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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号文”公开是政府与民意互动的课堂
首席评论
□洪绩
广州市政府2008年39号文历经四年多“闭关”，3月30日终于在政府网站显露真容。“蓄须明志”的省政协委员孟浩终于剃掉蓄了1年多的胡子，成为近日本地的热门话题。这场旷日持久的“39号文”风波似乎可告一段落，但有关此事的讨论和反思却仍在持续。
纵观“39号文”前前后后的追问，最饱受诟病的是以“行政特许”的方式将城建诸项目给了城投、水投等七大集团经营，且“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公开”，更有培植“垄断”之嫌。最直观的是广日集团独占垃圾焚烧项目，海心沙收费、水价上调、新光快速路纳入年票等影响民生利益事项都与“39号文”密切相关。其中不仅公众不见其真容，且“特许”项目全部未经过招投标程序，引发质疑是必然的。
客观讲，政府的决策或有其特殊背景和考虑。如文件公开后的说明中所言，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亚运会和城市发展需要，出台文件整合城市资源，培育投融资集团承担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等，以期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无疑，这一思路有其积极性。但是，即便认为文件涉及单位转制、投融资集团资产负债等问题，在“改革完成前”不宜公开，也难掩其决策程序的瑕疵。
在多方角力和政府接纳民意之下，“39号文”公开应该得到一定的肯定。然而，“39号文”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后才公开，其意义已大打折扣。而且，“39号文”公开只能说是初步满足了公众的诉求，并不是事件的终点。政府从中对重大公共决策也确需做深刻的反思。
正如孟浩所说，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触动政府对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进行反思。政府行政决策初衷良好，花钱办了事，而缺了充分的决策民主一环，公众未必买账。这是“39号文”及诸多公共决策引发民意反弹事件的警示。而且，按照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等信息应该公开，它既是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是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构建公正透明政府的必然选择。在信息公开上，已经在“三公”公开等方面迈出可喜步伐的广州，完全应该更有气魄，也做得更好。
更现实而紧迫的是，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和公共服务而言，“39号文”显然还有待完善之处。如负债多达2400多亿元的“七大集团”如何增强自身赢利能力就是一个大难题，现行的土地调拨补贴和提升水价等措施并非上策，亦非长效之计。而且，“39号文”构筑
起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经营的“围城”，与国家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政策不合拍，有碍于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建设。广州正在研究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指引性政策文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能否真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民间资本冲破“39号文”的“围墙”，分享投资机会，给现有市场以刺激，以产生“鲶鱼效应”，毫无疑问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概而言之，“39号文”作为广州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广州民意与政府决策的博弈和艰难互动，也是反思公共决策民主化与科学性的一堂生动课。这堂课，对于政府与市民都有裨益。
地方国五条细则
体现谨慎思维
今日论衡之财经观象
□林文俏
近两日，各大媒体均以醒目位置刊载了京沪深渝等一线城市国五条细则出台的新闻。跟帖评论可谓众说纷纭：有说细则严厉；有说细则温柔；有说只是复述国五条；有说北京市民政局会迎来假离婚的复婚潮，因为单身人士禁购二套房。
地方细则给人的感觉是，面对近年最复杂的行政决策，地方政府凸显出难得的冷静。这冷静表现在面对网络的强烈降价呼声，房价最高的三大标杆城市京沪深的调控目标，总体以稳定价格为主，没有再提降价两字。深圳则提“确保房价涨幅低于收入增幅”。只是北京在“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保持稳定”前提下，提到“降低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的价格”。而前两年京沪都提出“合理回归，稳中有降”。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应该做什么，还应该考虑能做到什么。不应该一味讨好民意，去做未必能做到的事。那样虽会迎来暂时的掌声，但事后却是失信于民，遭受更多骂声。京沪房价太高，这已是社会共识。但是，一方面是优越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引来大量人员涌进，另一方面又是土地供应的紧缺，其房价能降得下来吗？近年的调控实践已经给出答案。其实，不仅是京沪，全国不少大城市的房价都难降。因为一个事实摆在那儿：我国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不少人批评地方政府不愿降房价是因为房价捆绑着自身利益，这不无道理。但很少有人思考市场规律：今天的暴跌会带来明天的暴涨。今年初的楼市热正是对去年初楼市冷的“反弹”。那时的“冷”引起去年土地供给和新开工量两个同比负增长。供应减少，价格能不涨？
冷静带来的是科学和理性。在一些地方细则中，疯传的“二套房首付七成利率上浮30%”并未成真。原因是2013年的楼市形势和前两年已大不相同。严厉的限购
已把不少投机和投资需求挤出市场，剩下的二套房需求多是改善型“刚需”，政策出台必须慎重考虑避免误伤刚需。细则对确实无法核定原值的，仍按1%征收个税。这意味着房改房出售基本仍按1%征收个税。这考虑了房改房的低价格是对计划经济时国家对职工住房欠账的补偿。
各地的国五条细则估计会在4月上旬落地。但调控仍然任重道远。仍有许多问题需研究解决：
第一、20%个税出台受到民意强烈反弹，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卖方市场的卖方交易成本会转移到买方。此新政是否应该调整或适当放宽执行？具体执行时，如何核定“价差所得”也还需有细则。第二、高房价里政府所得保守估计过半，政府应考虑忍痛割肉，降低税费来降价。第三、20%个税执行后二手楼市的迅速降温，是否会引发一手楼市上涨？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第四、以后限购政策退出后，如何疏导可能卷土重来的投机资金?其实有一个渠道一直被忽视，那就是股市。何不推出重大利好政策，比如暂停新股发行两年。既可吸纳楼市巨额资金，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所有这些，都是下一步决策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者是广东商学院教授）
地方国五条细则
体现谨慎思维
今日论衡之财经观象
□林文俏
近两日，各大媒体均以醒目位置刊载了京沪深渝等一线城市国五条细则出台的新闻。跟帖评论可谓众说纷纭：有说细则严厉；有说细则温柔；有说只是复述国五条；有说北京市民政局会迎来假离婚的复婚潮，因为单身人士禁购二套房。
地方细则给人的感觉是，面对近年最复杂的行政决策，地方政府凸显出难得的冷静。这冷静表现在面对网络的强烈降价呼声，房价最高的三大标杆城市京沪深的调控目标，总体以稳定价格为主，没有再提降价两字。深圳则提“确保房价涨幅低于收入增幅”。只是北京在“新建商品住房价格保持稳定”前提下，提到“降低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的价格”。而前两年京沪都提出“合理回归，稳中有降”。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应该做什么，还应该考虑能做到什么。不应该一味讨好民意，去做未必能做到的事。那样虽会迎来暂时的掌声，但事后却是失信于民，遭受更多骂声。京沪房价太高，这已是社会共识。但是，一方面是优越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引来大量人员涌进，另一方面又是土地供应的紧缺，其房价能降得下来吗？近年的调控实践已经给出答案。其实，不仅是京沪，全国不少大城市的房价都难降。因为一个事实摆在那儿：我国城市化正处在快速发展
阶段。不少人批评地方政府不愿降房价是因为房价捆绑着自身利益，这不无道理。但很少有人思考市场规律：今天的暴跌会带来明天的暴涨。今年初的楼市热正是对去年初楼市冷的“反弹”。那时的“冷”引起去年土地供给和新开工量两个同比负增长。供应减少，价格能不涨？
冷静带来的是科学和理性。在一些地方细则中，疯传的“二套房首付七成利率上浮30%”并未成真。原因是2013年的楼市形势和前两年已大不相同。严厉的限购已把不少投机和投资需求挤出市场，剩下的二套房需求多是改善型“刚需”，政策出台必须慎重考虑避免误伤刚需。细则对确实无法核定原值的，仍按1%征收个税。这意味着房改房出售基本仍按1%征收个税。这考虑了房改房的低价格是对计划经济时国家对职工住房欠账的补偿。
各地的国五条细则估计会在4月上旬落地。但调控仍然任重道远。仍有许多问题需研究解决：
第一、20%个税出台受到民意强烈反弹，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卖方市场的卖方交易成本会转移到买方。此新政是否应该调整或适当放宽执行？具体执行时，如何核定“价差所得”也还需有细则。第二、高房价里政府所得保守估计过半，政府应考虑忍痛割肉，降低税费来降价。第三、20%个税执行后二手楼市的迅速降温，是否会引发一手楼市上涨？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第四、以后限购政策退出后，如何疏导可能卷土重来的投机资金?其实有一个渠道一直被忽视，那就是股市。何不推出重大利好政策，比如暂停新股发行两年。既可吸纳楼市巨额资金，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所有这些，都是下一步决策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者是广东商学院教授）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不愧是圣贤之言，放到现代，也毫不过时。广州市日前开了5场“城市矿产”开发利用专题座谈会，高调把“城市矿产”的开发利用，与建设城市的生态文明挂钩。很多读者，被“城市矿产”的提法镇住了，思揣半天，还是雾里云里。其实，没有多么复杂，简而言之，“城市矿产”，不过是城市垃圾的另一个说法而已。虽说平民百姓不一定习惯，但成为政府施政的语汇，那就绝不简单，至少表示，政府试图用“矿产开发”的思维和路径，将对垃圾这类可再生利用的资源，有一番作为。
查百度词条对“城市矿产”的解释是：“城市矿产”是对废弃资源再生利用规模化发展的形象比喻，是指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产生和蕴藏于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可循环利用
的钢铁、有色金属、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其利用量相当于原生矿产资源。而在广州的会议上，则更强调外延的延伸，把落点放在城市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上，联想到广州曾经出现困扰的垃圾围城现象，则政府高调运用“城市矿产”这个既环保又前卫的现代概念，其要对垃圾分类等城市治理策略来个“脱胎换骨”式的“正名”整合的用意，溢于言表。
既然有了“城市矿产”这个认知，那么，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或者企业，每天都有垃圾排出，恐怕就应当视为“城市矿产”资源的“生产者”了吧？大凡矿产资源的开发，都是有成本的，而这成本的部分支付得益者，应当就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方。但联想到正在试行的垃圾分类方案，收集“城市矿产”资源的袋子，还要居民们支出，这未免与开发“城市矿产”资源的主旨和逻辑，不大合调调了。
事实上，由于现在我们的“城市矿产”的产生，大都还处在各家各户自理的“小农经济”阶段，怎样对“城市矿产”进行“公司加农户”的引导，实际上就牵涉到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要形成良性的“城市矿产”的开发利用，就要花大力气建立科学的回收体系和加大政策与投资力度形成产业链条，这应当是最基础的举措。但这两个基础目前对城市而言还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阶段，如果我们还是以高端论述低端运作思维来推动，“正名”的初衷很可能成为泡影。所以，我们除了要看有关部门推动的“名正言顺”之举之外，还要看公共资源投入上的“行必果”而令“事竟成”，要看政府对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规范引导的投入和再投入，不如此，就不能真正成就由“城市矿产”引发的新产业和新增长点的“大业”，也就枉费了把城市垃圾改造升华为“城市矿产”这番作为。
“绿色官员”升官难戳中干部考核积弊
热点快评
□惠铭生
报载，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教授，搜集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升官的几率是负值。
这项有趣的学术调查研究，一针见血戳中时下干部选拔制度积弊，即重GDP，轻民生；重发展，轻环保。官员升迁主要与GDP高低存在因果关系，“绿色官员”升官的几率是负值，敦促人们对当下官员政绩考核弊端需正视和改革。
GDP原本不是坏东西，因为它能反映一地的经济实力。改革初期，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那时追求GDP
增长，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对此，不能一味诟病，或简单否定。但是，假如以GDP论英雄，发展唯GDP，以至于让GDP数字沦为一地官员的“政绩枷锁”，地方发展必然会剑走偏锋，甚至误入歧途。
多年来，一位官员干得好不好，能否升迁，GDP数据和增幅几成唯一的考核标准，并成为一种惯性，或是官场潜规则，“逼使”官员以“GDP挂帅”，以至于走上两个极端：一是片面追求GDP发展。一些地方“快字当头”，动辄“全民招商”，盲目上马工程和项目，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不管不问。二是无视民众幸福感。在有些地方，GDP数字十分好看，但发展的代价却是破坏资源与环境，甚至牺牲百姓利益，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寥寥。
或有人纳闷，人人诟病“以GDP论英雄”，但它为何却如“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以至于出现“绿色官员”升官几率是负值的尴尬境地？个中道理也简单：一是官员能否升迁，民众缺乏“话语权”。二是“以GDP论英雄”并非哪一级官员的需要，而是层层官员都需要。当官员升迁与GDP挂钩时，下级官员只有干出好看的GDP数据，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才会垫高自己的升迁之路。
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淡化了GDP增速的量化要求，而民生成为其中的关键词。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也给民众以更多的期待。然而，前不久，有记者整合31省区市未来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发现GDP“翻番”依然是最频繁出现的字眼。可见，只要评价地方官员政绩GDP这根指挥棒不变，“绿色官员升迁难”的局面不会改观。
市场压力使调控慎之又慎
中原地产华南总裁李耀智认为，深圳细则并没有具体规定20%个税的实施细则，可能是为避免市场急剧波动影响到一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在后续该条款的细化中，或许会顾及到不同人群的需求。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则表示，深圳版地方细则实际上“并无可操作性的细则”。宋丁认为，“来自市场的压力，更让政府在制定房产调控政策上慎之又慎。”
深圳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高海燕认为，“严格按照国五条征收个税，但没有进一步细则，给政府留下了调整房屋评估价的政策空间；必要时调整首付和利率，也给政府留下了财政货币方面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