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一、引言与文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涵盖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为中国城市化的反复期，表现为前进与倒退并存；改革开放后至今为第四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步入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超常规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国家快速增长期年均1个百分点，创造世界之最。[1]Roger C K 、Yao Shimou （1999）[2]也提到中国正经历的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政府的工作报告或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献都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视为值得欢呼庆祝的成功，[3]许多地区纷纷提出了要加速城市化，以城市化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整体城市化水平为17.92%，到2009年底，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6.59%。与此同时，在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城市化水平更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6年，长三角的城市化水平为62.91%，珠三角的城市化水平为79.48%，京津冀的京津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80.84%，而同期中国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3.90%，[4]这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超过全国约30个百分点。

中国的城市化吸引了诸多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城镇化这一课题，虽然已经过中国学者比较系统、长期深入的研究分析，仍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5]

中国的城市化总体可以

2012年第1期

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

———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李胜会

冯邦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14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10451064101005130）、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2011sz0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0B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胜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广东广州，510640）；冯邦彦，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

化”。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传统的城市化水平“虚高”，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的“被城市化”；

综合城市化指数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更具内涵，反映了城市化的真实程度。通过对综合城市化效率的研究，我

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尤其是大城市效率水平较低，而中小城市效率水平较

高。通过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高，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低；在效

率变化上，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改善均优于珠三角城市群。

[关键词]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城市群效率Malmquist-DEA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1-0066-08

归纳为“造城运动”导致的“驱赶型城镇化”，[6][7]使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并伴随着“半城市化”；[8][9]Friedmann（2006）[10]评价的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为“非常危险的城市化速度”。此外，中国的城市化在舆论宣传上偏热，地方攀比比较严重，土地保障和粮食安全风险增加，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城市贫困化现象等。

基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累积的系列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化，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测度，针对该问题目前已有学者进行了尝试，如欧向军、甄峰等（2008），[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2009）[12]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化的动力因子；薛俊菲、陈雯、张蕾（2010）[13]从人口、经济和空间三个方面复合了综合城市化水平；王家庭、唐袁（2009）[14]构建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化质量进行了研究；方音、姚丽丽（2006）[15]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分析这些研究发现，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进行了综合测度，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在案例选择上重点不够突出。根据前文分析，我国城市化水平虽然提升很快，但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要高出全国许多，因此，我国城市化“问题”的重灾区很大程度上可能集中于三大城市群地区，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定位于三大城市群，以期获得有力的研究证据。二是对于城市化的效率研究，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戴永安（2010）[16]从人口、经济和社会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化效率，考察其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城市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做了动态分析和区域比较。王家庭、赵亮（2009）[17]从省级层面研究了我国的城市化效率，认为不具有集约效率。肖文、王平（2011）[18]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效率和城市化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城市化效率较低。李郇、徐现祥、陈浩辉(2005)，[19]郭腾云、董冠鹏（2009）[20]分别运用DEA模型测量了我国不同类型城市的各种效率水平。方创琳、关兴良（2011）[21]从多要素投入产出角度研究了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李红锦、李胜会（2011）[22]研究了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刘爱梅、杨德才（2010）[23]关注了城市群的负外部性，认为城市群规模的扩张可能导致“效率陷阱”。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从经济效率角度研究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二是对城市化效率的研究，在指标选取上有待完善。

二、研究范围界定

从各国城市化的模式看，当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城市群已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日本的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5%的人口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伦敦、巴黎、米兰、慕尼黑和汉堡组成的五边形大都市区集中了欧盟40%的人口和50%的生产总值；美国67%的国内生产总值集中在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地区。[24]与经济集聚相伴，人口也呈现向城市群集中的趋势。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与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三大区域。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于这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1994年广东省提出的“珠三角经济区”为基础，为数据可得性将范围界定于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江门、中山、东莞、惠州和肇庆9个地级市的全部范围。长三角城市群以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后，确定的16个城市为范围，包括上海、苏州、嘉兴、无锡、南通、杭州、宁波、湖州、常州、泰州、镇江、绍兴、舟山、扬州、南京、台州（台州为后加入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以国家“十一五”规划把京津冀都市群界定为“2+8”，包括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和廊坊共10市。

三、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

1.指标与数据。在借鉴已有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将综合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归纳为四个层面：（1）人口城市化层面，即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用非农人口比重来衡量；（2）土地城市化层面，主要反映城市建设情况，用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来衡量；（3）经济城市化层面，主要反映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非农化水平，用人均GDP和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产值的比

系统层领域层

指标层单位李克特量表等级权数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

非农人口比重%70.292土地城市化

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60.250经济城市化人均GDP

元/人20.083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30.125社会生活城市化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10.042人均城市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10.042人均用电量

千瓦时/人10.042万人医院床位数

张/万人10.042万人拥有公共交通数量

辆/万人10.042城市污水处理率%

10.042表1

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与权数注：由于综合城市化水平最关键的仍然是人口城市化领域层，因此其李克特量表等级最高；社会生活城市化领域层也

比较关键，但是由于其指标涵盖较多领域，因此每个指标的李克特量表等级相对较低。表中权数由于小数四舍五入原因，其和可能不等于1。

重来衡量；（4）社会生活城市化层面，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生产生活的现代化程度，用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城市绿地面积、人均用电量、万人医院床位数、万人拥有公共交通数量和城市污水处理率来衡量。这四个方面共包含10项指标，最大程度反映综合城市化水平。研究中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06），部分数据来自相应省市的统计年鉴。

2.指标权数确定方法。在综合指标测度体系中，确定权数的方法有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法等，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来确定指标权数。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T.L.Sat -ty 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其步骤为：

（1）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分析法在对指针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测量时，引入了九分位的相对重要的比例标度。考虑到专家对若干指标直接评价权重的困难，心理学家提出“人区分信息等级的极限能力为7±2”的研究结论。根据判断矩阵中指标两两比较的特点，把x i 对x j 的相对重要性记为a ij ，显然有a ij ＞0，a ii =1，a ij =1/a ji ，其中i 、j =1,2,3，……，n 。因此，判断矩阵是一个正交矩阵。

（2）计算各行的几何平均数，然后计算各评价指标的重要性权数，计算公式为：

a 軃i =a i1×a i2×……a im m 姨=m j =1仪a ij m 姨；w i =a 軃i m k =1仪a 軃k ，其中i=1,2,……,m

（3）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计算公式为：λmax =1m m i =1Σ（Aw

）i

w i 计算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计算公式为：CI=（λmax -m ）（m-1）

计算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计算公式为：CR=CI ，其中查表可得平均一致性指针RI 。如果CR ＜0.1，表明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计算结果合理。

3.实证研究。

（1）根据确定的四个层面10项指标，本文设定了这10项指标的7级李克特量表，在此基础上根据AHP 方法的步骤构建判断矩阵、计算权数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确定了这10项指标的权数（指标与权数见表1）。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别等不同，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指标体系不涉及负向指标，因此采取的方法为：

Z ij =x ij -x min x max -x min

；j =1,2,……，n （3）实证结果。本文以2005年和2009年两个

横断面为实证对象，由于计算结果包含数据较多，

此处有重点地选取部分数据制作了图1、图2、图3

和表2来反映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状况。从

2009年城市化水平各项计算（图1）可看出，传统

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即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整体

上位于其他城市化水平曲线的上方。根据本文设定

的指标体系计算的综合城市化水平不仅较大幅度地

低于人口城市化水平，还低于经济城市化水平，这

些数据反映的现象背后说明了传统意义的城市化水

平“虚高”。从经济城市化水平和综合城市化水平的

比较来看，由于经济城市化主要代表了人均GDP 和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也从一定程度证实了我国城市

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特殊现象。此外，我国三大城市

群地区社会生活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水平均低于综

合城市化水平，这说明即使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都

市区，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与这

些地区较高的城市化进程是不相称的，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并没有显著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从综合城市化（见图2）可以看出，2005—2009年期间，这三大城市群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变化

甚小，尤其是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长三角的上

海、南京、杭州，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佛

山，京津冀的北京和天津），城市化水平基本没有变

动。根据计算，综合城市化水平变动最大的城市为

舟山，其指数从2005年的0.217增加到2009年的0.317，综合城市化指数提高10%；变动最小的城市为扬州，指数下降0.1%。从人口城市化（见图3）可以看出，2005—2009年期间，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变动明显，尤其是这些城市群的外围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据计算，人口城市化水平变动最大的城市是台州，其城市化水平从0.176增大至0.517，指数提高了34.1%；而深圳、珠海、佛山的该指数没有变化。此外，这35个城市综合城市化指数与人口城市化指数变动的标准差分别为0.045和0.101，说明2005—2009年期间，三大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变动幅度大于综合城市化水平变动。这些数据反映的问题是这期间人口城市化速度较快，而综合城市化速度较慢，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城市人口的驱赶型增长，是人口的“被城市化”，而不是由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生活综合因素改善所致的综合城市化。

从三大城市群的整体比较看（见表2），在2005年，除了土地城市化外，珠三角地区无论是综合城市化水平还是其他单项城市化水平均高于其他两大区域，而京津冀地区的土地城市化水平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到2009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城市化超越了珠三角，而其他各项城市化指数仍然落后于珠三角地区。如果从速度指标看，长三角地区综合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最快，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活城市化速度最快，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

这些发现说明作为改革

图12009年三大城市群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和单

项城市化水平折线图

图22005年与2009年我国三大城市群综合城市化水平折线图图32005年与2009年我国三大城市群人口城市化水平折线图

开放前沿阵地和具有先发优势的珠三角城市群无论在综合城市化水平还是其他单项城市化水平上均积累了一定优势，至今仍然处于领先位置，但是从近年来的发展速度看，珠三角地区并不占优势，除了社会生活城市化速度最快以外，其他各项城市化水平上升速度均低于其他两大城市群，这一方面说明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在城市化内涵建设上开始具有超越珠三角的趋势；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如何进一步利用新优势，在巩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快速有效地提升城市化内涵和水平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四、综合城市化效率研究

前文利用综合城市化指标度量了我国三大城市群35个城市的综合城市化水平，比较有效的测度和分析了目前三大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该项研究也说明了采用综合城市化指数度量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更具有内涵。下面对三大城市群综合城市化水平的度量，进一步分析综合城市化的效率。

1.指标与数据。在综合城市化效率的研究中，指标分为两类：一类是输出性指标，用前文计算得出的综合城市化指数来衡量，反映了我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的综合水平；另一类是输入性指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城市建成区面积、财政支出、从业人员数、人口规模衡量，主要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土地、劳动力、外向性以及政府支出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这几个指标虽有相互联系，但是反映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数据来源与前部分相同。

2.研究方法。本部分的研究分别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基于综合城市化水平的效率及效率变动，采用的研究模型为静态DEA 模型和动态DEA 模型。DEA 模型适用于评价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 ）间的相对效率。本文假设共有n 个决策单元，即在运用DEA 模型研究城市群效率时，每个城市都视为一个决策单元，j =1,2，……，n ，x j 、y j 、θ分别表示第j 个城市的投入、产出变量以及相对效率值，根据CCR 模型，该线性规划表达式为D 1。

Min θ

min θs.t.-j 缀n Σx j λj +θx 0莛0s.t.Σλi x i 荞θx 0

（D1）：j 缀n Σy j λj 莛y

0（D2）：Σλi y i 莛y 0

λj 莛0,j 缀n Σλi

=1λi 莛0,i=1,2,……，n

式中，λj 为各个城市在某一指标上的权重变量，CCR 模型是在假设决策单元为固定规模收益(CRS)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用CCR 模型计算得到的θ为决策单元的综合技术和规模效率值，简称为综合效率（CRSTE ），若在式中加入约束条件j =1

Σλi =1则变成了BCC 模型（D 2），该模型计算得到的θ值就是决策单

元的技术效率（VRSTE ），综合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SCALE)两部分，且CRSTE ＝VRSTE ×类别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2009

20052009200520092005综合城市化0.388

0.3570.4580.4480.3700.341人口城市化0.615

0.4300.7010.6680.5200.375土地城市化0.111

0.1010.1160.0960.2260.180经济城市化0.822

0.7080.8190.7100.7900.675社会生活城市化

0.2920.2830.4130.3190.3160.240表2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水平比较

SCALE 。

CCR 和BCC 模型在研究效率时适合用于截面数据研究决策单元的效率。因此，本文对动态效率的研究采用Malmquist-DEA 模型，Malmquist 指数最初由曼奎斯特（Malmquist,1953）作为一种消费指数提出，Fare,et al.（1989）把Malmquist 指数定义为：

M t,t+1=M t ·M t+t !"1/2=D t （x t+1,y t+1）D t （x t ,y t ）·D t+1（x t+1,y t+1）D t+1（x t ,y t ）!"1/2

其中这个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变化，即为式：

M t,t+1=D t+1（x t+1,y t+1）D （x ,y ）×D t （x t ,y t ）D t+1（x t ,y t ）·D t （x t+1,y t+1）D t+1（x t+1,y t+1）!"1/2

格罗斯科夫（Grosskopf ，1993）指出，上面的指数必须满足固定规模报酬的假定，因此无法表明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贡献。Fare,et al.（1994）[25]发展了该指数，使其能够适应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即为式：

M v,c t,t+1=D v t+1（x t+1,y t+1）D v t （x t ,y t ）×D v t （x t ,y t ）D c t （x t ,y t ）D v t+1（x t+1,y t+1）D c t+1（x t+1,y t+1）!"×D c t （x t ,y t ）

D c （x ,y ）·D c t （x t+1,y t+1）D c （x ,y ）!"1/2

=PE ch ×SE ch ×TECH cn

式中第一项表明纯技术效率变化，第二项表明规模效率的变化，第三项表明技术变化。

3.实证研究。首先运用静态DEA 模型分别对2005年和2009年的综合城市化效率进行计算，主要的结果有如下三点。

（1）三大城市群综合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并且有下降趋势。从整体统计分析，2005年综合城市化效率有效的城市为8个，其占比重不到25%。综合效率在80%以上的城市有15个，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各占5个，京津冀地区占6个；但是综合效率在70%以下的城市有17个，几乎占三大城市群地区50%比重。2009年综合城市化效率有效的城市为7个，占比仅20%。综合效率在80%以上的城市有13个，其中珠三角地区2个，长三角地区5个，京津冀地区占6个；综合效率在70%以下的城市有18个。根据计算，2005年35个城市综合效率为66.7%，到2009年综合效率为61.2%；根据规模效率的数据计算，2005年35个城市规模效率为88.4%，到2009年为77.7%。说明在这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效率有效的城市较少，且三大城市群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下降趋势。

（2）三大城市群大城市综合城市化效率普遍较低，中小城市效率相对较高。对2005年和2009年综合效率进行排序，发现2005年城市综合效率排在后十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唐山、宁波、台州，2009年排在后十位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唐山、宁波、肇庆，在这些综合效率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发现绝大多数为大城市，并且是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2009年，DEA 有效的城市为绍兴、舟山、珠海、中山、张家口、沧州和廊坊，DEA 无效但是综合效率水平在80%以上的城市有镇江、承德、秦皇岛、泰州、保定和湖州。这些DEA 有效和综合效率水平较高的城市多为三大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

（3）京津冀城市群的效率最高，而珠三角城市群的效率最低。根据35个城市综合效率水平的统计，2009年，DEA 有效的7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3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各占2个；综合效率水平在80%以上的13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6个，长三角地区占5个，珠三角地区仅2个。经过计算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平均效率，发现2005年三大城市群综合效率排序为京津冀最高，其次是珠三角，最后是长三角；到2009年，三大城市群综合效率最高的是京津冀城市群，效率水平最低的从长三角城市群转变为珠三角城市群，与此相对应，规模效率最高的也是京津冀城市群，最低的也是珠三角

城市群。

表3三大城市群各项效率指标变动

区域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综合效率变化

长三角0.9060.938 1.0320.8780.850

珠三角0.8050.823 1.0420.7730.662

京津冀0.9090.826 1.0150.8960.751

总体0.8800.875 1.0300.8540.770

注：表中数据为各地区城市效率的几何平均值。

在静态DEA模型中从两个横断面研究了综合城市化效率水平，本文进一步采用动态DEA模型对2005—2009年综合城市化水平的效率变动进行研究，Malmquist-DEA模型从投入产出方面研究效率的变动。本部分在研究综合城市化效率时，综合效率变化体现了产出的效率变化，而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的变化是综合效率的分解指标，主要的研究结果见表3。根据显示数据分析，本文认为有以下特征：

（1）大城市综合效率变化不明显，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效率变化最突出。从综合效率变化看，变化幅度最大的城市为台州市，幅度最小的城市为肇庆市。在大城市中，上海的综合效率变化为0.871，排在35个城市的第10位，北京的综合效率变化为0.642，排在了第30位。而其他主要核心城市的效率水平介于上海与北京之间。根据计算综合效率变化的中位数为0.803，位于中位数之上的城市中有10个城市为长三角地区城市，有4个城市为珠三角地区城市，还有3个城市为京津冀地区城市。在效率变动较大的10个长三角城市中，台州、绍兴、嘉兴、镇江、常州、扬州和苏州均为中小城市。

（2）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变化最大，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变化最小。根据统计分析，综合效率变动位于中位数之上的城市中多数是长三角城市，在效率变动幅度前10位的城市中，却没有珠三角城市。在效率变化幅度排名后10位的城市中，珠三角城市有3个，分别为肇庆、江门、惠州；长三角城市有3个，分别为南京、泰州、南通。经过进一步计算（见表3），长三角地区综合效率变化为0.850，高于全部35个城市的平均值，而珠三角地区综合效率变化为0.662，不仅低于平均值，还低于京津冀地区。这些数据反映了无论从城市数量分布还是具体效率变化值看，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变化最大，珠三角城市综合效率变化最小。

（3）京津冀城市群规模效率变化最大，珠三角城市群规模效率变化最小。从规模效率变化分析，京津冀的张家口、沧州、廊坊、秦皇岛、石家庄和保定均排在比较靠前位置；珠三角城市广州、佛山、肇庆排在了后10位。根据计算的规模效率变化指标，京津冀城市群规模效率变化平均为0.896，高于35个城市平均值，而珠三角城市群规模效率变化平均为0.773，不仅低于三大城市群的平均值，还低于长三角城市群。

五、结论

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及问题，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化”。主要的结论有：

按照城市发展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四个领域复合而成一个综合城市化指标，该指标不仅考虑了人口城市化，并且关注了城市发展的内涵，因此该指数衡量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更真实、更能体现城市化的真实水平。运用该指数计算，我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人口城市化水平，而且还低于经济城市化水平。这说明我国三大城市群传统意义的城市化水平指标夸大了其真实城市化的水平，表现出城市化水平的“虚高”。通过对比我国三大城市群地区2005年和2009年两个横断面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城市化水平，虽然人口城市化水平有显著提

高，但是综合城市化水平基本没有提高，说明三大城市群地区近几年来真实城市化水平并未显著改善，其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的“被城市化”现象。同时，由于该指标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低于经济城市化水平，这也证实了三大城市群地区真实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

本文计算发现，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与技术进步关系很弱。从三大城市群比较看，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高，且规模效率改善也最大，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低，且规模效率改善也最小。这说明珠三角城市群有陷入所谓“效率陷阱”的危险性，即城市群规模的扩张导致规模效率改善不够，又导致城市化综合效率较低；而京津冀城市群除了北京和天津外，其他城市起步相对较晚，因此规模扩张的效率相对较高，城市化综合效率也较高。

[参考文献]

[1][4]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176页。

[2]Roger C K,Yao Shimou，“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China:Patter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GeoJournal，49,1999,pp.269-277.

[3]Gene H C,Josef C B，“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Economic Systems，30,2006,pp.24-40.

[5]仇保兴：《实现我国有序城镇化的难点与对策选择》，《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5期。

[6]陆大道：《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4期。

[7]姚士谋等：《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及其区域空间建设策略》，《地球科学进展》2007年第3期。

[8]George Lin，“Chinese Urbanism in Question:State,Society,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s”，Urban Geogra-phy，28,2007，pp.7-29.

[9]George Lin，“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47（1），2006，pp.28-53.

[10]Friedmann,J，“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30（2），2006，pp.440-451.

[11]欧向军等：《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理想动力分析》，《地理研究》2008年第9期。

[12]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地理学报》2009年第4期。

[13]薛俊菲、陈雯、张蕾：《中国市域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经济地理》2010年第12期。

[14]王家庭、唐袁：《我国城市化质量测度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12期。

[15]方音、姚丽丽：《山东省区域综合城市化水平测度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4期。

[16]戴永安：《中国城市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17]王家庭、赵亮：《我国区域城市化效率的动态评价》，《软科学》2011年第7期。

[18]肖文、王平：《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效率与城市化效率比较分析》，《城市问题》2011年第2期。

[19]李郇、徐现祥、陈浩辉：《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效率的时空变化》，《地理学报》2005年第4期。

[20]郭腾云等：《基于GIS和DEA的特大城市空间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分析》，《地理信息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1]方创琳、关兴良：《中国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地理学报》2011年第8期。

[22]李红锦、李胜会：《基于DEA模型的城市群效率研究》，《软科学》2011年第5期。

[23]刘爱梅、杨德才：《论我国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效率陷阱》，《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7期。

[24]王群会：《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中国经贸导刊》2005年第19期。

[25]Fare,R.,Grosskopf,S.,Norris,M.,Zhang,Z.,“Productivity Growth,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4,No.l,1994,pp.66-83.

责任编辑：黄振荣

No.1，2012，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Main Abstracts

A Contrast of the Views on Technolog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arxism:Taking Qu Qiubai and George Lukács as Cases

Zhou Ke30 In1920s,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Marxists began to thin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Mr.George Lukács investigated the specialty of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and changed the criticism of the tech-rationality and materializ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into the ideological criticism.In the same period,Mr.Qu Qiubai investigated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history process and revealed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productive power and reforming productive relations through clarifying the ess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way of technology.Their thinking on technology had elucidated the spirit of Marxist theory from two different aspects and reflec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Marxism.

The Goal Mode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Watershed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Hu Yi49 It is har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both in economy and society by unilateral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mechanism.Enhancing the network governance of watershed does not only mee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system,but also contributes to preventing inter-governmental fragmenta-tion.The emphases of policy should be pu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for authoritative coordina-tion，building the inter-regional negotiation mechanism，and perfect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voluntary stimulus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framework of watershed network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New Policy Instrument Applied in the Governance of Regional Environment

Wang Huina55 The effect of some productive action in a jurisdiction goes beyond its area,and brings about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ttps://www.docsj.com/doc/9d11835876.html,ually,government should adopt some instruments to achiev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goal.Since1990s,China began to use the new environment instruments,which includes mark-based instruments,voluntary approaches and information instruments.The traditional command-and-control in-struments became old instruments.But the new environment instruments did not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s.They offer the government instrument mixes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Chines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network had not changed.In Chinese regional policy network,the power i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Local governments only have limited power.At the same time,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subjects to other departments.In a word,Chines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network is in very loose and weak interdependence.Actors in the network may have conflicts of interest.The new environment instru-ments make the instrument box rich,but the styl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networks in China did not change.

A Comparison with Concrete Evidences among Three Big Groups of Cities in China

Li Shenghui and Feng Bangyan66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with which,we evaluate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to our country’s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On this basis,we further research the effi-ciency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We consider that th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does not grow itself,but is a process of extensive urbanization dominant by external forces.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ree urban ag-

glomerations,we find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is high with blankness,which is passive 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in large extent.We also find the level measured by index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is better, which can reflect the real level of urbanization.Through research on efficiency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we fi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is shortage in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especially, the efficiency level is lower in big cities,but the middle and small cities are higher.Through comparison,we fi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s highest in the Jing-Jin-Ji city group,and lowes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 group.In the efficiency change,the Jing-Jin-Ji city group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ity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ity group.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an Airport Economic Zone and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i Fei,Wang Xiaoyong and Jiang Feng74 Airport economy is a uniqu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aken as the recourses of express logistics and hu-man stream at airport as a core.It is an airport industry-led,multi-industry related development mode which forms an air transport-related industry cluster.Therefore,the industrial cluster is a core element of airport e-conomy.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new Guangzhou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supplements and completes the former scholars’research model and index system of airport-based e－conomy.Furthermore,this study tries to build a new analysis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luster effect of airport economy and expla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irport economic zone and the prospect of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Finally,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nd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ransfer from Monetization Bonus to Debt,‘Pseudo Monetization’and Current Inflation Tendency

Wang Xi,Ye Mao and Zou Wenli81 With the changing of economy structure,Chinese monetization process has come to an end,and monetization bonus has transferred to monetization debt.This means that the same monetary policy will bring about greater inflation pressure than before.Then we discus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is transfer,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tization and money velocity.We find that due to short-term psychological and cyclical factors,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of‘pseudo monetization’during crisis,and the inflation display a‘V’type reversal. These analyses imply that,the inflation pressure resulting from excessive money supply in2009and2010is not fully released yet,and we will face a great inflation pressure after2011.

A Brief Review on the Group of Shop Assistants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Period

Zhu Ying and Ba Jie98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shop assistants are a very important professional group whose organization evolved from the Trade CCBA to the Trade Union and then to the Trade Association.Their living conditions determined that the primary requirement of the shop assistant’s movements was economic demands, such as raising salary,improving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estricting the dismissal of shop assistants.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mode standardized shop assistants’work and life,thus they gradually became a disciplined and organized social group and on this basis developed their profession and identity.However nepotism still ex－isted inside the management system.Whether Shop assistants belonged to workers or merchants,whether they should organize the Trade Union or join the Trade Association,along with shop assistants affiliations remained disputable problems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Changes of The Press Language Effected by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Yang Wei152 This paper makes an inquiry into the changes of the press language during the last hundred year,and the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new-culture language,political language,the natural language re－turned,and popular language.And on this base,the article also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the press language,regards they have the same steps,the similar frames and the similar goals.They all pursue a direction from the power words to the popular words.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_孙铁山

收稿时间：2015-12-10；修回时间：2016-02-2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5、41001069）作者简介：孙铁山（1978—），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E-mail:tieshansun@hot?https://www.docsj.com/doc/9d11835876.html, 。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孙铁山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北京 100871） 摘要：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 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 假说。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 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关键词：经济空间集聚；集聚空间结构；地区经济增长；三大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6）05-0063-08DOI ：10.15957/https://www.docsj.com/doc/9d11835876.html,ki.jjdl.2016.05.009 Evolution of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SUN Tie -sha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three most well-developed and competitiv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e study on the long-term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se three regions will help revea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 of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is paper uses the prefecture level city data from 1995to 2014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se three regions,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se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changed over time with economic growth,and the trends provide th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inverse U curve hypothesis of Williamson.Meanwhile,the evolvemen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also indicate there exists an inversed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ity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glomeration levels,which means monocentricity will b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ing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while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economic activities tend to be more dispersed as well a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end to be more polycentric.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hows tha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regions,howev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mono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whil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oly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conomic agglomeration;spatial structure;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第36卷第5期经济地理Vol.36，No.52016年5月ECONOMIC GEOGRAPHY May ，2016

中国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密集区

1.都市区 概念：它是一个大的人口核心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倾向的邻接社区的组合，一般以县作为基本单元。 北京都市区、长三角都市区、上海都市区、杭州都市区、金华-义乌都市区、宁波都市区、温州都市区等。 2.大都市带 概念：大都市带在一个较大的区域范围内，有若干个彼此分离的大都市区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逐渐紧密连成一体所形成的一种空间结构形态，是一种新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形式和城市区域发展的现象。 世界大都市带 目前世界上有6个大都市带：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欧洲西北部大都市带、美国五大湖沿岸大都市带、英格兰大都市带以及中国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等。其中又以第一、第二个大都市带最为典型：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 该大都市带简称波士华希（Boswash），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都市连绵带，沿着大西洋，北起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南到弗吉尼亚州，共涉及美国10个州。北端城市为波士顿，南端是华盛顿，中间以纽约为中心，依次排列着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纽黑文、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延伸970km，宽50-160km，面积约为13.9万平方公里。据美国《幸福》杂志1977年的统计，美国50家最大商业银行中的28%，50家最大人寿保险公司的42%，500家最大的工业公司的33%，50家最大零售公司的42%，50家最大运输公司的28%都将总部设在这个大都市带内。另外，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这个大都市带不仅是美国政治中心，也是世界政治活动的中心地。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 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为核心，包括横滨、京都和神户等特大城市，在濑户内海沿岸和北九江地区所形成的日本最大的大都市带。这个大都市带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20%，居住人口达6000余万，集中了日本50%以上的人口，远远超过美国东北海岸的大都市带，人口密度也比后者高出3-4倍。东海道大都市带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全国工业企业和工业就业人口2/3，工业产值的3/4和国民收入的2/3，以及全国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这一大都市带已成为日本群岛的重要发展轴心。 我国大都市带 上海大都市带（上海，南京，苏州，宁夏，杭州）、沈大都市带（沈阳，大连）、京津翼大都市带（北京，天津，石家庄）、成渝大都市带（重庆，成都）、长江中游大都市带（武汉，长沙，南昌）、吉黑大都市带（哈尔滨，长春）、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珠海，深圳，广州）、济青大都市带（济南，青岛）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作者：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节选）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结构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网络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本质载体。 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城市群的演变过程与中国城市群的发展

城市群的演变过程与中国城市群的发展 国土地区所课题组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城市群的出现。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形成城市群的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这是党和国家对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区域发展的战略决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重要而且深远的影响。 一、城市群的基本概念与界定标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演进，在一个区域内，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城市便是支撑这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节点。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并开始主导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 （一）城市群的基本概念 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对城市群概念的表述，学者们莫衷一是，但认识在渐趋一致，即城市群是有很多城市组成的，彼此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共同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本文所谓的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几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二）与都市圈、城市连绵区等相关概念的区别 和城市群相关的概念有很多，比如都市圈、城市连绵区、城市带、组团式城市等等。由于这些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有时将其混用。但其实，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城市带与城市连绵区也各有定义。 有关城市连绵区的研究相对深入、全面，它是城市群的一种特殊形态，指以若干个数十万以至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为核心，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经济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干线大小城镇连续分布的巨型城市一体化地区。 城市带是指在一条交通干线上分布了大大小小很多个城市。和城市群概念不同的是，城市带所强调的是城市分布的形态，但城市之间不一定存在密切联系，而城市群强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 组团型城市和城市群极为类似，在经济联系、功能互补、交通发达方面都可谓典型的城市群，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一个呈分散状布局的城市，是现代大都市为避免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通过建立新区形成的多中心格局，也有将周围的城市扩展进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组团型城市。而城市群则是由多个城市组成的集合体，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成为一个城市。 都市圈一词出现和使用的频率极高。此概念起源于日本，日本在太平洋沿岸分布了京滨、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共同构成东海道城市群。因此，可以认为，每个城市群都有一个或多个都市圈。都市圈属于同一城市场的作用范围，一般是根据一个或几个大都市辐射的半径为边界并以该城市命名。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和人口，获得快速的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大，实力的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形成一个又一个都市圈或城市圈。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际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出现，相邻城市辐射的区域不断接近并有部分重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就可以认为形成了城市群。城市群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嬗变过程。

中国个城市群竞争力点评与排名

33个城市群竞争力点评与排名 1.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位于中国沿江沿海“T”字带，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以上海市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等六个城市，江苏的南京、扬州、常州、泰州、镇江、无锡、南通、苏州等八个城市。其辐射区涵盖了浙江金华和衢州两市。该城市群目前形成以上海为核心，以杭州、宁波、南京、苏州等为中心的“一核心、多中 全球化巨型城市网络雏形已经显现。常住人口增长与移民人口增长优势不明显，GDP增长率逐渐放缓，但在科技水平、医疗质量、文化设施、环境治理、港口交通等方面排名位列第一，该城市群正逐渐转向内部发展环境的优化。可以预期，这将是下一轮发展的必要准备。 长三角城市群应结合城市建设、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推行集约化发展，统筹区域布局，实施功能分区，提高资本、土地和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效率。同时鼓励地方化，保持城镇集群特色，优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与区域性交通网络的衔接，提高区域经济效率。

2.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下游，由香港、广州、佛山、江门、深圳、惠州、肇庆、珠海、东莞、中山、澳门等11个城市组成，外加清远市作为其辐射城市。它是我国沿海开放区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不将香港和澳门计算在内，该城市群仍旧吸纳了全国近1/6的外资。2007年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位列第二，其中先天竞争力排名为第二、现实竞争力第一、成长竞争力第三。 （1）先天竞争力。位于华南地区的该城市群，其发展是伴随珠江三角洲的 其 、 20位。在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得分也不够理想，排名仅为第12位。今后该城市群的发展应仍旧以香港为城市群核心，以澳门、广州为中心城市的核心圈层，并以此城市结构来带动城市群经济的新发展。“城市群由原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性带动，逐步走向服务性的产业带动，这种发展方向的转换将使珠三角城市群成为南方强有力的经济重心。” 3.京津唐城市群 京津唐城市群位于环渤海湾地区、华北平原北部，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市一省，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及其各部分的功能定位（经验借鉴）您的得分 93/100 答对题数 28/30 答题解析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1 以下选项中，不属于核心城市的周围地区的功能体现的是（）。[ 单选题：3 分] A 制造业基地 B 基础设施 C 加工业基地 D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2 核心城市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的功能。 [ 单选题：3 分]

A 高新技术产业 B 制造业 C 重工业 D 生产服务业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3 大城市群是以一两个（）的城市为核心，包括周围若干个城市所组成的内部具有垂直的和横向的经济联系、并具有发达的一体化管理的基础设施系统给以支撑的经济区域。 [ 单选题：3 分] A 小型 B 中等 C 大型 D 特大型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4 未来河北省发展的战略重点是（）。 [ 单选题：3 分] A 加强对港口城市的建设 B 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C 扭转京津冀之间不公平的经济关系 D 对现有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实行大幅度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C回答错误 5 现在世界经济的体系集中的表现在（）上面。 [ 单选题：3 分] A 连接 B 网络 C 空间 D 流和流的节点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6 未来河北省发展的战略重点方向是（）的现代化建设。 [ 单选题：3 分] A 省会城市周边区域 B 沿海平原地区 C 滨海、山区和山麓地带 D 沿海地区和环京津区域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7 大城市群在经济上是命令和控制中心，它通过（）作为载体，来实现对全球经济的控制。 [ 单选题：3 分] A 资金密集型企业和制造业基地 B 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加工业基地 C 高级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总部 D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C回答正确 8 京津冀大城市群规划目标是（）。 [ 单选题：3 分] A 发展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全球政治的影响乃至控制中心之一 B 发展世界级的特大城市群，全球经济的影响乃至控制中心之一 C 发展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全球经济的影响乃至控制中心之一 D 发展世界级的特大城市群，全球政治的影响乃至控制中心之一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C回答正确 9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跨国公司总部的首选地是（）。 [ 单选题：3 分]

人教版九年级下册地理练习-第七章 第二节 第二课时 我国最大的城市群 水乡的文化特色与旅游

第二课时我国最大的城市群水乡的文化特色与旅游 知能演练提升 剪纸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其表现的内容多反映人们的生活环境、习俗和风情,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读反映我国某区域景观的剪纸作品(如图),完成第1~2题。 1.该剪纸作品所反映的景观主要分布在()。 A.黄土高原 B.青藏高原 C.长江三角洲 D.华北平原 2.该剪纸作品所反映的区域,其民间美食和传统体育活动是()。 A.馍、踩高跷 B.糌粑、攀岩 C.粽子、赛龙舟 D.窝头、滑冰 3.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 A.重庆市 B.上海市 C.天津市 D.北京市 4.下列关于上海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是重要的科技教育中心 B.是我国最大的城市 C.拥有浦东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D.煤炭资源丰富 下图是“我国长江流域工业基地分布示意图”。读图,完成第5~7题。 5.长江干流水能资源丰富的河段是()。 A.Ⅰ和Ⅱ B.Ⅱ和Ⅲ C.Ⅲ和Ⅳ D.Ⅳ和Ⅴ

6.上海发展工业的有利区位条件不包括()。 A.交通便利 B.市场广阔 C.劳动力素质高 D.矿产资源丰富 7.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 A.上海 B.南京 C.杭州 D.武汉 8.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长江流域洪涝灾害最集中、最严重、最频繁的地区。与此问题成因无关的是()。 A.上游毁林开荒 B.中游围湖造田 C.中下游酸雨污染 D.夏季降水集中 9.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不相关的自然条件是()。 A.气候温和湿润 B.河网密集 C.矿产资源丰富 D.临江面海的地理位置 10.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的评价,正确的是()。 A.技术先进 B.能源丰富 C.洪涝灾害频繁 D.信息不畅 11.某外商欲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计算机软件基地,选址时应优先考虑()。 ①邻近原料产地②靠近市场③有高素质的科技人员④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12.上海宝山成为我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主要优势是()。 A.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 B.人口稠密 C.水运便利和广大的消费市场 D.农业基础好 ★13.读图,完成下列各题。

[2020年](城市规划)构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先行管控殿后精编

（城市规划）构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先行管控 殿后

构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先行，管控殿后 构建第六大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先行，管控殿后 长三角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提法由来以久，并且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可。但关于这一规划的正式官方文本近日才出台。根据长三角区域总体功能定位，《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送审稿）提出了“一核六带”的区域总体布局框架。虽然规划已经跃然纸上，但要从规划变成如同伦敦、纽约等世界级城市群，上海及长三角诸城市无疑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事实上，长三角地区也不是等到规划出台才开始行动，构建城市群的行动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如长三角交通一体化、港口一体化等进程都已经如火如荼，“三小时都市圈”“长三角港口一体两翼”等提法也成为长三角构建城市群的切实行动的佐证。然而，这样的一些动作要么是来自各城市自主延伸的行为，要么是城市间两两协商的产物，基于全区域、大思路的规划迟迟没有出台，从而导致各种行动之间的无序、重复甚至冲突。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长三角机场建设重复严重，而港口建设尽管有“一体两翼”的定位，但由于没有配套的方案与区域协调机制，一体化成效并不理想。因此呼唤基于国家战略层面、从长三角区域全局出发的城市群规划就显得非常急迫。 国家管控认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城市圈作为国家管控在空间上的载体和精华，在一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美国的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日本的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英国的伦敦城市群；韩国的首尔区；德国的鲁尔区等等都成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极。美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日本的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中国未来城市发展必须向城市群和城市经济带延伸，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战略平台。《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催化下产生。 这份规划纲一方面给长三角区域的城市群发展制定了总体战略，更重要的是，其中的“一核六带”的关键性提法因为明确了上海在整个城市群中的核心作用，因而具有纲领性意义。这为长三角城市群从规划到实际操作奠定了基石。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城市圈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

城市圈经济理论的发展研究 【摘要】文章结合国内外城市圈理论研究与经济发展实例，对城市圈经济的基本特征、界定标准和演进层次进行了综合分析，进而指出城市圈经济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基本模式和重要载体。 【关键词】城市圈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 【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GL156）；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2YJAZH121）；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1173）；西安工业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 城市圈经济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城市圈经济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20世纪中后期日趋成熟和完善，成为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和研究方向。我国对城市圈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于洪俊、宁越敏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巨大城市带的概念。1998年，高汝熹、罗明义对城市圈的发展过程进行重新定义。1999年，崔功豪又提出了城市圈的空间格局，即使城市的功能相互协调，形成一种圈层结构，以此来不断地拓展城市的发展规模。 城市圈经济的基本特征 根据国内外对城市圈经济的研究现状，可将城市圈经济

的特征总结如下：⑴城市圈经济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⑵城市圈经济有利于统筹城市经济圈的合理化布局，进而不断扩大中心城市辐射范围。⑶城市经济圈由多个城市组成，可以实现城市间信息的交流共享。⑷城市经济圈经济发展以核心城市作为中心，向周边城市进行辐射。 城市圈经济的界定标准 1954年，日本政府对“城市圈”的功能作出了详细的论述，明确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职能，并提出了中心城市发展计划，以此带动其他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1960年，日本又提出了“重大城市圈”的定义，重大城市圈人数必须达到100万。1990年，美国提出了城市中心至少所能容纳的人数，即人口总数不得低于5万。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步伐较为缓慢。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急需建立一批城市经济圈，以使中西部人口比例逐步趋于均衡。 城市圈经济的演进层次 按照地区基本特点、都市区域范围、枢纽城市数量、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城市圈经济的演进可分为一中心、两中心、多中心和大城市经济带四个层次： ⑴一中心大城市群经济。一中心大城市群经济的经济枢纽城市具有唯一性。经济枢纽城市在人口数量、科技水平、市场化进程、经济水平等方面都保持领先，它是所划定经济

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一、引言与文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涵盖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为中国城市化的反复期，表现为前进与倒退并存；改革开放后至今为第四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步入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超常规发展，年均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国家快速增长期年均1个百分点，创造世界之最。[1]Roger C K 、Yao Shimou （1999）[2]也提到中国正经历的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政府的工作报告或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献都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视为值得欢呼庆祝的成功，[3]许多地区纷纷提出了要加速城市化，以城市化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整体城市化水平为17.92%，到2009年底，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6.59%。与此同时，在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城市化水平更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2006年，长三角的城市化水平为62.91%，珠三角的城市化水平为79.48%，京津冀的京津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80.84%，而同期中国整体城市化水平为43.90%，[4]这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超过全国约30个百分点。 中国的城市化吸引了诸多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城镇化这一课题，虽然已经过中国学者比较系统、长期深入的研究分析，仍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5] 中国的城市化总体可以 2012年第1期 基于综合城市化的城市群效率研究 ———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实证比较* 李胜会 冯邦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14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10451064101005130）、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2011sz00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0B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胜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广东广州，510640）；冯邦彦，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不是一种自生成长的城市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的“粗放型城市 化”。通过研究发现，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传统的城市化水平“虚高”，很大程度上只是人口的“被城市化”； 综合城市化指数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更具内涵，反映了城市化的真实程度。通过对综合城市化效率的研究，我 国三大城市群地区综合城市化效率总体有效性不足，尤其是大城市效率水平较低，而中小城市效率水平较 高。通过对三大城市群比较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高，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水平最低；在效 率变化上，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效率改善均优于珠三角城市群。 [关键词]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城市群效率Malmquist-DEA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1-0066-08

八年级地理下册 7.2 鱼米之乡 长江三角洲地区(二 我国最大的城市群 水乡的文化特色与旅游)教案(新版)新

二我国最大的城市群水乡的文化特色与旅游 【教学目标】 1.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城市的分布特点; 2.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说明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3.结合有关资料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4.通过对图文资料的分析,培养学生从图文中获取地理信息的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掌握对区域经济分析的一般认识方法。 【教学重点、难点】 1.运用地图和其他资料归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城市的分布特点。 2.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说明区域发展对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教学过程】 【出示目标】(熟悉目标,明确本节课学习任务) 学生齐读目标。 【情境导入】(视频的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容易进入到本节学习) 多媒体播放歌曲:《江南水乡》。 同学们,一曲《江南水乡》,你醉了吗?刚刚我们在视频中看到很多历史文化名城,时至今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又如何呢?这节课让我们再次踏上长江三角洲这块富庶繁华之地。 【自主学习快乐收获】(学生独立完成,标记重难点) 1.引导学生快速阅读课本52～57页,完成自主学习指导课程的自主探究部分; 2.巡视学生自学情况,发现并记录学生自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细读教材,勾画出重点、疑点内容。(分不同颜色进行勾画,并注意标注) 【自学检测】(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更好地进行课堂教学) 1.多媒体出示自主探究答案,学生更正并提出疑难问题; 2.多媒体展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分布图,让学生在图中找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和核心城市,并分析城市的分布特点。(图文结合,锻炼学生读图、用图的能力) 3.阅读材料,让学生介绍对上海的印象,了解浦东开放开发二十几年的巨大变化。(锻炼学生阅读材料,提取信息的能力) 结合学生的展示,引导学生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地位以及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 小结: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形成了我国最大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不仅对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对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都有辐射带动作用。

中国城市群规划汇总(最全)

中国城市群汇总（最全） 已建成的城市群三个将成世界级 已基本建成的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宁半岛、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海峡西岸。以后泛长三角、泛珠三角城市群，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群，而济南城市群如整合到京津冀鲁城市群，也是世界级的。 珠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包括珠海、惠州、东莞、肇庆、佛山、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所形成的。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沿江沿海“T”字带，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成员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盐城、泰州、淮安、杭州、宁波、金华、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衢州、合肥、马鞍山23个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八个地市其所属的通州新城、顺义新城、滨海新区和唐山曹妃甸工业新域。 山东半岛城市群：规划范围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滨州、德州、聊城等14市。 辽宁中部城市群：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阜新等8个城市。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为中心城市，长沙、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城市，涵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经济圈、江淮城市群等中国中部经济发展地区。 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 成渝城市群：以成都和重庆主城为双核包括四川的成都、德阳、眉山、遂宁、内江、南充、资阳、自贡、广安和重庆主城、涪陵、合川、永川、江津、大足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集合体。 关中城市群：由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杨凌农业示范区以及商洛构成。 海峡西岸城市群：以福州、厦门、泉州市为中心，包括漳州、莆田、宁德等城市。 正在建设的城市群中西部居多 正在建设的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甘肃城市群、乌昌城市群、黔中城市群、银川城市群、拉萨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石家庄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南宁城市群。 武汉城市群：又称"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8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群。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