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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自私的辩论精编版

所有的社会现象及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到人性:人的恶行从何而来?为什么人有时是冷酷与残忍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人的自私是善还是恶?利他、奉献与自利是什么关系?是否利他本质上是自利的一种迂回方式?

人性的这些问题并不经常被追问,但每一次被追问的时候,都会暴露社会观念的分裂,甚至鲜血淋漓的内心。

药家鑫案件、小伊伊、小悦悦、跌倒的老人等,每当社会事件逼

问当代中国人性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人性本质这种哲学问题,原来离每个人的生活如此之近。

人性论是世界哲学史争论了3000多年的主题,有没有相对“正确的”答案?我的看法是有,但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哲学界----却没有,不是当今转型期的中国没有,而是中国思想史从来就没有过。

但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思想界没有关于人性论“正确答案”,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道德。中国古语说“礼失求诸野”,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从来没有失去,更不存在滑坡,中国社会欠缺的是在观念形态上对人性本质---或者说可被接受的常态----及建立其上的社会逻辑体系,形成正确的认知及主流共识。

以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常识判断,中国社会99.99%的人道德很正常且健康(按14亿人口基数,0.01%即有万分之一不道德的人的数量都是140万),现在----尤其在微博、媒体的公知分子话语空间里----放大社会事件背后的公众道德问题,是典型的以万分之一的极少数现象“推论”99.99%绝大多数人有问题的错误逻辑。

所谓“正确”的认知,是指经得起解析、符合逻辑、能够前后一

贯地贯穿观念体系的认知。大多数人认同、精英群体大部分认同的,就是社会共识。

尽管上述定义没有排除人类认知的主观性,但也绝不意味着“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正确的含义就是指观念认知能有效地发挥对个体、群体、乃至国际关系的正面调节效能。

人性论的最核心问题历史上多有变化,从动物性与社会性、天生

与习得、善与恶、神与俗到物质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近现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是自私是否是人性本质的问题,即人性自私假说,包括自利

(或利益最大化)是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利他也是为了自利等延伸问题。

当今中国的人性思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巨大的误区。

误区之形成,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包括当今市场经济思想对西方市场观念的误读有关,也直接与2500年前百家争鸣时期的一段人性争论的思想公案有关。

思想史研究者一向将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辩论作为重大事件,是因为两者的观点正相反对,且都自成体系,让研究思想史的人可以有话好说。但本质上,关于性善性恶及其各种“正反合”的观点,都没有多少真实的社会价值,是非常典型的“形上学”命题。

真正与社会关系重大的人性争论是孟子与杨朱学派的分歧,这个思想分歧不是高远的形上学,而是与从个人到国家的完整社会体系紧密相关。

杨朱学派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出现的一个著名的非主流思想,这个学派没有留下独立的论述,只有被儒家树立为批判标靶时留下的只有片言,却有一句顶万句的振聋发聩效果:拔一毛利而天下,不为也。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又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亚圣鉴定杨墨学派的结论是:“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从此,杨朱二字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变成了禽兽的代名词。经过董仲舒开始的独尊儒术到唐代科举制、宋代孝悌理学,儒家的“统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涵盖到人生社会的一切领域,杨朱的贵我、为己、重生等被清除出社会思想的地盘,只能在道家养生思想里,留有一席之地。

这段思想争论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漏洞没有被关注,而是都“预先”陷入了孟子设定的“逻辑圈套”里:为什么贵我就一定会与利天下矛盾呢?为什么利天下就一定要摩顶放踵呢?

不要说贵我、重生等观点未必与利他、利天下、崇仁贵义等价值不能兼容,即使是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这样的极端观点,也未必意味着不可以为天下而舍生就义----留存的杨朱观点,以利论天下与我之关系,从逻辑上说,未必意味着我与天下之间的一切关系,比如当我之生命或其他生之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贵我思想未必就是主张投降保命,也可能变成捍卫自我权利反抗。这当然也不是指杨朱有这个思想,而是指思想的逻辑可能性,并非只有孟子等定义的一种结果。

杨朱思想是否“言盈天下”不好说,但在各为其主的战国时代,这种“反映”现实的思想流行不足为奇----今天中国的新商业社会,不是也引为圭皋吗?

虽是遗文如金且由批判者转述,但从留下的论点里,可以肯定杨朱是一种社会思想,如“轻物重生”这个观点,显然可以引申出针对统治阶层追逐驰骋畋猎、皇宫珠宝之类物欲满足、而不顾民生死活的谴责。

杨朱没有将仁义孝悌的道德内裤穿在外面,孟子就给他送了顶禽兽的帽子。

但这还不是这段人性争论公案里最核心的部分。

最核心的是,杨朱的观点并不是从人性本质角度的判断,也就是说,杨朱思想不是人性论,而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想。

孟子批评杨墨思想的,竟然也不是说他们利天下而不为或摩顶放踵有什么问题,而是“索隐”----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化里意义重大----出二人思想里有“无君无父”的倾向,直接就扣上了禽兽的帽子。

插一段题外话:孟子是儒家“帽子工厂”的鼻祖,孔子、荀子等有明确的臧否,但较少送帽子。孟子思想是儒家意识形态化的重要武器,比如后儒给秦始皇戴上暴君----秦始皇是中国皇帝里杀儒生较少的

----的帽子,给武则天戴上秽乱宫廷----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就不是秽乱----的帽子。

这段逻辑错乱、走入歧途的思想争论公案,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观念陷阱。

杨朱谈的是社会思想,孟子从人性论角度给了一顶禽兽的帽子。杨朱思想没有体系,孟子的思想却比较有体系。于是,按照“自然”联想推论的逻辑,孟子体系里的所有思想,就“自动地”都变成了不禽兽的思想,特别是孟子的人性论----性善说、不忍之心、仁有四端、利他等。

反过来,杨朱思想必然也“自动地”变成性恶说、冷酷、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禽兽思想。于是,杨朱主张的贵我、重生、为己等,也就“自动地”都戴上了自私冷酷、千夫所指的禽兽帽子。

你贵我吗?那就“游戏污浊以自快”吧!你为己吗?那就是无君无父的孽子叛臣!你不肯尊君孝悌吗?这不是禽兽是什么?----中国的个体自由包括思想,就是这样被帽子工厂绝杀!

尊君孝悌怎么就与禽兽不禽兽关联到一起,是没有论证的,或者是按照儒家的话语逻辑论证的。

自孟子而下近2500年,对这段思想争论公案的评价,都是围绕赞成还是反对杨朱或孟子而展开,从没有解析贵我、利己、利他、利天下之间的逻辑关系。贵我就不性善了吗?重生就与不忍之心矛盾吗?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就没有四端之心了吗?

孟子包括后世儒家,以及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在面对这段思想争论的时候,都没有从“事理逻辑”的角度进行推敲,而是都急于亮明态度----殊不知,有态度而无解析,正是将道理搅成一锅粥,分不清是非的根源。

靠权力、权威、地位等外在力量,而不是思想本身的逻辑性,以及“道之理”与“事之理”之间的对勘互证,并不能解决思想的普遍认同。

所以,孟子即使未必错,但靠送帽子解决思想争论,并不能证明对方的论点是错误的,即使孔孟被送上祭坛,也不会解决真实存在的思想分歧。

中国思想史延续2500年的现象就是:儒家正统所赞成的道理,尤其是核心观念,是依靠与权力的结盟,取得了统治意识形态地位,但是这种统治意识形态从来没有真正驳倒过被其树立为“异端邪说”的思想:杨朱墨子老庄商鞅乃至佛禅西学。

中国思想史上的“观念形态”从来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马恩列斯毛的意识形态似乎适应了“革命”----新中国诞生,但也没能适应“建设”----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掌权(11届三中全会)才开始不先讲主义,而是先建设。

这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中国观念形态的分裂,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根子都在人性论。

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患上“分裂症”:或者是私欲横流、骄奢淫逸,比如中国社会里人格“典范”----皇帝及其第一家族;或者存天理、灭人欲,士农工商唯有挥刀自宫,消灭灭私欲,才是存天理的证明。或此或比,循环交替。

观念形态的逻辑、体系统一性不解决,社会乃至历史也将在分裂症中“打摆子”(冷热病)。观念形态及社会共识,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

现代人类学(弗雷泽的《金枝》、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研究的在原始社会、部落社会,观念形态----体现为各种信仰、宗教、组织结构、人际关系规则等----是部落行为的指针。大型文明(汤因比《历史研究》里总结的26个民族文明)里,观念形态是决定文明命运的因素。一个文明的解体,通常都伴随着内部观念形态的分裂。

到近现代,五四的思想者们刚提出人性自由的觉醒呐喊,就不得不将小我奉献给民族救亡的“革命”----革命及其思想在近现代代中国,不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而是思想觉醒者的最后出路。

在西方枪炮与思想的双重冲击下开始重新思考传统与西方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最后以形成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结束:无论是孙文蒋介石的国民党,还是陈独秀毛泽东的共产党,本质上都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

一个被侵略的近现代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建设,更没有国家的独立,何来个人的自由?民族独立是这个被欺负国家的先知先觉者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