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源头活水来_日本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简论.kdh

当代日本历史小说，按其取材类型，基本上可分

为日本历史题材小说和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两大类。所

谓“中国题材历史小说”

，就是以中国历史为舞台背景、以中国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按笔者考察，在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中，日本历史题材的作品大约占到９０％以上，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约占１０％，其他国家的题材极少，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当代日本的历史小说，从题材上看是由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两方面构成的。从１９４０年代以后直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中，主要

以中国历史小说创作而知名的作家，有中岛敦、

武田泰纯、陈舜臣、伴野朗、宫城谷昌光、塚本青史等，而更多的作家是日本题材与中国历史题材双管齐下，其中有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柴田炼三郎、原百代、三好彻、北方谦三、荒俣宏、津本阳、田中芳

树、安西笃子等，近年来又出现了桐谷正、

井上佑美子、藤水名子、酒见贤一、新宫正春、东乡隆、中村隆资、真树操、立石优、太佐顺、森福都、菊池道人等中国历史小说新作家，加在一起有二十多位。而且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作家

们也形成了明显的作家“世代”与“群体”

，形成了代代相继的梯队结构。假如按照日本人划分年龄阶段的方

法，将十年作为一

“代”（例如“三十代”指的是三十岁至三十九岁）来看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作家梯队结构的话，那么，从１９５０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已经

有五代作家陆续登场——

—第一代：１９１０年代出生，１９５０年起步：井上靖、海

音寺潮五郎等；

第二代：１９２０年代出生，１９５０年代末起步：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

第三代：１９３０年代出生，１９７０年代起步：伴野朗等；第四代：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代出生，１９９０年代起步：宫城谷昌光、冢本青史、田中芳树等；

第五代：１９６０年代前后出生，１９９０年代末起步：藤水名子、井上佑美子、酒见贤一等。

这就形成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家世代之间的纵式结构，而且从横向上大部分作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师承或私淑、乃至同学朋友关系，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和连带性。如“日本历史小说第一人”司马辽太郎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第一人”陈舜臣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司马辽太郎以海音寺潮五郎为师，创作上受到海音寺潮五郎的提携；伴野朗、田中芳树以陈舜臣为师，在创作上受到陈舜臣的影响；宫城谷昌光私淑海音寺潮五郎，在创作上受到海音寺潮五郎的影响。总体上看，老一辈中国历史小说家，对新一代的作家的崛起有相当的垂范、带动作用。田中芳树在一段文字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鲁迅说过：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它便成了路。

所谓‘中国题材’的创作现在正成为一条大路，都是那些筚路蓝缕的前辈先生的恩惠。”［１］

这段话既表现了后辈作家的知恩和谦逊，也表明了由于世代交替、互相提携与互相影响的关系，表明当代日

为有源头活水来

———日本当代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简论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由于历史、现实、文化上的多种原因，以中国历史为舞台背景、以中国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的“中国题材

历史小说”，在当代日本文学中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半个多世纪来先后出现了五代作家，形成了显著的梯队结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取材上偏重于中国古代史而相对忽略近现代史，总体倾向是褒扬中国历史文化，在审美形态上有尊重历史与疏离历史、求真实与求幻美两种基本倾向。

关键词：日本当代文学；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国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０７－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２５

作者简介：王向远（１９６２－），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科学家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６期，总第１２８期）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Ｎｏ．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２８）

【名家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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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中国历史小说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坛”。虽然这个“文坛”的规模还不太大，作家人数不太多；虽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中所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但由于作家的勤奋和多产，作品数量却颇为可观。据笔者的大体统计，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光长篇作品大约就有二百种左右，短篇作品数量更多，收编成集的短篇小说就有几十部，三分之二以上是１９８０年代后出版的。其中，陈舜臣一个人的长篇小说就有三十部，宫城谷昌光长篇小说就有十几部，而且多卷册长篇居多。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获得直木奖等各种文学奖的作品，成为畅销书或常销书的作品，所占比例也不小，影响也相当大。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特别是１９８０年代至今，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景象，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日历史文化是同根同源的关系，一直以来，日本人将中国的古典视为自身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从文化人到普通读者都没有多大隔膜感。尽管近代以后中日之间经历了战争等种种波折，但即使在主张“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前期，中国历史文化也没有被“脱”掉，而且即使是“脱亚论”的首倡者福泽谕吉本人，其汉学修养就相当不错，他能读懂文言文、擅长汉诗和书法。在近代以西化教育为主导的教育体制下，日本这几代人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修养整体上看是差多了，但１９７２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日经贸、文化关系越来越密切，日本国民对中国越来越关心和关注，阅读有关中国方面书籍的越来越多，学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繁荣的现实的与心理的基础。

小说家们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取材，固然存在着语言上的巨大阻隔和障碍。但是，由于日文中也使用汉字，汉字就成为日本作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力的纽带。汉字使日本作家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连带感。作家们不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纯粹的异国文化，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以寻求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心情进行创作。正如宫城谷昌光所说：“阅读古代中国的史料，很有意义。我想，探寻一个词在中国的原意，岂不就是探求日本人思考的源流吗？”又说：“我写以中国古代为舞台的小说，并非要向现在的日本读者炫耀自己得到的知识。而是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想弄明白日本究竟是什么，所以才写。”［２］他甚至觉得，使用汉字成了自己思维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旦对汉字的使用加以控制、对汉字的兴趣减弱的时候，连故事情结的构思都会受到严重制约。想想除日本之外，原本像日本一样也使用汉字的东亚有关国家，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后，却在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主导和主张下，为淡化和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将其民族语言中本来就有的汉字人为地完全剔除，宁愿付出因同音词过多而有可能让人不知所云的代价、宁愿付出让自己的国民读不懂用汉文写成的大量民族历史文献的代价，而也在所不惜。相比之下，在日本，尽管明治年代有人在讨论文字改革的时候，曾提出废除日文（包括汉字），使日语拉丁化，但正如五四时期中国的汉字废除论一样，只不过是特殊背景下西化思潮的一种反映而已。事实上，日本一直没有试图用废除汉字的方法来“纯洁”其民族语言，而是把汉字作为其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健康的、开放的文化襟怀。日本文化能够一直充满活力，日本文学的高度发达，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的繁荣，无疑都得益于此。

除了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除了汉字的纽带之外，日本对中国历史典籍及文学作品翻译也相当重视，积数百年之功，迄今已经相当完备。许多重要作品都有数种不同的译本出版，特别是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大系》（全六十卷）和《新释汉文大系》（全一百一十六卷）等丛书的问世，作为常销书，为作家们阅读中国文献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那些不懂汉语的日本作家，只要利用各种各样的译本就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从中国历史典籍中取材也就变得切实可行了。同时，日本汉学在日本学术史上已经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学者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历来相当重视，他们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的水平并不在中国学者之下。例如对甲骨文的研究、对《史记》的研究，对唐诗的研究等，甚至令中国同行钦叹。这种研究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亲近感、认同感，也为作家们学习、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资料。

另一方面，日本的历史小说具有悠久传统，从十二世纪的《今昔物语集》、《平家物语》等战记物语，都属于历史小说或历史文学。上千年的取材，使得日本的历史题材几乎被写尽了。有时候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重要事件，竟有十几部、乃至几十部长篇小说去写，作家们不免感到，再写下去，势必难出新意。因此，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求灵感和题材，是有见识、有头脑的作家的必然的选择。１９９４年，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新一代作家藤水名子曾在《长安游侠传》的出版招待会上说过：“以日本为舞台的时代小说已经有很多伟大的作家了，好像再也没有跻身其中的余地了，所以我就写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作品。”藤水名子的感受和选择在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作家中，恐怕是很普遍的。一旦做了这样的选择，光辉灿烂、绵长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就打开了日本作家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

日本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体现出了某些基本一致的倾向。

第一个是主题倾向，总的来说是褒扬中国历史文化。

从主题倾向上看，作家们在作品中普遍表现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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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的景仰心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所抱有的善意的理解和尊重。日本当代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家，基本上都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至少是重视中日关系的人士。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在中日两国没有正常邦交的情况下，有关作家由于种种机缘，来往于日中之间，起到了桥梁与沟通作用。例如，那时的井上靖、陈舜臣、司马辽太郎等，多次来中国访问和取材，他们回去以后所写的纪行文章，对中国的看法虽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基本上是尊重中国国情的，是善意的。其中井上靖先生生还担任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等职务，为中日两国的交流付出了很大努力。即使是对“文化大革命”那一特殊时期的中国，有关作家仍抱着善意的理解心情。如中国题材作家伴野朗曾作为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常驻中国，在１９７３年与他人合著的图片资料集《中国大观》中，所收照片均是反映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光明面的，而对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凋敝局面并无反映、指摘或批判，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允许范围有限，也反映了战后朝日新闻社的对中国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同时也表现了伴野朗本人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敬及对现代中国的尊重。

对中国的现实是如此，对所描写的中国历史更是如此。在有关作家的作品中，弘扬中国文化，他们将中国历史人物英雄化，是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使是写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负面评价的、有争议的人物，他们也从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不对历史人物做过多的道德评价，甚至站在肯定的角度上作出相反的评价。例如，在宫城谷昌光的笔下，淫荡的夏姬是一个值得同情善良的女人，原百代的《武则天》站在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努力描写出作为一个明君圣上、一个伟大女性的武则天的形象，扭转了长期以来站在男权主义角度对武则天的荒淫残忍的定性和歪曲。再如，从《汉书》开始，史家们均站在维护王朝正统性的立场上，视王莽为谋反者和篡逆者，而给予否定的评价。塚本青史在以王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王莽》中，却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王莽。在塚本青史笔下，王莽是一个少有大志、刻苦读书、笃信孔孟学说、富有责任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其改朝换代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支持。而浅田次郎在《苍穹之昴》中，甚至对晚清的慈溪天后、李鸿章，都从另外的视角予以正面的描写和评价。

第二个是取材倾向，表现为大都取材于古代，主要是先秦两汉魏晋，而近现代史取材偏少。

日本作家的中国历史小说，多选中国古代史题材，而近代题材史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因为上千年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已经融入日本文化中，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典故，日本已经“视为己有”，不把它看成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这其中，与三种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深刻影响极有关系。第一部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早在平安时代就传入日本，历代日本学者都有大量的训读、注解、翻译和研

究。日本人西汉之前中国历史的了解，主要是靠《史记》。当代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家的第一本案头必备书当然也是《史记》。有些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宫城谷昌光的有关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史记》。作家们不光从《史记》中取材，也从《史记》学习观察事件、描写人物的角度和方法。例如伴野朗在《感谢司马迁》一文中认为：《史记》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记述的正确”，第二是“现场优先主义”，第三是有自己确定的历史观，所以他说：“这一生能够与司马迁及其《史记》相遇，是最大的幸运和快事。感谢您，司马迁！”［３］对日本作家的取材倾向有较大影响的第二部书就是《三国志》及《三国演义》，在日本历史上曾形成了好几波“三国热”，诸葛亮、曹操的名字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在近一个世纪里，有那么多的作家写三国志，那么的漫画家画三国志，那么多的学者谈论三国志，许多都是大同小异，作家们竞相写三国题材，出版社竞相出版三国题材。但迄今为止，读者群体非但没有厌倦，没有萎缩，却一天天增长着、更新着，直至近日，高热不退。这表现了日本作家、出版者和读者身上的一种强烈的趋同倾向：一种类型的作品一旦畅销，作者和出版者则群起而摹仿之，读者规模却也相应地随之扩大，久而久之，某种作品便出现了定型化倾向。而出现了定型化，则往往意味着培育出习惯了这种定型化的稳定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阅读现象。对日本作家的取材影响较大的第三种典籍是《十八史略》。《十八史略》是宋末元初的学者曾先之编纂的以各时代的正史为底本的史料集，该书早在室町时代末期（１６世纪后期）传入日本，后来在日本出现了不少对此书的注释书和训读书，流传广影响大，乃至出现种种冠以“十八史略”、“新十八史略”之类的读物。由于该书资料截至宋代，所以凭此书日本人无法了解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总之，在日本，由于后来还没有其他史书像《史记》和《十八史略》产生那样的影响，因而一般日本人、也包括取材于中国历史的作家，对西汉以前的历史最熟悉，也最感兴趣，其次是对宋代以前的历史较为熟悉。作家们在取材的时候，既受到现有的中国历史知识结构的制约，也有必要考虑读者现有的接受视域和阅读兴趣，于是造成了中国历史小说取材上重古代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和三国时代）、轻近古史的倾向。近年来，年青一代作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有意加以改变，如田中芳树，他认为作家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只在几个领域反复挖掘，“反复折腾，真是太可惜了”，所以有意避开先秦两汉三国时代的取材倾向，而侧重隋唐唐宋元明等时代，反映了他在题材上独辟蹊径的创新追求。

至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则取材更少。近现代史刚刚过去一百来年，因为缺乏足够的时间距离，由于中日历史文化同源异流、尔后分道扬镳，因而中国近现代文化不能蒸馏至日本文化的体系中，再加上日本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日本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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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陈舜臣，田中芳树．談論?中国名將の條件［Ｍ］．德间文库，

２０００．１７４－１７５．

［２］

宫城谷昌光，秋山虔．いま〈樂毅〉問いかけるもの［Ｊ］．波，

１９９９．１０．

［３］

伴野朗．司馬遷に感謝［Ａ］．中国歷史散步［Ｃ］．集英社，１９９４．２５１－２５２．

参考文献：

［责任编校：黄晓伟］

学术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若干误区，许多话题令日本人、包括日本作家难以把握或不愿触及，而且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作家的知识结构中，由于教育体制、教科书的编写等多种原因，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也相对薄弱。因而，日本文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题材作品在１９９０年代之前极少。在这种情况下，华裔作家陈舜臣有意识地改变这种状况，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近代史题材的历史小说创作中，除了许多短篇作品外，更写出了几部相当有份量的、有特色的长篇巨著，主要有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大江不流》《桃花流水》《山河在》《青山一发》等，１９９０年中期后来又有新一代作家浅田次郎出版了近代史题材的《苍穹之昴》。总体来说，近现代题材还相当薄弱。而且，陈舜臣的《鸦片战争》应该说是他用功最大、规模也最大的优秀作品，他的许多作品都获了奖，可是《鸦片战争》却没有获奖；浅田次朗的《苍穹之昴》当年成了畅销书，却也与获奖无缘。这说明文学界对中国近现代题材的作品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第三，从作品形态上看，有尊重历史与疏离历史、两种倾向，表现出真实与幻美、史料与虚构、历史发掘力与文学想象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对于历史小说创作而言，如何处理作家的想象、虚构与历史真实、与史料记载之间的关系，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早在明治文学中，作家森鸥外就提出了“尊重历史与疏离历史”问题，并与其他作家展开了讨论。在中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作家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总体看来，当代作家的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就是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以虚构为主的“疏离历史的倾向”

，尔后逐渐向历史真实、向史料靠拢和倾斜，最后甚至逐渐有历史小说家慢慢变成了“历史家”。例如，作家司马辽太郎的第一篇历史小说《波斯的幻术师》是一篇以古代波斯为背景的幻想性的历史小说，后来在小说创作中逐渐写实，回归历史，形成了所谓“司马史观”

，成为明治历史、特别是维新史方面的专家；陈舜臣第一篇小说《枯草之根》是有历史小说色彩的推理小说（伴野朗亦如此），陈舜臣前期的创作以这类推理小说为主，中期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史料，据史写实，对后期创作，则渐渐以一个中国历史学专家的面目出现，写出了《小说十八史略》（五卷）等大量通俗历史读物，近来出版的《陈舜臣图书馆》（三十卷）时，只收录其历史小说作品，而与历史无关的推理小说类则不收录，可见最终是要定位在

“历史”上面。宫城谷昌光则是从写现代题材的虚构小说开始创作的，田中芳树则是在以冒险、言情为题材的作品出名后，涉足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从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可以看出，一般多说，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家是逐渐由“疏离历史”走向“尊重历史”的，对历史小说而言，“疏

离历史”的倾向就是求幻、求美的倾向，

“尊重历史”的倾向就是求真、求实的倾向。而且作家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尊重历史史实，愿意创作具有写实风格和有可靠历史依据的作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作家随着年龄增长，历史知识的修养越来越丰厚，另一方面是不同年

龄段的审美诉求有所侧重，不同年龄、不同创作阶段的作家都经历了由“求美”到“求知”趣味转换，对读者而言同样如此，年轻读者喜欢幻美，追求美中之真；而成年人、特别是中年以上者，则以求知为上，喜欢真中之美。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需求，也决定

了不同倾向的历史小说都有自己的读者群。１９６０年代

前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的作家的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基本撇开史料，写出了想象奇特、乃至出格的“历史小

说”

，逸出了历史小说的“本格”，也受到了评论界的批评。因为年轻，中国历史的修养不足，

“才”大于“学”，但他们还是有特定的读者群，那就是和他们一样年轻、甚至更年轻的读者。作者是分层次的，读者也是分

层次的。什么层次的作者满足什么层次的读者。当代日本二十岁左右、以吃喝玩乐为基本追求的年青人（主要是大学生们），他们不想读“太难”的小说，他们只想借着读小说，沉浸到幻想的世界寻求轻松，娱乐

而已。而淡化史料，强化传奇性和娱乐性的所谓

“中国历史小说”，可以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年轻人也会逐渐成长，等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之后，他们对历史文化的求知欲望、审美能力

就会提高。到那时，他们就会不满足于这类浅陋、纯娱乐的作品，他们或许会成为严肃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读者。根据以上所说老一辈作家的创作规律，没准儿这些年轻作家，到了不那么年轻的时候，学问的修养提高，想象力与时俱进，就会写出“本格的”中国历

史小说。而且大量文学史的史实可以说明，三十岁以前能够写好历史小说的人很少见，历史小说作家需要相当时间的历史学修养和历史知识积累，所以历史小说家大都是属于“大器晚成”，日本的几位历史小说大家都是如此。陈舜臣四十岁前后才一鸣惊人，宫城谷昌光四十多岁才写出了名堂。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的立场来看，日本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大都处于“未熟”状态，因此，新生代作家有关中国历史的娱乐幻想

小说虽然有种种不足，但对引导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广阔天地，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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