府。被立宪派视为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再开国会”，却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宪政成了地方分割中央权力的工具，各省谘议局极大推动了地方的分离主义。铁路等必须依靠中央统筹的重大项目，在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下开始各自为政，甚而以邻为壑。当初四川保路会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川鄂边境设卡，严防湖北人修铁路进川。这可并非是怕破坏风水、祖坟，而是已认识到修铁路赚钱，因而各省纷纷成立地方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 在乱世，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暴露地最为彻底。清政府为推行宪政改革下放中央权力，各省官绅便流露出权力贪欲纷纷夺权。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文化的土壤，在国民的宪政意识中并没有对法治

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原题：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 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 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中，没有议会党团，不按照党派分配席位，选举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政党都肩负着人民的重托，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根

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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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方式。 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 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 2.三者行为主体不同 依法治国的行为主体是全体人民群众，范围最广。 依法执政的行为主体是执政党，主要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依法行政的行为主体是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二、内在联系 1.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坚持依法执政，体现在政府工作中就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只有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才能把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要创新，是政府正确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因此，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是实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Law of Reason 秦前红 【学科分类】法理学 【摘要】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普遍所认为的是天然统一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各国的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关键词】民主；法治；罪刑法定 【写作年份】2003年 【正文】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既然宪政就是民主，为什么民主之外，还要宪政这个词。今天，从我看到许多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论述中，都是将两者当一个政治概念来表达。比如，我所敬重的胡适先生，也有这个问题。 1950年代，胡适在《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这样论述民主：“…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胡适与毛泽东，可谓政治上的两极，但在宪政与民主的表述上，却如出一辙。毛泽东那句话如果可以精简，即“宪政就是民主”。胡适的表述一经压缩，即“民主就是宪政”。然而，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宪政就是宪政，正如民主就是民主。两者有着明确的制度分工，无法淆同。这里不论毛泽东而只论胡适，试看胡适先生问题何在。 第一句，“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来自胡适的老师杜威，没有问题。如果可以补充，民主的真正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生活的方式。 第二句，“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但，这句话如果“归根”，就不是民主而是自由。只有自由，方才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同时人人也都可以按照他自己认可的方式发展。这种自由是个人生活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与民主无关。毕竟民主关注的是国家政治生活，这是个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胡适这里不免把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混为一谈。 第三句，“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这一句承第二句而来，亦即承自由而来。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障人权和自由呢，答曰：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制度不是民主而是宪政。民主是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这是推选由谁掌控国家主权的权利，亦即国家主权的行使者，必须经由民主的方式亦即选票才能产生。如此，民主的含义是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控在谁手里：比如，是君的手里，还是民的手里。但，国家主权无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它既然是权力，就有侵害权利的本能。为防止侵害，必须对它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权力（无论君主权力还是民主权力）的机制即宪政。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就其制度分工而言，民主是如何生产权力，宪政则是如何限制权力。显然，限制权力不是目的，目的是保障权利。明乎此，胡适先生说“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就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也只能是宪政制度。胡适先生这里的表述显然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亦即错把民主当宪政。 把民主当宪政的错误在于，民主不但不负责保障人权和自由，反过来，它还有侵害自由与人权的可能。美国开国时代的汉密尔顿有过这样的表述：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后者如果指的是寡头政治，前者所说正是民主政治。想想苏格拉底的饮鸩而死吧，这正是民主对自由（个人信仰自由）的侵害。这种侵害所以发生，正在于没有宪政对民主的制约。

宪法与法治思想的关系

宪法与法治思想的关系 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宪法与法治思想的关系，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一、早期法治思想源流 西方的法治精神最早形成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其中，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有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后世传颂的良法之治理论。 古罗马人受惠于希腊法治思想，不仅摄取了希腊法治精神的核心部分而且予以发展。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认为人的行为要受到约束，国家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国家管理方而，要依法治国。他坚决反对人治，认为要真正使公民获得幸福，国家应当实行法治，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 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法治理论没有脱离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法治脉络，但极大地推动了法治理论的发展。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人的天赋权利，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在法律上首先要保障人的天赋权利，为此就要实行法治。洛克指出: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法律的公允性和对象的普遍性是实行

法治的另一重要原则。洛克说: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洛克的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思想不仅影响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而且直接被后来的欧美宪法所吸收。 孟德斯鸠虽然深受洛克的影响，把法治的宗旨确定为自由，但在如何确保自由的问题上，孟德斯鸠比洛克考虑得更周全。孟德斯鸠把法、自由、政府形式(或政体)权力、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法治共和国的若干要素进行平而描述，其核心在于揭示法治生成的制度要素分权学说，这也是孟德斯鸠对西方法治思想的最大贡献。 卢梭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政治和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卢梭本人也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认为，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只有用体现公意的法律才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卢梭法治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卢梭关于立法权的观点是很激进的。他认为，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立法权是国家的心脏。立法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替代。因此，他反对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也反对洛克的代议制。 二、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宪法是近代宪法的先驱。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在议会与国王妥协并分享政权的基础上，1689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表明限制国王权力、由议会进行国家治理的君主立宪政体在英国最终确立。1775年北美爆

第八讲 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潮(完整版)

第八讲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潮 一、改良概说 （一）改良的原因与特点简述 1.原因：政治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否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2.特点：在根本政治制度总体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制度或体制改革。 （二）影响改良结果的主观、客观因素 1.主观因素：第一，改良者本人的政治智慧。第二，改良者的前期准备与计划是否充分。第三，改良的时机选择、路径选择、突破口选择以及对对改良的滚动式修正。第四，与体制内保守派与实权派关系的处理。 2.客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思想和文化环境等方面。 （三）中国历史上的改良简述 二、近代中国改良综述 （一）背景的独特性：外来因素的综合作用。穷（除了改良，别无选择，被逼无奈。内外交困的窘境）则变。 （二）思想与理论基础的独特性：西方的社会与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也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三）明显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改良的萌芽时期。魏源、龚自珍为代表，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第二阶段，改良主张由观念层面向实践层面推进的启动期，即洋务运动时期。第三阶段，改良运动在观念层面的全盛时期，改良思想的宣传与普及；第四阶段，改良运动的践行期，即清末新政。 ( 四 ) 改良的不断深化与拓展性：即改良由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的拓展。 （五）改良领导者的独特性：改良者并不拥有正常的改良实践所需的政治集权，改良者调动的各种资源也就相对有限。 三、近代中国改良发生的背景 （一）思想背景：1.从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来看，清末社会仍然处于一种思想与观念十分封闭的环境中。“清代风气闭塞，几达不可思议之程度”（萧公权语）2.清末考据学的衰落与经文经学的兴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摘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和有效实施培育适合的土壤，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本土资源 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总和，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法律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及行为模式的总和。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需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并对二者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整合，进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符合本土国情的法律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

实的基础。虽然其中的许多法律思想为今天的人们所摒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甚至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必需的法律文化，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重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法即刑”的思想是促成这种法律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的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他们对官府有一种恐惧的心态，从而就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时的社会从整体来看，“无讼”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形态，“无讼即德”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导向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在法律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倡导“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为后世的德治开创了典范。自汉武帝时期之后，儒家思想大一统，董仲舒倡导“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中国社会从此处于“礼”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用“礼”“德”来统治万民，“出礼则入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共和之父：黄兴 民主宪政体制必须首先确立三大神圣原则，即“天赋人权”原则、“主权 在民”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这三大神圣原则共生共存，互为基础， 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完全体现了此三大民主原则的政治体制才能被称之为民主体制， 否则均为专制体制或虚假的民主体制。这三大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上讲，均包含一些 具体的内容。 第一原则──“天赋人权”原则。 这一原则来自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为主体内容的天赋人权理论。天赋人权 理论强调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 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天赋人权的原则完全体现了自

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一切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理论，诸如血统论、阶级 论、种族论。天赋人权理论是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其原则是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 原则之一。 第二原则──“主权在民”原则。 这一原则来自于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国家之产生来自于自由 人民的自由协议，因此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可，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 者，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增进公民的福祉和人权；合法政府的产生是必须经过 公民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人民有权选举政府，同样有权监督和罢免政府。 “主权在民”的原则并非空洞的原则，它又包括两个具体的原则： 一、全民直选的原则。政府的产生应该也必须根据公民的自由选举结果而产生。 任何拒不进行直接选举或利用间接选举中对程序的不公正 设置，达到操纵选举和变 相剥夺选民权利的行为都是完全违背“主权在民 ”原则的。以“人民”的名义行使

八下道德与法治第一单元坚持宪法至上复习提纲

八下道法第一单坚持宪法至上复习提纲 班级姓名 第一课维护宪法权威 1．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国的宪法原则是什么？我国宪法原则结根结底是什么？ (1)宪法基本原则：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2)宪法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 (3)归根结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2．我国宪法如何保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宪法确认我国的国家性质，明确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2)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经济基础。 (3)宪法规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明确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途径和形式。 (4)宪法规定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并规定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措施。 (5)宪法规定国家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3 4.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途径和形式是什么？ 广大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5．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什么特点？其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变题：涉及哪些领域？) (1)特点：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非常广泛。 (2)表现：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和自由。 6．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什么？ 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 7．在我国，人权的主体主要包括哪些人？ 在我国，人权的主体非常广泛，既包括我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等，不仅保护个人，也保护群体。8．我国宪法保护的人权内容包括哪些？ 宪法保护的人权内容也很广泛，既包括平等权和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也包括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 9．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立法活动的基本要求，这对国家机关提出了哪些要求？ 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它要求各级国家机关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和促进人权。 (1)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应当依据宪法，规范立法权的行使，丰富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保证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 (2)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识，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依宪施政、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宪政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人治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法治宪政关系 一、相关概念 首先，就“宪政”的概念来看，目前，对于宪政的解释尚无一致的明确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特殊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和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利的公共规则和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宪政是一种制度安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等等。而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从本质上将宪政定义为民主的政治。而实际上，宪政就是指以民主事实为政治内容的宪法的实施。（1） 其次，就“法治”的概念来看，法治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稳定性和权威性。而对于法治终究是好是坏自古便有争论。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

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 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又如何建立法治社会呢？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 最后，就“关系”的概念来看，第一指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第二指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第三指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第四泛指原因、条件等。 二、正文部分 第一，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宪政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体制，因此并不完美，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宪政却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制度框架。当人们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治理社会时，即实现了法治与人治的结合。同时，因为宪政对领导者的较大限制，因此一定程度避免了完全人治带来的弊端，也就因此维护了法治的地位。法治不仅是宪政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法治，那么所谓的宪政在统治者的手中只是一种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并不能真正做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目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内容提要】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关键词】宪政/近代中国/制度【正文】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宪政在中国从思想传播到付诸行动，可以看成是一场制度和文化的移植过程。这场移植，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为开端，经过了制度改良（戊戌变法）和制度变革（辛亥革命），最终既没有带来启蒙者和改良者以及革命者所共同企盼的宪政制度，也没有使近代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虽然保留了一些宪政的形式，虽然宪政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渗透，但从这场运动的初衷来讲，宪政制度的移植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或者说，最终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所融化。这种失败，是由宪政自身的特点和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而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采用的移植方法，也更加剧了这种失败的可能性。一、宪政救国论宪政制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19世纪下半期，在帝国主义用枪炮叩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先觉之士首先是看到自己物质文明的落后，于是有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继而很快就发现，腐朽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师夷长技”的绊脚石，于是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制《四洲志》，魏源著《海国图志》，介绍英、美、法、俄等国的政治制度，王韬则在〈漫游随录〉中盛赞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历数立宪制度和议会的种种好处，太平天国的洪仁容闳亦直接主张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改造中国。其中，王韬主张建立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得到了许多官僚知识分子的赞赏和支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出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驻外使节也纷纷介绍他们所亲见的西方民主制度之优越，主张向西方学习，改良自己的制度。从表面上看，这首先是一场外来文化的传播运动，是不仅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且同时渴望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而往深层分析，则不难看出这学习的渴望背后，是一种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最早接触西方宪政文化的这批人，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船炮不如人，而且“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冯桂芬语，见《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页。）这种忧患意识促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渴望，但是学什么？既然单纯地学技术、建工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的问题，反而要受自身制度的制肘，那么制度显然是决定物质文明发达程度的根本原因。于是就从制度学起，而且，要么不学，要么就学最好的，要向发达的英美看齐。特别是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颇合中国人的口味，既能行宪政，又顾全了皇上的面子，何乐而不为？（注：王韬盛赞英国君主立宪制，认为最适合中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见＠①园文录外编·重民说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empirenews.page--]可见，“学宪”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求富强，这是最根本的；二是认定富强源于宪政制度，这也是很关键的。某种意义上，是求富强的迫切性造成了以宪政制度为富强之本这种“误读”，而“误读”的结果就是试图将宪政这朵西方文明之树上开出的鲜花生硬地嫁接到近代中国的封建土壤之上。学宪是名，救国才是实。为救国而学宪，就顾不上去钻研宪政自身的特点及其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而只看到它的工具性价值，“拿来”再说。那么，“拿来”以后，究竟派上了什么用场呢？二、宪政的实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宪政的传播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文化的层次上，而且通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付诸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戊戌变法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改良派不仅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深层内核，甚至连变法的大旗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举出，而是小心翼翼地披上一层“托古”的外衣，挖空心思将一切新法都说成“古已有之”，反映出这场改良运动既缺乏社会基础，又缺乏权利和制度基础，更像是一场由先觉者所发动的悲壮的宪政启蒙运动，走的是一条乞求皇帝恩赐宪政的道路。其次，从变法的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兴办教育和实业

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

第四单元第17课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 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 第四单元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 第17课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 一、学习目标与任务 学习目标描述 基本知识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抵抗派的思想主张；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政治思想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思想核心；《钦定宪法大纲》颁行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内容；“皇族内阁”的形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宋教仁遇刺案”。 过程与方法 ①阅读史料，归纳近代早期探索改革中国政治的代表性意见，并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②阅读史料，归纳维新派思想主张的核心，分析其进步性，并比较维新派前后两种不同的主张，探讨在当时改革采取激进方式或渐进方式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 ③提炼概括《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透过表象揭示其实质。 ④比较《钦定宪法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

华民国约法》的主要规定，认识民国时期的宪政与清政府宪政的不同。 ⑤学会以长远的眼光观察历史，正确运用史料，从清末民初的宪政实践中发现历史的进步。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学习了近代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让学生认识到：有宪法比无宪法是进步，但有宪法，却未必有宪政。从君主制到君民共主制，再到民主制，是中国政体变化发展的必经的几个阶段，以此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②让学生从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的感人事迹中感受到仁人志士们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认识到中国民主宪政道路之艰难与曲折，培养学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积极进取，不惜牺牲的人生态度。 学习内容与学习任务说明 《综合探究：探索中国近代政体变化的艰难历程》，教学内容分成“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清政府怎样走宪政之路”、“民国政府如何理解宪政”、和“为宪政流血”四个部分，分别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的维新变化、预备立宪和民国时期三个阶段中国宪政的演变历程。 教学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民国时期的宪政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 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第三，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 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有治人无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虽然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理由是: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因此他强调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把“人治”、“法治”之争提到了法理学的高度。 克己复礼为仁: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即亲其所亲，要按照血缘宗法关系来区别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尊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尊尊”，即尊其所尊，凡居高位的都是尊者，居其下者应尊其上。奴隶和平民必须服从奴隶主贵族，下级必贵族也要服从上级贵族，所有臣民必须服从天子，不许违抗。 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比下庶人”，就是说礼是用来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关系的，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奴隶和平民的，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由于周礼出自宗法，西周的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法来维持其内部秩序，所以最重宗法，待别强调“亲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重“尊尊”，而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即已包含“尊尊”。况且“长长”与"男女有别"都是从“亲亲”派生的。由于西周极重宗法，所以“不孝不友”被看成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后来的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在其《孝经》中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提出“孝”乃“德之本”，“不孝”则是“大乱之道”，因而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隶毫无权利，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特别是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可以由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时的《曶鼎铭》记载，五个奴隶的价格仅值“匹马束丝”。“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西周的“等级划分”首先就表现在剥削者和劳动人民两大贵贱等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