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由来与客家文化的基本特点

客家由来与客家文化的基本特点

口谢重光

客家人的由来

提起客家人，有的人会想到神奇的土楼，有的人会想到众多的客名人，有的人则会想到客家人遍布五湖四海，人数达好几千万，难免感到有些神秘。

说客家人神秘，其实并不神秘。从外表上看，客家人与我们身边的各种人——福州人、闽南人、莆田人以及外省人，根本没有什么差别；而客家人内部，长相差别很大的也很多。比如我与我的一位老乡兼同事，我高大，他矮小；我须发正常，他卷发还有络腮胡子。这些现象，从血统和种族来解释，就讲不通，既不能解释客家人与别的族群的同，也不能解释客家人内部的异。

从族源上看，高大而须发正常，矮小而卷发多须，显然有着不同的种族来源，但这些都无碍于我们同属于客家，同属于汉族。翻开汉族五千多年的形成发展史，融汇不同种族、不同来源的事例数不胜数。黄帝和炎帝，本来就是不同种族，后来融合起来形成了华夏族，奠定了后来汉族的基础。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元稹等人，论血统，都出身于少数民族，但他们受汉文化熏陶很深，汉化很彻底，都成了汉族的文化名人。

因此说，界定客家，虽然不能排除血缘的因素，但识别客家的根本标准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族和血统。客家方言、客家风俗、客家

人的社会心理、客家人的自我认同。这些通常用来判别客家人的基本元素，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在历史上，许多人本不是客家人，但迁入客家聚居区，学会了客家方言，按客家风俗行事，子子孙孙完全认同客家，从而成为客家人，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相反地，一些客家人离开客家聚居区，住到闽南人或别的族群聚居区，久而久之成为闽南人或别的族群的人，其事例也很多。

风俗和社会心理，各族群间虽有差别，相似点也很多，不容易把握，而方言却很容易区分，所以客家人很重视方言，祖训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客家人互相认同，也用方言，无论天涯海角，乡音相通，一见如故。

客家由来与客家文化的基本特点

另一个互相认同的标志是宁化石壁。不少客家族谱记载，自己的祖上曾经在宁化石壁住过，或在南迁时曾经过宁化石壁，再分迂到各地，于是就有了宁化石壁是客家祖地的说法。十多年前，在宁化石壁建立了“客家祖地”大牌坊，还建起了客家总祠堂，祠堂里陈列着一百多个姓氏的族谱，竖立着一百多面各姓氏的旗帜。但客家人来自宁化石壁的说法，其实只是一个文化符号，犹如华北的汉人大都说其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福佬人大都说其祖先是从河南光州固始县迁来，广府人大都说其祖先是从广东南雄珠玑巷迁来一样，宁化石壁、洪洞大槐树、光州固始县、南雄珠玑巷，分别是这些民系的文化符号。换句话说，它们分别是上述各民系互相认同的文化标志。

事实上，客家的形成不可能出于一时一地，而是在赣闽粤交界的

广袤山区，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步酝酿形成、发展壮大的。这个赣闽粤交界区域包括赣南、闽西、粤东北，有几十个纯客家县市，境域毗连，人称客家大本营。其中又可分为赣南、闽西、粤东、粤北四个小区，它们在客家形成发展史上，作用和地位各不相同。

赣南是北方汉人南迁进入赣闽粤交界区域的第一站，客家的某些文化特征，在此逐渐酝酿成型，俗称客家摇篮。

闽西是客家形成时期的核心区域。这里地处武夷山东南侧，交通阻隔，环境闭塞，武夷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隔绝了中原和江准的战火，也阻隔了中原文化的强劲辐射，还为南迁难民提供了远离战乱、安居创业的社会心理保障。因此，唐宋以来一批批自中原和江淮南迁的人民，自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之后，就在当地扎根，生息繁衍，无复北向，与当地土著和进入此区的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山区，共同创造一种融汇南北、融汇蛮汉的新文化。伴随着汀江流域的开发，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大部分特征在此正式形成，客家人不同于周围地区的特殊语言和文化习俗，首次见于记载。南宋时任汀州教授的陈一新写道：

闽有八郡，汀临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二“风俗形胜”引陈一新《跋赡学田碑》）

这是说，当时福建有八个二级行政区，其中汀州临近五岭，居民的风俗和方言与福建其他七郡不同，却与中原地区类似。可见这时汀州确已形成一个独特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客家民系的滥觞。就此而言，汀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祖地，汀江是客家母亲河。

粤东是明清以后客家发展的重心，其首府梅州有客都的美称。而粤北是客家向外扩展的第一个重镇。深圳则是客家从山区走向海洋的桥头堡，也是客家滨海文化的窗口。

总之，客家的中心区是动态发展的，以上各小区在客家形成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其地位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各不相同。

把赣南、闽西、粤东北的开发史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客家人的形成发展史。客家人就是这样来的，它的组成包括了南迁汉人，也包括了百越土著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共同开发过程中互相同化，最终形成了客家。在了解这一历史进程之前，客家的确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揭开了这层面纱，它就不神秘了。

客家文化的中原情结与草根本色

（一）客家人的中原情结

客家虽有多种族源，但多种族源整合后，都自以为是中原移民后裔，有很浓厚的中原情结。

何以见得？看看客家人的祠堂和族谱就可以看出来。祠堂和族谱是各家族展示本族渊源的窗口，祠堂里的堂号、堂联是显示家族身份的标签。

“堂号”就是祠堂名号，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各姓祠堂一般都以本姓郡望为堂号。郡望是某一姓氏的发祥地，以郡为单位，表示历史上此一姓氏在这一个郡扎下了根，出了名人，取得了很高的荣誉，有了雄厚的社会资本。相同的姓氏往往

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各自的扎根地、发祥地本来是各不相同的，但客家各姓的堂号，却大都是相同的，例如：

李姓——陇西堂王姓——太原堂、琅邪堂

陈姓——颍川堂宝树堂黄姓——江夏堂汾阳堂

谢姓——东山堂郭姓——太原堂

张姓——清河堂郑姓——荣阳堂

赵姓——天水堂刘姓——彭城堂

上述各姓郡望，分别表示他们的家族出自中原的陇西（今甘肃一带）、太原（今山西）、琅邪（今山东）、颍川（今河南许昌）、陈郡（今河南开封一带）、江夏（今湖北武昌）、清河（今河北）、荣阳（今郑州荣阳）、天水（今甘肃）、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等地，这些地方都属于广义的中原范围。所以客家堂联的潜台词就是，客家各姓各家族都来自中原，是中原的世家大族，出身高贵，根子很正，反映出客家人以源出中原为荣，是崇尚中原正统观念的产物。

少数堂号用的不是本族的郡望，而是历史上名声显赫的祖先的典故，如谢姓的东山堂、郭姓的汾阳堂，分别用了谢安东山再起和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的典故，不但间接地道出了谢家郡望为陈郡，郭家郡望为太原，还很自豪地夸耀了本族的显赫祖先。

堂联亦称祠联，是写在祠堂大门上、楹柱上的对联。其内容多为反映祖先功业及表达绍继祖风、光耀门闾的愿望。例如：王姓：

两晋家声远，三槐世泽长。

说的是王姓为两晋第一大姓，先后出了王祥、王浑、王导、王敦、王羲之、王献之等名人；而在宋代，宰相王佑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株槐树，表示保持正直、特立于世的意思。

谢姓：

乌衣称旧巷，玉树发新枝；东山称旧望，宝树发新枝。

前一联说的是晋代谢家为第一流高门，与王家并称王谢，都住在京城建康乌衣巷内。而指挥淝水之战的主将谢玄，是谢安的侄儿，小时候接受谢安的庭训，有一次谢安问诸子侄：“为什么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出类拔萃？”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晋书·谢玄传》）很得谢安的欣赏，后来果然建立了不朽功业。后一联，第一句用的是谢安东山再起的典故，第二句与前一联第二句相同，“宝树”即“玉树”，唐王勃《滕王阁序》“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句，已用宝树代指玉树。

诸如此类，都是要攀龙附凤，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名门望族挂钩。王谢之外，如李姓攀附李唐皇室、李广、李白，陈姓攀附东汉陈实、南朝陈霸先、初唐文豪陈子昂，刘姓攀附刘邦、刘禹锡等。这样的攀附有几分真实，令人怀疑，但却实实在在表明客家人既重中原正统、又非常重视门第的高贵，其思想是历史上门第观念的遗存。

中原正统论就是认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是高雅的、博大精深的，而周边各族的文化都是非正统的、粗鄙的、低下的。这样的观念，与古人重视夷夏之辨的思想有关。夏是华夏，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住区的中华主体民族；夷是四夷，是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

夷与夏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夏可以变夷，夷也可以变夏，自古儒家知识分子就强调“用夏变夷”，害怕“用夷变夏”，所以要重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客家人以中原后裔自居，也就是以华夏正统自居，害怕被人说成是边鄙蛮夷。

门第观念是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社会的产物，唐宋以来，士族阶层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门第观念仍长期起作用。

中原正统观念和门第观念，都是中原情结的重要内容，此外如崇礼重教等，也是中原情结的一种表现。

（二）客家文化的草根本色

以上说的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是客家文化中属于观念层面的内容。而在日常行事中，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婚丧、节庆等人生基本活动中，客家文化表现出的则是另一番面貌，那就是它的草根本色。

1．传统饮食

客家饮食深深打上了山野的烙印，取材多出产于山林，重山珍，轻海味；重内容，轻形式；重原味，轻混浊，具有素、野、粗、杂的特点。

素：由于过去生活艰苦，菜肴中很少荤肉，连油都很少。

野：经常食用野菜、野果、野味。

粗：在饮食结构中，番薯、芋头、苞粟等粗粮占有较大比重。

杂：喜吃动物的内脏。

其中有些内容明显是继承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传统，如棱米，又称大禾、畲禾，由畲族首创，后来为客家人接受，成为所种粮食中重要

的作物品种。又如绿荷包饭，这原是南方蛮獠的习俗，有柳宗元之诗为证：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柳宗元：《柳州峒氓》，见《全唐诗》卷三五二）

而客家人上山干活、打柴火，也用荷叶包饭，其渊源来自南方少数民族，是很显然的。

汀州八干中的老鼠干，源于南方少数民族吃生老鼠的习惯，只不过是在技术上加以改进，选用干净田鼠，精工烹制罢了。

2．传统服饰

旧时的客家服饰，也具备山野本色和继承少数民族传统两大特点。

在山野本色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喜欢穿蓝衫，土布缝制，用自制的靛青染色，大多是青色、蓝色、黑色，质朴、简单、实用。

继承少数民族传统方面，高髻和凉笠就是典型的事例。

高髻从百越族的椎髻转化而来，就是把头发高高束在顶上。凉笠是一种竹编的凉帽，其式为圆箔，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周遮头面，而长夏操作，亦可以迎风障日。

高髻配上凉笠，与畲族妇女的打扮相似。王增能说：

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簪，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

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载《武平文史资料》总第10辑）

这种装束，与中原汉族服饰大异其趣。所以宋代士大夫在潮州看到这种服饰，称之为“敝衣青盖”，认为是“弊俗未淳”的表现。我们推测，这种服饰可能类似于今日所见惠东妇女的服饰：“敝衣”是暴露了身体的某个部分，像惠东女上衣窄小，露出肚脐似的；“青盖”则类似于惠东女头戴斗笠，还要用布缠裹。晚近有人把客家及畲族妇女的凉笠说成是“文公兜”，说是经过文公（朱熹）教化之后，客家妇女（闽南潮汕妇女也一样）为了男女大防的礼教要求，用凉笠布条遮盖自己的面容，故称“文公兜”。但究其原意，不过是遮阳防风挡尘土而已。

3．客家山歌

说到客家山歌，大家都知道那是客家人在山间地头、溪头冈尾即兴唱出的歌谣。村夫村妇就是演员，大山旷野就是舞台，风声鸟鸣就是伴奏。它完全是一种天籁之声，高才如黄遵宪，也无限佩服、万分赞叹地说：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

又说：

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竞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黄遵宪的话，概括了客家山歌创作的特点，它是客家下层群众在劳作的时候，在山野间即兴口头创作出来的，它既是一种口头文学，又是一种口头音乐艺术。它的内容，反映了客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劳动之歌、爱情的礼赞、造反的呐喊。那么，客家山歌的渊源何在呢？

很多人喜欢把客家山歌与《诗经》联系起来，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这种说法，是先有客家人来自中原的前提，再推导出客家山歌继承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统。再进一步，论证客家文化源于中原文化。

还有入主要依据客家先民都是中原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的假设前提，稍微补充一点歌谣自身的特点，认为客家山歌惯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而《诗经·国风》也大量运用赋、比、兴，说明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上承中原文化传统。

其实，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客家先民的主体是贫苦的劳动人民，有许多还是南方少数民族，实在谈不上什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在“冈头溪尾”口头创作山歌的，都是挑担、砍柴、耕作的村夫村妇，而且以“妇人女子”居多，读书人反而很少参与山歌创作和唱和，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至于赋、比、兴等艺术手法，也不只是《国风》和客家山歌常用，那是各民族民间歌谣共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看到《国风》用此手法，客家山歌也用此手法，就贸然断言客家山歌的这一手法来源于《国风》。

实际上，客家山歌的精神、风格与《诗经》差别很大。《诗经》

的旨趣是温柔敦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但是客家山歌却大多是直抒胸臆，发泄对情和欲的追求，向封建秩序和道德挑战。从封建卫道士的眼光来看，这正是思有邪！《诗经》多是四言句式，客家山歌却主要是七言，还有杂言句式；《诗经》用词典雅，客家山歌不避俚俗，在语言和章法的风格上，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从有据可考的史实出发，我们认为，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远源可追溯到六朝时江南的民间歌谣，包括吴声的子夜歌与荆湘的竹枝词，近源则是岭南、闽粤一带的瑶、疍、畲族等少数民族歌谣。

(1)远源：子夜歌、竹枝词

子夜歌是乐府吴声歌曲的一种。相传为晋代女子子夜所作。现存南朝的几十首子夜歌，均写男女恋情，形式为四句五言句。诗中多用双关隐语，活泼自然，与客家山歌的共同点很多。

竹枝词是唐代文人学习民歌写成的一种诗歌形式，具有新鲜活泼、健康开朗的显著特色，情调上独具一格。语言简朴生动，情致缠绵。在大量运用比喻、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以及抒发缠绵情致等方面，都与客家山歌类似。

关于客家山歌与南朝江南民歌的关系，清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如屈大均论及粤俗好歌，所举例子多为客家山歌，指出：“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黄遵宪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朱自清说：客家山歌“谐音双关语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吴声歌曲的风格”。钟敬文说：“我们若把它用南北朝的歌谣来打譬喻，

那么，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从客家山歌大量使用双关语的情况来看，又很像《乐府诗集》中的《子夜曲》、《华山畿》、《读曲歌》。因此，客家山歌可以溯源于南朝江南民歌。

(2)近源：瑶、疍、畲族歌谣

关于客家山歌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渊源关系，黄遵宪说：

土人自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獠、疍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

又说：

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豨。

张元济说：

瑶峒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

以上诸家论述，都道出了客家山歌与瑶蛋歌谣的关系。

这里说的瑶峒，可以指少数民族聚落，也可以指大山沟里的客家聚落；而歌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刘三姐，是广西壮族人。壮族是百越系统的一个民族。但也有传说认为刘三姐是广东潮梅人，可能与客家地区传说中的山歌圣手刘三妹是同一个人。而且，壮族方面有关刘三姐的传说中，也有客家歌手尊敬、崇奉并向刘三姐学习山歌的内容，都反映出客家山歌与南方少数民族歌谣的渊源关系。

对于客家文化来说，属于观念层面的中原情结，是后起的，也是比较表面的，大体是明中叶后客家士绅接受儒家教化后，对于本乡本

土文化的重新包装。揭开这层包装，内子里显露的是它的草根本色。这草根本色是自始就有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可以看做是客家文化的原生形态，而中原情结则是次生形态。两者看似矛盾，却和谐地处于一个整体中。这一点，也验证了民族和民系多元一体理论的正确。

客家文化调查报告

寒暑假对客家文化的调研报告 姓名：班级：2013（1）班学号：2013123668 调查时间：2014年—2015年寒假期间 调查地点：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台湾等范围内 调查方式：通过实地走访、询问、网上查找资料 调查目的：为了增强保护客家文化意识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有关方面介绍，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其中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万、泰国约37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对分布如此宽广的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直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此前的客家源流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 客家的起源，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府奖惩的原因，辗转南迁，先后扩展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台湾等省以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亿以上的客家人。 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五次分别是： 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移。 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 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的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每三次大迁徒。 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之文官贪敛，武官诛戳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蜂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清兵入闽，汀州、赣州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

客家文化发展现状及发展

客家文化发展现状及发展 【摘要】客家经过五次大迁徙，在赣闽粤边区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客家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天下意识、亲情意识、文教意识、忧患意识。本文就整合客家 物质文化资源、整合客家非物质文化资源、发展客家文化产业等方面进 行介绍。 【关键词】传承；创新；客家文化；世界客都 阐述客家文化，很自然涉及到客家源流。据客家学研究者认为，客家先民经过五次大迁徙，在南方人烟稀少的赣闽粤三省交界（即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区逐渐形成客家民系的诞生地。正所谓“逢山必见客，无客不居山”。由于不断迁徙，客家人形成了许多特点如团结聚居、家庭民主、妇女参加劳动、尊老爱幼、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等特性，加上客家人保留和发扬中原华夏文化，便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客家文化。其中梅州的客家人口最集中、文化最发达，是我国客家人最大的聚居中心和文化中心，被誉为“世界客都。” 1.客家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一个民族或民系的物质产生和精神生活相联系。从客民第三次南迁开始，在赣闽粤边地区，客户（绝大部分为客民）占了主要地位，由于长期共处和交流，多数南下汉人与少数原来土著居民的风俗习惯、语言、经济政治利益、文化心理已融为一体，所以客家民系约在南宋时代就初步形成，在三江流域就出现赣州、汀州、梅州等文化城市，这些城市都留下许多客家文化的历史轨迹。客家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其中包括保留着浓厚中州音韵的客家方言（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富有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筑，如寨堡式的圆柱形或方形夯土围屋、围龙屋、走马楼、五凤楼、穿堂屋、锁头屋、下山虎、四点金、多杠楼屋以及中西混合式等；腔调优美，抒情隽永的客家山歌；被誉为“南国牡丹”的广东汉剧；独具特色的饮誉海内外的客家风味食品，如盐炯鸡、酿豆腐、浮水鲩丸、姜酒鸡等。 2.客家文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客家文化的发展现状。客家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是赣、闽、粤的资源文化。客家文化继承了包括汉民族的语言文学、治国兴家主张和思想、忠孝节俭的礼俗道德以及宗教信仰等，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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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以河图洛书传说为早期主要标志的河洛文化，是产生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而具有移民特征的客家文化，是具有浓郁中原文化底蕴并恒久保持至今的一种族群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核心内涵上去认识，前者有其远古性，后者有其近一千年的后时代性，但二者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或个性，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时，这两种文化又与中原区域文明的发展直接相关，并具有深层的渊源联系。 河洛地区指洛水流域、黄河中游地区，河洛文化即根植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河洛地区处于中原之腹心，因此说，河洛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对中华文明摇篮地中原大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发端、统帅和辐射意义。可见，河洛文化不是～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么，从河洛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地位去认识，至少到北宋灭亡之前，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在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扬弃，但毋庸置疑的是，以河洛文化为主流的各阶段中原文化，都处在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传说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在这个地区活动。远古发掘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夏、商、周遗存，可谓星罗棋布。《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很多篇章就产生于河洛地区。秦统一后，尽管各区域文化的差异有所减弱，但中原地区的文化是延续不断、前后相接的，而且表现出更加强化、扩大和丰富的特征。儒学独尊后的汉代、政权更迭的魏晋南北朝之世、繁荣发展的唐宋时期等，无论文学、史学、宗教、科技、艺术等领域，加之后世地上地下的众多遗迹遗存，都无不彰显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光辉和活力。不同时期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一面，正说明中原文化发展经历了不断更新的过程，既把本身文化传播、渗透出去，又吸纳、凝聚周围文化，从而使得中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其领先地位。北宋灭亡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中原文化的繁荣程度和影响力随之减衰。 可见，从远古到北宋，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主流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序列，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另一方面，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外流人口群体中也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和极强的传承性，并使得河洛文化传统在移民聚居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在客家族群中一直保持下来并富有个性的文化传统。它既表现出早期河洛文化的内涵，又具有魏晋唐宋时期的中原世风。若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客家文化既表现出唐宋以前不同历史阶段中原文化的兼容性，又表现出北宋灭亡前早期中原文化的原始韵味。 所谓“客家”，本是指客居他乡的家族，即相对土著居民而言，这些家族是从

河洛文化论文

河洛文化论文 河洛文化浅析 (一)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 关于它的具体范围，可界定为:以洛阳为中心，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这个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或称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疑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 (二) 什么是河洛文化,就是孕育、发展、繁荣、传承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 关于河洛文化的定义，史学界有以下界定。 其一，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狭义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伊洛地区的文化，广义指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其二，河洛文化的概念，即中原文化的泛称，狭义指中原腹地伊、洛、河三川平原的远古文化。 其三，河洛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河洛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是产生、发展于河洛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 关于河洛文化的起迄时间，学术界已有基本认定:这一区域文化时间跨度长，其上限可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其下限则一直到今天。 河洛文化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阶段，河洛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属起始期;第二阶段是重要的发展阶段，大致从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

属成长期;第三阶段是繁盛阶段，主要是隋、唐、宋时期，属成熟期;第四阶段是衰落期，也就是金、元、明、清、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河洛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总而言之，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延续于其后的历朝历代，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她不仅是地域性的文化，还是延续千年的帝都文化，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三) 河洛文化树大根深，内涵极为丰富。它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深植于河洛地区的文明土壤，生长得枝叶茂盛，其文化枝干起码有十几个。 一是史前考古学文化。从这一地区发掘的遗址看，主要有石器和陶器，说明河洛地区史前经济以农业为主，并饲养猪、狗，从事渔猎和采集。劳动工具有石镰、石铲等，距今七八千年，说明河洛文化起始很早。 二是三皇五帝文化。譬如伏羲长期在河洛一带活动，受“河图”启发画了八卦。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化为洛神。再如黄帝也在这一带活动，新安县的青要山即黄帝密都之所在。还有帝喾也曾生活在洛阳偃师境内。 三是河图洛书传说，就发生在河洛地区。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当地称图河，全长约20公里，流经该县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从以上的河名、村名当中，可以看出河图洛书传说的深刻影响。 四是制度文化。河洛地区长期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古代的国家制度和都城制度，基本都在河洛地区发轫和完成。古代两次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即奴隶制的确立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都与都城洛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广府与客家 一段不堪回首的恩怨情仇

广府与客家一段不堪回首的恩怨情仇 同为一族，同在一省，比邻而居，但语言和习俗却差异甚大，以致彼此间颇多嫌隙，互有龃龉，说的就是广东的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上个月在广东自驾旅行，我们的行程从客家文化始，中经潮汕文化区，至广府文化终，算是初步接触了广东的三大民系，也有了点皮毛认识。沙湾镇，始建于宋，一座广府文化的博物馆。从沙湾古镇看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异同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广东人≠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广东是地理概念，而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是民系概念，广东人应该是指包括上述三大民系，加之雷州、疍家以及各少数民族在内所有广东境内的居民。三街六市的沙湾，曾经的商贾凑集之地。自驾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拜访了广府文化的典型代表，位于番禺的沙湾古镇。所谓广府，即广州府，明清的行政区域之名，其称呼一直沿用至民初，方去“府”字而改称广州。广州府自明清设立以来，经贸繁荣、文教昌盛，不但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地带，其政治经济状况，在广东全省也处于领先地位。而沙湾古镇距广州市中心只有三十公里，荟萃了几乎所有广府文化的精髓。沙湾的标志性建筑：何氏祖祠留耕堂。其实，从根上说，广府人和客家人同祖同宗，都是中原移民，只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本篇不谈潮汕文化）。广府人最早的根是秦朝遗民，到了唐末和宋

末的社会动荡时期，中原氏族纷纷避乱南下，经江西大余，再翻越梅岭关到达南雄珠玑巷。他们不熟悉岭南的情况，不敢贸然再南下，便在珠玑巷安顿下来并重新创业。无论土客，均重诗书育人，。若干年后，这些中原人逐渐适应了岭南的 气候和生活习惯，又顺北江来到了珠三角，首先在这片富饶的土地扎根繁衍。在广府文化中，就有贡生罗贵，带领珠玑巷97户33姓，伐竹木而结筏，南逃珠三角的故事。故，广府人多称自己是来自珠玑巷，并把珠玑巷称为“七百年前桑梓地”。留耕堂，被誉为“岭南古建筑综合艺术之宫”。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在汉民族的集体信仰崇拜和传统的岁时年节上，并无根本的不同。两者最大的差别在方言，前者说粤语，后者说客家话，各自独立，自成体系，从来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广东话。先来的广府人对后到的客家人的歧视，也首先凸显在语言上，谓客人的语言是“南蛮结舌”，而客家人则称自己 才是正统的中原古音。这就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即所谓“分声之争”。当然，对于北方的朋友，要弄清两者的区别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沙湾，保留了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平日里，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是有些许差异：广府人喜粤剧，近代的广东音乐更一度风靡全国；而客家人则喜汉剧，逢年节必搭台唱戏。广府人饮食清淡，客家人口味浓厚。传统的广府人天天给财神爷上香，而客家人除了节日的敬亲祭祖外，相对的祭拜要少许多。客家人最重教，科举做

客家文化公园简介

客家文化公园简介 客家文化公园位于市中心城区腹部，由马古山和麒麟山两条小山脉从北往南平行走向构成，占地面积148万平方 米。通过国际招标，由澳大利亚IAPA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中标,设计主题为“展示客家古邑文化，弘扬客家人文精神”，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入口广场、“河之源”瀑布、历史阶梯、客家迁徒雕塑（浮雕、雕刻）、孙中山塑像、规划展览 管、图书馆、观景阁、生态湖、樱花园和社会公德林等。 为了高质量建设好公园，按照市委书记何忠文、市长彭建文、副市长李扬达的要求，专门聘请了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院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主任李敏等6位专家组成专家指导组，为公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把脉。公园建设采取 “一次性规划，分期建设”的方式。2010年11月，为迎接世客会在我市的召开，拉开了客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序幕。目前 已完成公园一期工程即中山雕像以南景观工程11万平方米的建设。 该景观工程有四大亮点： 一、构建了河源地标，即孙中山先生塑像与两颗高大的英雄树（木棉）融为一体的构图。 二、气势宏大的历史阶梯，包涵了60米宽的230级台阶和反映客家人文历史的雕塑、浮雕、雕刻的画卷，其中迁 徒中喂奶的客娘，体现了伟大的母爱精神，大文豪与骏马的铜像，体现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艺术化 的篆体“客”字水池，象征着客家人漂洋过海闯世界的艰苦创业精神。 三、“河之源”瀑布，6米宽15米高，勾画了“河源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十五尺”的景观。 四、“春夏秋冬花不落”的园林绿化，樟树、桂花等100多钟乔木灌木构建了华农林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 二期工程即中山铜像以北景观工程28万平方米，实行代建制，由市代建局负责，于2013年1月开工，二期第一阶段 景观工程于2013年底正式完工并对外开放，二期第二阶段景观工程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约60%，计划今年年底前完 由市城管局牵头负责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客家文化公园。东边30平方米的山体植树绿化工作，2013年已完成10万 平方米“公德林”景区的社会化植树，今年再次启动了“公德林”景区二期10万平方米的树木认种认养工作，目前正 在进行中。

我对广东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我对广东历史与文化的了解 经过差不多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广东历史有了更深更多的认识。对于外省人以前说广东是“南蛮”地区，我给予坚决的否定。因为广东历史渊源久远，文化显著。相传古为百越（粤）之地，故简称粤。秦始皇一统中国，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州）。汉属交州。三国属孙吴。唐代在今广东、广西建置岭南道。宋淳化四年（993年）更名广南道。元代设广东道。明代设广东道宣慰使司，后改为广东布政使司。清代设广东省，相沿至今。历经五千多年的历史的洗礼，我们广东也有着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富含文化底蕴的文化大省，并非“南蛮”啊！ 广东地处偏远的南方，地形多为山地，易守难攻。中原势力是难以控制，致使广东形成“山高皇帝远，自立为王”的形势。赵佗于公元前206年建南越国，自命为南越武王，成为广东的第一个皇帝。而仅接其后的人数不胜数，其中包括唐朝末年的清海、靖海两军节度使刘岩，明朝大学士苏观生拥立唐王朱聿钅粤，明朝桂王朱由榔等，可见广东可是一片宝地。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广东的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广府文化”、“福佬文化（包含潮汕文化）”、“客家文化”……而这些文化一直影响着我们广东人，从而造就了今天的多元化的广东。 从文化方面看，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是广东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广府文化带。广东有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就是每条江都代表一个文化体系，像西江代表广府文化，东江代表客家文化，北江代表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混合文化，南江代表的则是广东文化的祖宗百越文化。 “广府文化”事实上我们对“广府文化”的了解还不是那么的详细，这不是因为我们对“广府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而是“广府文化”与“广东文化”的分界线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河洛文化之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河洛文化之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作为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文化。区别在于地域范围、文化内涵、存在时间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因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存在时间在北宋以前部分重叠、地域范围也有重合之处，导致其文化内涵有相似之处，因此河洛文化在某个时段是中原文化的核心。 众所周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人文现象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而形成的，是一个地区所独有的，因而文化有地域的差异；文化还渗透在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行为系统之中，并支配着社会群体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所以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精神内涵的差异。弄清了文化的基本特征之后，对于我们分析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区别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区别首先在地域范围上。作为地域文化，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范围，不同地域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因地域范围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对这两种文化的理解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弄清中原地区与河洛地区的地域范围的区别，只有弄清了两种文化的地域范围，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两种文化因地域范围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内涵的差异。据了解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的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这属于两种文化在地域范围的区别，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大多数人认可。而且，河洛地区的地理概念从司马迁以后就基本形成定论的。 其次，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因为存在时间的部分相同，也使我们能够总结出两者的相同之处。如果从先秦时期算起，中间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王朝，到北宋时期，两种文化的发展发展所经过的时间也是一致的。这种时间的一致性，使两种文化在同一地域必然会产生彼此联系和相互一致性。再加上上述地域范围的重叠，两种地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部分学者认为河洛文化就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原因。究其实，两种文化之间因为部分时段和地域的相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其共性多于差异性，从而导致人们的这种认识。 其三，从文化发展的内涵来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中的精华和典型代表。学者在论及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内涵时都提到了两种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即因所处的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各种文化交融、汇合的中心。河洛文化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周围的诸文化各不相同，而是吸收各文化的长处，萃取百家之长，而最后形成统一的文化体系并形成中心，表现出自己明显的正统性和稳定性，而且反过来又向四周辐射发展，最后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复合之中。这就是说河洛文化是吸取百家之长而形成的，反过来又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文化。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院致力于研究河洛文化及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再度复兴的历史机遇。这既有社会客观条件的良好环境，也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品格的因素使然。所以两种文化在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性。还有就是河洛文化的每一个文化摆件也都体现了河洛文化的历史意义。

关于赣南客家文化研究和利用的几个问题

关于赣南客家文化研究和利用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赣闽粤三角区，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汉族支系。他们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客家人分布于世界的许多地区和国家，据估计，现在全球约有客家人口五千万以上。赣南、粤东、闽西是客人的大本营。赣南又是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这里的18个县市，除章贡区和信丰嘉定镇以及其它少数居民点的世居居民外，其余均属客方言区。全区客家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亦即700万以上。 目前学术界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域虽意见不一，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却是公认的。正史中的历代移民资料和客家人谱牒中的姓氏源流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点：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了一个从赣南到闽西到粤东再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从地理上和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地区接受北来汉族移民的第一站；很多客家姓氏源流资料也昭示，他们的祖先在赣南繁衍生息了若干代，后来才进一步往闽西、粤东迁移的。学界一般认为，与客家民系形成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历史上的北方汉人南迁是从唐代安史之乱开始的。也就是说，安史之乱，特别是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北方地区长期战乱，而赣闽粤三角区相对安宁，于是大批避乱汉民迁居于此，成为第—批“客家先民”。从这时开始至两宋，一批批的汉民迁来赣闽粤三角区，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与畲瑶等土著居民发生血缘上和经济文化上的交融，最终形成为客家民系。从地名普查和田野调查的资料来看，赣南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远远超过闽西和粤东，而且这里保存的客家文化古朴而内容深厚，足以说明赣南是客家民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明末清初，赣南由于受满族铁蹄的蹂躏，又继之以凶疫，人口锐减。而此时闽西和粤东由于人口膨胀，加之清初为对付郑成功反清起义，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通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压，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迁至赣南，与世居赣南的客家交错杂居在一起，从而最终奠定了赣南居民的现代格局。从赣南各县市姓氏源流资料来看，河东片唐宋以来世居姓氏较多，尤以宁都、石城为著，河西片明末清初回迁姓氏居多，有的县竟占百分之六、七十。而且，闽粤客家回迁入赣后，又不仅仅局限于赣南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赣南后，再循着北上进至赣中之吉安、赣西之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湘之醴陵、浏阳、平江、再北至赣之铜鼓修水等县，大大扩展了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因而，赣南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期中同样起着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认识赣南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赣南客家文化的特色和丰富内涵，从而更好地利用这一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关于赣南客家文化的特色和内容 什么叫客家文化?概括地说，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她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

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5-12-20 [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 ),男,河南省灵宝市人,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 士,5河南科技大学学报6主编。 2006年3月第22卷 第3期 学习论坛TR I BUNE O F STUDY M ar 12006V o l 122 N o 13 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洛阳471003) [摘 要]作为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文化。其区别从地域范围、文化内涵、存在时间都表现出各自的不同。因为两种文化存在的时间在北宋以前部分重叠,地域范围也有重合之处,导致其文化内涵有相似之处,河洛文化在某个时段是中原文化的核心。 [关键词]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地域范围;内涵 [中图分类号]G 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06)03-0052-03 近年来,河南乃至全国学术界研究和宣传中原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学者颇多,两种文化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是一种文化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学术界虽然有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做过回答,但是,并未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近年所从事的研究,笔者认为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文化。 众所周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人文现象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而形成的,是一个地区所独有的,因而文化有地域的差异;文化还渗透在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行为系统之中,并支配着社会群体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精神内涵的差异。弄清文化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分析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区别首先在地域范围上。作为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范围,不同地域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因地域范围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对这两种文化理解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弄清河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地域范围的区别,只有弄清了两种文化的地域范围,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两种文化因地域范围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内涵的差异。 大凡学术界或者普通的文化传媒,对于中原文化的 地域范围并没有人做过论证,那么,中原地区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为了弄清这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引用学术界相对权威的/中原0概念的解释。/中原0一词5辞海6中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平原之地;其二/谓中国也,别于边疆而言0,/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0[1] 。5辞源6在解释作为地域名的/中原0时,也说:/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0[2] 两部权威的辞书对中原文化地域的解释,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也得到印证。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0,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0[3] 。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陆游的5示儿6诗中所说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0,这里说的/中原0显然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我们所论及的中原地区主要是以此种解释为主。这样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中原地区的地理范围也大小有别,并随着中心地区影响的变化或扩大或缩小。这就说明中原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了今天河南省和周边一些省份的一部分,甚至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就是说,中原地区的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近年来学术界论述的比较多,据笔者研究,河洛地区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 # 52#

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黄帝时代与河洛文化 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客家围屋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目录 摘要 (1) 引言 (2) 1.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 (2) 2.客家围屋的空间形态 (4) 3.客家围屋的建造特点 (6) 4.其他 (7) 5.总结 (7) 6.附录：参考文献 (8) 摘要 围屋又称围龙屋、五凤楼或府第楼，是客家人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满足生活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建筑形式。客家围屋不仅是客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且蕴含着丰富文化积淀和客家人勤奋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客家人别具一格的文化成就，寄托着客家人深厚的情感，是客家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是客家传统建筑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建筑类型，是客家文化和民族心态，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房屋选址、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建造特点、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等都无不体现着客家人的思想价值观。围屋不仅是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表层结构和具体表现。 本文将从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建造特点及其他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客家围屋进行研究。 关键词：客家围屋五凤楼围龙屋府第楼

引言 围屋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博大的内涵奇特构图，深邃的文化艺术气质，作为一种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显示着它的建筑魅力。 自古以来，客家人为营造既能满足生理需要，又能满足心理需要的居室倾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客家围屋不仅展示着客家传统文化的横断面，反映着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与特征，同时还凝聚着客家及其先民的智慧和进取精神，体现了客家传统文化的成就。 对于围屋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认识和了解客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及其对缔结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对今后的城乡规划与民居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在客家围屋的建筑元素中，有许多独有的东西。相较其他民居，客家围屋有着其他民居已经失落了的精髓气质。 对于客家围屋的研究，是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下文将从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建造特点及其他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对客家围屋进行研究。 1.客家围屋的平面布局 1.1基本平面布局 围屋的基本平面布局是:中轴线上有由敞厅堂、敞廊和天井构成的三一体的厅井空间，至少有上下两堂，左右有平衡对称的厢房。无论是中轴或横屋，均以“四架三间”为基本构成图，横屋以二、四、六对称双数排。大门前有禾坪和半圆形水池，而且前低后高、中轴高两横低。典型平面如下图所示：

浅谈中国客家文化

浅谈中国客家文化 说起客家人，我们都不陌生，他们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而又很有特点的支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祖先原本是生活在黄河、淮河一带的中原汉族，由于古代战争频繁，客家先民先后经历了6次南迁，伴随着辗转迁徙的脚步，客家先民创造的绚丽多姿的文化、独特的风情风貌源远流长，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支相对独立的"客家文化"。 客家因迁徙而产生，迁徙给了客家人坚韧的品性。尽管所处环境位于偏僻的山区，但是勤劳的客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下面我将从三个领域浅谈一下中国客家的文化。 一、客家话 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也是客家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客家话也被称为唐宋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中有不少唐宋时期的书面用语，并保留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古汉语音韵。由于客家人的先祖是中原士族，他们携带着语言优势和先进的中原文化进入赣闽粤交界山区，对当地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说到客家话，不得不提到客家山歌。客家山歌是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它继承了《诗经》中的传统风格，受到唐诗律绝和竹枝词的重大影响，脱胎于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这个母体，同时又吸取了南方各地民歌的优秀成分，是客家人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集体创造的民间文艺奇葩。客家人爱山歌，皆因山歌可以解乏、抒情、言志。客家山歌中最大量最精彩的便是客家情歌，它集中了客家山歌的全部艺术成就，代表了客家山歌中最强烈的人文精神，表现了客家青年男女在爱情上的悲欢离合和忠贞不渝的优良品德。 二、客家民居 客家民居在岭南山区客家人聚居的村子里，人们随处可看到许多风格独具、古朴典雅的客家民居建筑：围龙屋、土楼、五凤楼、锁头屋、走马楼、四角楼等，最著名的是围龙屋，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之为最具中国民居特色的建筑物之一。 围龙屋，客家人采用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选择丘陵或斜坡地段建造。在建筑上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东西两边对称，前低后高，主次分明，错落有序，布局规整。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围龙屋不论大小，大门前

河洛文化教学内容

(一)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 关于它的具体范围，可界定为：以洛阳为中心，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这个地域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说的洛阳平原(或称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疑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 （二） 什么是河洛文化？就是孕育、发展、繁荣、传承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 徐金星说，关于河洛文化的定义，史学界有以下界定。 其一，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狭义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伊洛地区的文化，广义指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其二，河洛文化的概念，即中原文化的泛称，狭义指中原腹地伊、洛、河三川平原的远古文化。 其三，河洛文化是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河洛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是产生、发展于河洛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 关于河洛文化的起迄时间，学术界已有基本认定：这一区域文化时间跨度长，其上限可上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其下限则一直到今天。 河洛文化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阶段，河洛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属起始期；第二阶段是重要的发展阶段，大致从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属成长期；第三阶段是繁盛阶段，主要是隋、唐、宋时期，属成熟期；第四阶段是衰落期，也就是金、元、明、清、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河洛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总而言之，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延续于其后的历朝历代，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她不仅是地域性的文化，还是延续千年的帝都文化，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载体。 (三) 河洛文化树大根深，内涵极为丰富。它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深植于河洛地区的文明土壤，生长得枝叶茂盛，其文化枝干起码有十几个。 一是史前考古学文化。从这一地区发掘的遗址看，主要有石器和陶器，说明河洛地区史前经济以农业为主，并饲养猪、狗，从事渔猎和采集。劳动工具有石镰、石铲等，距今七八千年，说明河洛文化起始很早。 二是三皇五帝文化。譬如伏羲长期在河洛一带活动，受“河图”启发画了八卦。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化为洛神。再如黄帝也在这一带活动，新安县的青要山即黄帝密都之所在。还有帝喾也曾生活在洛阳偃师境内。 三是河图洛书传说，就发生在河洛地区。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当地称图河，全长约20公里，流经该县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从以上的河名、村名当中，可以看出河图洛书传说的深刻影响。 四是制度文化。河洛地区长期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古代的国家制度和都城制度，基本都在河洛地区发轫和完成。古代两次大的社会制度变革，即奴隶制的确立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都与都城洛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五是五大学说流派的建立，河洛地区是平台和发源地。 六是史官文化及史学的建立，河洛地区也是平台和载体。司马迁在洛阳受命写《史记》，班氏兄妹在洛阳著《汉书》，陈寿在洛阳撰《三国志》，司马光在洛阳完成《资治通鉴》。 七是文学艺术的发展，河洛地区是发祥地。《尚书》开中国散文作品之先河；《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西汉时洛阳人虞初著《周说》，被誉为小说的开山之作；汉代词赋、建安文学、汉魏文章、唐诗宋词，都成就了河洛文学的辉煌。 八是科学技术发明荟萃河洛地区。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是迄今最早的一批青铜器；夏代杜康在洛阳发明酿酒；东汉张衡创制了浑天仪、地动仪；东汉蔡伦创制了“蔡侯纸”；魏晋发明家马均发明了龙骨水车、水转百戏。

河洛文化的南迁与影响

河洛文化的南迁与影响 海峡之声网2010-03-30 21:06:41 ----------------------------------------------------------- 所谓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笔者认为河洛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河洛文化就是指古代黄河和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一种地域文化。广义的河洛文化还应包括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和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部地区的文化，是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夏朝以后)。 关于河洛地区的具体范围，朱绍侯先生曾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指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河洛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一直主导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历史，影响了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河洛文化具有自身的区域特点,专家们将其总结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传承性、厚重性以及广泛的传播性。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河洛文化与众多区域性文化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源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河洛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史前文化的共识是文化起源“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是在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出现“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夏朝，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史学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在三代之前，这里是黄帝、炎帝活动的主要地区。诞生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它从夏朝开始作为一种主体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夏王朝在这里定都600余年，形成了最早的统一王朝，进而形成了夏文化；商王朝在这里定都500余年，在吸收继承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繁荣的商文化；周王朝在这里定都800余年，孔子曾说过，“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西周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继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周文化。夏、商、周三代在这里建都共有2000多年的历史。河洛地区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区，故河洛地区又称为“天下之中”、“中原”、，以至我们的国家称为“中国”。而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中国又称为“华夏”，而且黄河文明处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总之，“中原”、“中国”、“华夏”之名，皆与地处“天下之中”的河洛文化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秦、西汉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转向关中地区，秦朝建都咸阳，西汉建都长安。咸阳、长安皆在黄河的上游地区。但是秦文化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河洛文化的基因依旧存在；西汉政权是有楚人建立的，其楚文化的主导性是无可替

河图洛书与河洛文化

河图洛书与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常见使用的一个概念，它的本意是指黄河、洛河流域的文化形态。以河洛并称古已有之，如《史记·封禅书》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又《史记·郑世家》说“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这两段话指出在夏商周三代河洛之间就是中华民族生活和居住的主要地区，其他地区的民众对河洛一带也都十分向往。这里的文化开发较早，最早进入民众定居的农耕社会；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王朝夏朝，最早出现国家的形态；这里的文化创造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源头。 河洛文化之所以形成一个含义固定的文化概念，最主要的标志是河图和洛书。《易经·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是说，黄河里出现龙图，洛水里出现龟书，圣人行事便以它为准则。据传说，中华始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一匹龙马，背负“河图”，伏羲接受了它，依据此图创立了八卦；大禹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依据它创立了“洪范九畴”。至于河图和洛书什么样子，《易经》没有绘图，也没有具体的文字解释。先秦时期的其他著作如《管子》、《墨子》中也提到河图洛书，都没有绘出图形。汉代的儒士认为河图就是八卦，而洛书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九畴》。今天人们看到的以黑白圈点表示的河图洛书出自宋代，据说是北宋初年著名道士陈抟绘制，以一至九的排列为河图，一至十的排列为洛书。北宋刘牧著《易解》，改变陈抟的说法，以一至十的排列为河图，一至九的排列为洛书。南宋朱熹《周易本义》肯定刘牧的说法，于是世人皆信从十为河图，九为洛书。但是，明清时期的学者又对河图洛书的图样提出种种疑问。如清代乾隆年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说： 世传河图洛书，出于北宋，唐以前所未见也。河图作黑白圈五十五，洛书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国《论语注》，称河图即八卦。是孔氏之门本无此五十五点之图矣，陈抟何自而得之?至洛书既谓之书，当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与河图相同，是宜称洛图不得称书，系词又何以别之曰书乎? 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尽管难以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应该肯定，河图洛书的图式在北宋出现，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今天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河洛文化的基础。从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河图洛书的图式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图中的黑白两种圈点和八卦中的太极图的道理相同，代表着阴阳，五居中央表示五行居于核心地位，而阴阳五行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四方加中央的格局形成八卦的基本方位，合成一幅完整的图，表示阴阳五行所生成的物质物象居于一个统一体中，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相克相生，和谐发展。这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存在、物质运动的基本认识。河图中一至十的排列，洛书中一至九的排列，无重复数字，也未缺少某一基本数字，秩序井然。这表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人类社会的有序性的基本认识。河图洛书中数字排列的位置上下左右交叉安排，大数小数调配适当，隐含着一种内在的规律；尤其是洛书中横行、竖行、对角线的每一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等于十五，这种特异现象十分典型地表现了古代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均衡思想。 河图洛书的数字概念，还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数学成就。洛书中的数字排列，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幻方，或称纵横图。近代世界范围内数学的发展过程中，幻方理论是数论的组成部分，即在边为n的正方形方格中填充适当的数字，使横行、竖行、对角线各组数字相加之和都相等(如边为5的幻方)。中国古代对幻方的认识比西方国家早一千多年，东汉时就出现每边为3的幻方，称为九宫，这是在八卦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此八卦的八宫加上中央，合为九宫。《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张衡上疏请禁绝图谶等迷信活动，疏中有“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语，说明当时已有术士利用九宫进行占卜。而从数学的观点来看，九宫就是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