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律师李庄案辩护词

斯伟江律师李庄案辩护词

2011年04月20日16:11 分类：未分类标签：李庄案, 李庄案辩护词阅读：9,264 评论：76

?李庄案辩护词(斯伟江律师）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

?本案程序严重违法【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2011年3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妨害作证罪，侦查终结，移送江北区检察院。2011年4月2日，江北区检察院将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起诉到江北区人民法院。

?根据以上毫无疑问时间节点，辩护人对程序上提出如下意见：第一，江北区公安局无权管辖本案，本案从侦查开始程序上就违法。第二，所谓合同诈骗重罪吸收妨害作证的轻罪，以此并案侦查也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重罪，何来吸收？】从控方提供的材料看，李庄宣判当日，龚刚模表弟举报李庄李庄涉嫌合同诈骗，次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试图以重罪吸收轻罪的方法来行使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案的管辖。所谓的合同诈骗案，江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起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本就无案可并

?【服刑地违法】本案中，李庄在2010年2月9日宣判后，次日被送到南川监狱，手续都没办完，就回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超过1年的有期徒刑应当送到监狱。本案李庄实际服刑地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案卷在2010年8月之前，公安没有侦查。实际上是强行把李庄放到看守所服刑，这是严重违法的。

?【侦查期限超长违法】本案侦查期限长达一年多，中间没看到任何合法延长法律文书，江北区公安局严重违反刑诉法的期限规定。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对此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监督。法律监督职能何在？

?【剥夺侦查期间请律师的权利】李庄在长达一年多的侦查过程中，没有享受接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卷宗之中，只有涉嫌合同诈骗罪的会见。李庄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法律规定侦查阶段请律师的权利。这个违法，检察院有没有进行监督？

?【本案变相不公开审理】本案看似100多号人来旁听，但是，法官对家属要求有派出所证明才能进去，这样的要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官出示法律依据。其他公民申请旁听，也被拒绝，而法庭上，从开庭开始，第一排的座位就只有两个法警坐。这样的审判完全违背了公开审判的规定。

?【法庭不接受录像证据违法】辩方提供的李庄和徐丽军的录像，是为了反驳控方提供徐丽军笔录中，涉及所谓李庄教唆其在朱立岩死刑案件中作伪证，录像显示，李庄让其客观，实事求是，在同一份笔

录中，徐丽军会诬陷李庄在朱立岩案件作伪证，这样的证据是反驳控方证据的，法庭说与本案无关，显然是违法的。

?辩词：结论：一个本来就无管辖权的案件，非得强拿到重庆来管辖，所以，才会有拼凑，才有强词夺理，千疮百孔。辩护人不谈有什么目的和动机，我们只是强调，这样的侦查、起诉、审判一点合法性都没有。合议庭做出的任何判决，都将是枉法裁判，为历史所耻笑，同时，也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庭辩护第二部分：李庄并没有引诱、教唆的证人改变证言。实体上，李庄并无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公诉机关起诉证据严重不足。

?一：本案的取证程序违法和证人可信度极低

?二，徐丽军投入金汤城的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或类似性质款项，其出庭作证所述并不虚假。?三，李庄没有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

?第四，徐丽军的母亲杨盛梅的证言只是传闻证据

?第五，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之后所取证据，完全违反刑诉法规定

?第六、证言有争议的证人不出庭违法。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0号证据规则：“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第七，公安机关存在明显的诱供行为。2011年3月24日桂学武、李军对孟玲的询问笔录，第2页，没有由来地直接问：你是否听到李庄教唆徐丽军把投资款说成是借款？正常的话应当问，你听到李庄和徐丽军说什么？同页：侦查人员问，李庄有没有教唆徐丽军把投资款说成借款，他是怎样教的？这种诱供，非常露骨。

?

?审判长、审判员：各位坐在法庭上，头戴国徽，身穿法袍，手握法槌，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无一不需要法律上的授权，如果没有程序法上的授权，今天的庭审将寸步难行。同为法律人，辩护人和法官、公诉人都应该如同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一样，尊重法定程序，依照程序法来。

?今天的开庭如此引人瞩目，不是因为被告人是李庄，李庄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只是性格比较倔强而已。只是因为李庄是一个在执业中的律师，这个职业本来是该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律师不是国家机器的对立面，恰恰是为保证公民在国家机器面前有人依法保护他，毕竟公检法未必全是对的。

?这种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无辜被入罪。这和殴打，拘禁一个正在看病的医生一样，是一种双重伤害。

因为，同时受伤的，是任何公民的律师辩护权。而今天的李庄案，是双重的双重伤害，所以，才更让人同情，也更让人担心中国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真正的帮助。

?一个律师在给死刑犯辩护时，第一次被306条，已经引起国人瞩目，今天，他又一次被同一罪名，在同一地方受审，审理的内容却是在上海做的事，单单程序上的不公，已经可以说是，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罄歌乐之竹，难书其罪。之后，恐怕，不管实体如何判，如何文字构陷，罪轻罪重，已难堵天下悠悠之口。

?鹦鹉学舌，学下公诉人的警示教育。对于李庄，最大的教训就是，在中国如此险恶的辩护环境下，居然还敢提交数十份无罪证据，居然还敢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居然还敢对权力机关叫板，你赢得了死刑犯朱立岩及其母亲的尊敬，然后，夜路走多终于见到鬼，自己身陷囹圄，亲人都见不到。这才是最需要接受的教训。

?沉痛的是，李庄最也不可能吸取教训，重做律师，只能让其他刑事辩护律师吸取自己的教训，当事人的罪与非罪是第二位的，律师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李庄般傻，一再入罪，值得吗？

?从公诉人口中讲到李庄案的特殊，和本案管辖上，程序上的诸多违法之处，辩护人和李庄早就预测到本案的结果，将会是有罪，也不指望有奇迹发生。对于这种既定结果的判决面前，似乎辩护人是无力的，然后，在历史审判面前，谁都无法逃脱。违背法律的人，必将被法律所严惩。

?天理昭昭，李庄必有昭雪的一天。这句话，送给李庄，也送给所有的法律人。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谢谢法庭！

高子程：李庄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高子程律师和陈有西律师受李庄家属委托、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及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指派，担任李庄涉嫌伪证、妨害作证案的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参与本案审理。开庭前，我们从法院取得了公诉机关99份证据中的15份言词证据。我们三次会见李庄。本拟展开调查取证工作，无奈神速的自本案立案侦查到开庭仅有18天的诉讼进程已无暇顾及取证工作。开庭前我们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法院向侦查机关调取最能还原本案事实的存放于侦查机关的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视听资料，我们也曾递交了申请提押龚刚模及证人（被控方控制）出庭作证，但在庭前均遭拒绝。

通过今天的庭审，已然确定这样一个控辩双方均无争议的基本事实：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未曾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未曾调查取得任何证据，且李庄希望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拒绝出庭，即李庄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截止李庄被刑拘，龚刚模案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李庄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未曾接触龚刚模案控方任何证人，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案件已然进入刑事诉讼第三阶段即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关门，不存在尚有未被询问的控方证人等待询问，亦不存在控方尤其不存在侦查机关仍在寻找而未找到的证人作证问题。故，指控李庄妨害作证，与刑诉法冲突，与事实不符。

截止李庄被刑拘，李庄接触过的与龚刚模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依龚刚模在中央台被采访时回答，只是李庄的眨眼和眼神使龚刚模猜测是让龚刚模翻供，龚刚模的这种猜测显然不能认定李庄有教唆龚刚模翻供的行为。这一访谈已然证明，李庄根本没有教唆龚刚模翻供谎称被刑讯逼供。况且，眨眼是生命现象，李庄未曾亦无须在会见龚刚模时特例眨眼。

伪证、妨害作证罪侵犯的客体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截止李庄被拘，法院尚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案，不存在庭审活动被李庄侵害的客观事实。

辩护人认为，在此基础上指控李庄构成伪证、妨害作证罪，既背离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故此，我们依法提出如下无罪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李庄律师的自辩书

各位法官：

针对江北区检察院指控我犯有“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自辩如下：

一、委托代理经过

2009年6月下旬，龚刚模的三哥龚刚华通过朋友到北京找我，咨询龚案。龚刚华只是简单叙述了自己的弟弟涉嫌一支手枪和放高利贷的事，没有其他任何罪行，同案只有三人，与黑社会无关。同时声称弟妹也在京，明天过来详谈。

期间经过6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杳无音讯。我也将此事淡忘。11月20号左右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龚刚华来电，催促我尽快赴渝，称龚案马上就要开庭，并说龚妻也在京，由她与我们所签订委托协议。

与龚妻会晤后，她也只是向我介绍了龚只有涉嫌一把枪和放高利贷的事情，同案共抓了三个人，公安报检察院要挂到其他黑社会组织中，但两次报检察院都没有批。龚没有其他罪行，只是因购买资产包得罪了人，初步达成委托意向后，我即赴渝。

自从在渝一中院领取起诉书和部分卷宗资料以及会见龚刚模本人以后，我感觉案情重大，认为龚刚模三哥和妻子程琪他们欺骗了我。事后我郑重向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委托手续已递交法院、开庭在即，龚妻身患绝症，哥哥向我下跪等因素，出于职业责任感和怜悯之心，我正式接受了刑事辩护、刑事附带民事、法律顾问、反诉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的委托。总计收费150万元。以上是接受委托全部过程。

二、本罪的客观要件必须是“将已经伪造的证据提交司法机关，或者对积极要求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人实施威胁、恐吓、阻扰、干扰等妨害行为，因而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性质、情节等做出错误的判断，情节严重的行为。”（见陈光中教授《刑法总论》）。

结合本案。

第一，关于伪造证据罪：就我代理龚刚模案以来，迄今为止，从未向重庆任何司法机关提交过任何形式的证据，因所有证据都在调查、收集、核实之中，均未形成最后的证据物质形态。根据排除法则，“伪造证据”之说显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也未最终形成）第二，关于妨害作证罪：既然我被控为“妨害”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有被“妨害”的相对人，即被“妨害人”。

首先，龚案共计有检方提交的180名证人名单。暂且不说这180人中有姓名重复的，有只见证言不见姓名的，仅就这180人而言，我始终与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因而，无从谈起“妨害”。相反，我还正式向法庭提交了要求这180人出庭的申请，欢迎他们出庭。

其次，作为辩方，我曾向法庭依法提交了辩方请求的龚刚华、龚云飞、林丽、程琪等证人出庭的申请。但至今未见法院依法予以书面或口头答复，是否准许这四人出庭存在两种结果。这四人是否愿意出庭也包含两种可能。在这四人的接触中，他们均表示不愿意、不敢。总之，事实上庭审没有进行，四人既未出具书证，亦未当庭作证，更无从谈起改变以前证言。

《刑法》第306条第一款规定：在刑诉中，辩护人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第二款规定，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伪造证据。结合第二款可以看出第一款指明的是结果犯，即犯罪行为引发了行为后果。

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对照本案，第一，被告人没有毁灭也从未帮助当事人毁灭已有的证据；第二，被告人没有伪造形成任何证据的物质形态；第三，龚刚模是该案的被告人，不是证人；第四，被告人与控方提供的180名证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接触；第五，辩方准备提供的四名证人至今拒绝出庭，尚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上的证人身份；第六，被告人既未威胁、诱导控方提供的180名证人改变证言，也未诱导辩方准备提供的四名准证人改变证言，因他们以前根本没有证言；第七，庭审至今未举行，也无从谈起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证据，因为所有的证据、证人证言均未最后形成。

三、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清，相关证据不足。

第一，关于诉控我在会见龚刚模时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实属颠倒黑白，违背基本逻辑。

事情的原委是：09年11月24日下午，法院将部分卷宗复印件交我以后，（不让看卷，没有证据目录）即刻赶往江北看守所。途中车上，我快速翻阅了起诉书和龚的口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龚长期为黑社会组织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无偿送夜总会40%的股份给樊奇杭，承认在黑组织中是老大地位。

带看上述最为关注的焦点，16时许，到了江北看守所，要求会见遭到拒绝：必须得有办案单位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我据理力争，解释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并立即出具了《开庭通知书》、《起诉书》等相关会见手续，仍然遭拒。名曰：为了保护律师的安全。无奈，只有长时间等待江北分局干警到来。

临近下班时，江北分局干警到来，监视我一同会见，经反复交涉，抗议未果，期间发生语言冲突。

会见开始，当问到龚：你自己在口供中承认了黑老大地位时，龚痛苦地说：这些口供都是他们编好以后逼我签字的，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呀！经详细询问，龚娓娓道来：“他们抓我以后只是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但一天未住，当天就把我弄到了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悬空吊了我八天”。我惊诧地问道：八天，那不物理性撕裂了啊！龚回答：到晚间他们让我脚踩一个电脑桌放松一下。白天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我又问有伤吗？龚伸出左手让我看他手腕和手背上深深的吊痕，接着说道：打我的人叫张科和彭伟。我大小便失禁，叫

彭伟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脱下内裤清洗再用内裤回到审讯室擦地板，擦完后，裸体继续吊我。那天，正好江北分局刑侦支队的何副支队长从门口路过，看到这一幕，还训斥了彭伟。“哎，太不像话了，赶快穿上衣服。”彭伟放我下来，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有两名医生先后为我疗伤，一男一女。我还问龚，你是哪天回到江北看守所的。他说前两天刚刚回来。我指出：起诉书20号刚刚打印，难道你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都在铁山坪民兵基地吗？龚不置可否。我又问：你以前向律师反映过吗？龚回答：以前从未见过律师。听了以后，我郑重告诫龚：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欺骗律师。那样会害了你自己。（详见现场录像、录音）。龚再三保证：绝无虚假。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龚的口供中多次提到遭李明航、徐向阳等人的敲诈，并正式委托我代理反诉51万。整个会见过程干警始终在场，并未制止会见。

会见时，我还告诉龚：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肯定是有罪的。另外，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验伤，申请延期审理。龚担心的说：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我回答：如果那样，我就退庭。这时，站在一旁负责监视的干警插话：哼，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我又向这名干警解释：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为了迫使我们大声说话，以便录音、监听，干警还将龚坐的凳子拖到了两米开外。

上述过程明显可以看出，律师抓住要害的提问，是龚检举刑讯逼供的导火索。它完全是龚本人的真实心理流露。任何一名律师也决不会无中生有的去“诱导”、“唆使”被告人去编造子虚乌有的被刑讯事实。同时我更坚信一个普通的被告人不会在承办干警的怒视之中，在亲自刑讯自己的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语言流畅的叙述被刑讯经过。期间，我还指着身旁的一位监视会见的干警问龚：他打你了吗？龚颤颤惊惊回答：“他……没有打我。但他也在打我的现场……。”如此触目惊心的被刑讯细节，是律师能够编造的吗？！

面对如此形成的笔录，令人沉思，如何突破，是摆在我面前很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出现，促使了我在后面有求于重庆的吴家友律师。

诉控指出，为了使龚编造的刑讯逼供得到法院采信，我又于09年11月底至12月初“编造”了龚刚模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

首先，诉控的具体时间、地点不明。根据《刑诉法》、《公安机关办理刑案规则》、《检察院办理刑案规则》等，都要求查明具体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如果本人真是犯罪，那么起诉事实不清。

其次，根据事先确定的谈话重点，我在会见时曾问龚：樊奇杭买车找你借款，你爱人是否知道？龚明确回答：我爱人一向反对我和这些人来往，叫我远离他们，更反对我借款给他们。我对爱人讲，咱们做生意的，惹不起这些人，最后还是借款给樊。

了解上述情况后，我找程琪进行了核实。她真真切切地告诉我这些都是真的。我肯请她出庭作证，遭她婉拒，自己乳癌切除，已是晚期，扩散到了肝，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最后见

老公一面。截至目前，始终也未能得到程琪能够出庭作证的肯定答复。我期待着与程琪当庭对质。

再次，我请求程琪出庭是为了核实龚刚模多次被他人敲诈的事实。这与指控我“编造”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否得到法院采信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诉控指出，我在09年11月24日在重庆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是保利公司实际控制者和出资人。”

首先，我11月24日从未在什么茶楼见过龚刚华，如何指使他安排何人作伪证更是无从谈起，不知控方证据何在。

其次，本人确实在一上岛咖啡厅见过龚刚华。期间，丝毫没有谈过找什么员工作证一事，只是要求他协助查找高利贷借据，并复印所有与龚刚模有关的公司工商档案。经查，工商档案清楚无误的标明，保利公司（不是指控的夜总会）90%的股份是属唐筱，上面根本也未体现龚刚模是实际投资人和控制者，至于他是否是实际控制者，应当由将来的法庭度量，与辩护策略和方向无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龚刚华安排的三位员工与我从未谋面，毫不相识。龚为何安排他们？何时？何地？授意内容等等，本人一无所知。我与这三名证人之间的证据链因为龚刚华这一环的缺失而断裂，如此重要的证人，我也特别期待与他在法庭上相见。

第四，诉控指出：09年12月3日，我在五州大酒店内，指使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被刑讯逼供作伪证，此说完全是无中生有。

首先，龚已经办理了两名辩护律师手续，吴不可能成为第三名辩护人。

其次，自从龚在会见时详细描述了被刑讯以后，我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收集相关证据。这也是一名优秀律师应具有的基本素养。虽然这是刑辩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更为了履行律师职责，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心，本人甘冒任何风险。

据了解得知：吴在北京公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警方供职，2005年辞职从事律师工作，自称与龚刚模专案的人很熟，为此我委托吴搜集相关证据，委托费用当时也根本未读。

09年12月6日晚，（不是指控的12月3日）吴到酒店找我，当着马晓军、龚云飞面对我们大家说：经了解，龚刚模确实在铁山坪基地被打过，给他看伤的两名医生我都认识，一个姓王。我当时请求安排会见，吴也答应试试看。晚些时候我送吴到楼下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吴讲：事关重大，尽力想办法找到那两位医生。吴解释：这些医生也是警察，我们原来是同行，人家不愿意和你见面，更不可能出庭为你作证。人家还要在重庆混啊！我对吴半开玩笑说：如果没办法，你就出庭帮我作证吧，把你打听到的消息如实在法庭上讲出来，这也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嘛。吴大惊失色，予以拒绝。自始自终我们也未谈过如何贿买警察作证的事。如何贿买？贿买对象、价格、方式等。真不知有无这方面的证据，也无法想象这些证据是如何出笼的。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以是否贿买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刑讯逼供是否属实？为龚疗伤是否属实？疗伤的那两名医生是否存在？是否在铁山坪关押过龚？这些都有待相关机构作出最终结论。这些也是有关机关应当关注的核心。为何核心无人关注？为何要急于逮捕律师呢？

第五，诉控指出：本人的犯罪行为干扰了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认为，正是本人认真履行了一个优秀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而阻止了一起“人命关天”的重大冤假错案的发生，起码是暂时阻止了。（因为本人已被限制自由）

本人的所有行为，纵使是犯罪行为，与龚案是否如期开庭没有必然关系，无论是否伪造了证据，是否妨害了他人作证，（包括不愿意作证的），均不影响法庭的如期开庭。假如我当庭提交了不真实的证据，充其量不予采信，更何况我准备收集的证据没有形成，准备动员出庭的证人尚未答应出庭，即法律上要求本罪的客观形式要件完全没有形成。

延期审理的真实情况如下：

2009年11月31日，由于重庆明传电报到北京反映了我的情况，律协以及事务所领导找我谈话，了解我所代理的重庆“涉黑”案情况。我据实进行了汇报。诸如：龚的黑老大地位不明显，其他犯罪事实中龚的作用不大，遭到刑讯逼供，身上有伤，很多口供雷同，甚至错别字都一样，准备召集专家论证等。领导指示：尽快赴渝，一定在开庭前与有关部门沟通。12月1日上午，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也主动来电：希望尽快来渝庭前沟通。12月2日14时19时，我邀请了在京的部分我国刑法界著名专家、学者陈光中、陈兴良等，就龚刚模在该涉黑案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在李明航被害案中的作用进行论证。经过认真仔细的审阅卷宗（我从法院复印的所有资料），广泛的讨论，最后，我国刑法学泰斗、世界级法学家陈光中教授与其他四位专家一道，郑重地作出了专家论证结论：1、龚刚模在涉黑组织中不具备黑老大地位；2、在李明航被害案中不负主要刑事责任。带着专家的论证意见，我连夜赴渝。

遵照北京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指示，以及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的要求，我于12月3日一早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与李副院长、陈远平庭长、其他领导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会晤。

我首先表达了对重庆“打黑”举双手赞成，然后我逐一汇报了我对该案中存在问题的看法和想法。例如：侦察、起诉两个阶段不让会见，审判阶段被监视会见，刑讯逼供，被告人有伤，口供雷同，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病句都一模一样等一系列问题，并与其他领导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同时声明如果就目前状况如期开庭，社会效果不会很好，甚至给重庆打黑带来负面影响。领导们认真听了我诚恳的汇报，同时，我也毫不保留地将我的辩护思路、辩护策略以及辩护方向等告知了各位领导。他们也各自仔细作了记录，并告知我会慎重考虑我的意见及时向上级汇报。12月7日是否还能如期开庭，叫我等候通知。当晚23时许，我再次致电陈远平庭长询问开庭日期。陈答复：领导们正在开会，尚没有消息，需继续等待。

12月4日上午，经无数次联系陈庭长，电话未通，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以备12月7日如期开庭，我不得不再次来到江北看守所会见龚。因仍被要求警方监视会见，我当即致电

陈庭长（我换了一个重庆号码）提出质疑，陈说马上向领导汇报，协调此事。数分钟后，陈回电：你可以不受任何监视，不受任何干扰的会见了。但仍遭警方阻挠，我与监视我会见的警察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吵，并当场揭露了个别警员刑讯的违纪行为。（详见录像）12月5日18时许，接到一中院书记员张红电告：12月7日庭审取消，开庭日期另行通知。在途经成都、河北办理其他案件时，接领导电话：因重庆案立即回京报到。11日下午我向所党委报到，如实汇报了此次重庆的会见及沟通情况等，按照上级机关指示，经我所管委会、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上级机关批准，我撤出重庆龚案，取消代理，尽快与当事人办理相关解除手续。此间，突然接到陈远平庭长来电，声称：龚刚模在看守所情绪不稳，求见律师。我说：我14日下午2点，15日上午9点都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分别代理天津光达公司、河北柠檬公司两个案子，休庭后即刻赴渝。通话结束后，我当即向领导报告：重庆警方在诱捕我。如果我真是犯了罪，今天就算投案吧。几天中，我还接到近二十家海内外媒体记者电话预约、采访，我均予以了回避。

12月12日上午，我以电话、短信的方式正式通知陈庭长，取消龚案代理，解除手续15日休庭后赴渝提交。当日下午在与龚刚模妻子商谈办理解除代理手续事宜时被抓。

以上是被捕前的详细经过，这些也是龚案不能在12月7日如期开庭的真正原因。这与我被控的什么“干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因果关系。因为我的所有“行为、结果”均未出现在法庭审理之中，而是之前。

特别值得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的所谓“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并没有干扰审理。取消12月7日开庭的原因也根本不在于此。它是重庆当局经再三考虑的明智之举，历史可以检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坚信！

四、关于我的案件在程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1.侦察、起诉两个阶段虽然告知本人有权聘请律师，本人也在笔录中强烈要求，但这两个阶段都遭拒绝。异地抓捕需经北京市公安机关，但江北分局在京对本人实施秘密抓捕。

2.自12月12日下午至14日上午，对我数十小时不间断轮班审讯，属于以“饥”、“渴”、“不让睡眠”的变相刑讯。

3.审讯□□读其他证人口供，逼我按照相同的说法供述，遭我拒绝，审讯人员威胁：是不是换一种审问你的方式（刑讯）或者直接注明你拒不签字。由此可见，龚刚模案中那些法律知识不如我的人的口供是如何形成的。据为樊奇杭辩护的朱明勇律师介绍，樊也被吊打10天之多。

五、对我案件的思索

律师制度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的标志。相比较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律师发展史，我国的律师事业算是刚刚起步。《律师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律师方面的法律，于去年刚刚颁布实施。有关律师的执业权利、义务、职责等，

二十多年来也都是在摸索和探索中。《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不受追究。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等条款的出现，无不显示出党和国家对稚嫩的律师事业的关爱和期待。

当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刑事诉讼中，应与公、检、法紧密配合，由于法定职责不同，其工作侧重点也肯定各异。但宗旨应当是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提出对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和辩护。

可是，刑事辩护风险大，涉黑辩护风险更大，异地为黑老大辩护无异于刀尖上跳舞。这些都是律师界公认的规则，它也是我国刑辩律师日趋减少的首要原因，也难怪西方媒体评论：我国不会出现世界一流的刑辩律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律师制度的悲哀。

刑辩律师本来就充当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角色，这一角色也是为了把周永康同志、薄熙来书记多次强调的“要把每一个案子办成铁案”的要求落到实处。

即使个别刑辩律师看问题的角度有失公允，语言偏激一些，但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每一个案子“经得住历史检验”。

由于现行法律对律师伪证的判例极少，相关司法解释几乎空白，司法尺度很难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从大局出发，不考虑社会影响，动辄抓律师、堵律师的嘴，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对律师个人的伤害，也不仅仅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对律师事业的打击以及对法制建设的阻碍与践踏。

近二十年来，我也曾为十余名被害人代理刑事附带民事，协助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其中不乏有多起被告人被处以极刑。当然，我也为众多被告人做了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绝大部分依法得到了从轻、减轻处理，有的甚至无罪释放。但这些出色的工作被侦办我的专案组声讨为“作孽”，执法人员的“职业歧视”心理如此严重，法律意识如此淡泊也是酿成我这个案件的重要原因。

从业近20年，本人自认为在中国律师界是较为正直、善良、敬业和勇敢的，无论是拯救四川大熊猫，修复长城、抗洪救灾的捐款，还是“5.12”汶川地震捐出50万元资助贫困儿童，亦或是为社会提供上百起义务法律服务，本人无不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即使在代理龚案的辩护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法庭本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审慎处理。

综上，诉控我“伪造证据”的客观物质没有，“妨害作证”的对象不存在，本人被控的一系列行为全部发生在庭审之前，在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不明、司法解释空白的情况下，不能不说起诉事实完全不清，相关证据根本不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着从大局出发，从维护律师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望合议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基本形式逻辑为参考，以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尽快宣告本人无罪。

最后，我愿以个人暂时的人身自由为代价，促使重庆“打黑”工作进一步规范，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足矣！

被告人：李庄

张培鸿律师谈李庄的律师收费问题

关于律师收费的问题，个人认为，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律师就自己的专业经验和时间精力，收取超过100万元的律师费（特指一审的刑事辩护案件），实在是太高了。

问题是，类似“如果。。。那么。。。”、“就。。。太。。。”的句式，充满了个人的主观判断和负面情绪，事实上等于在收费问题上赋予所有观众以法官的身份，这无疑是没有意义的。要是在三年前，或许我会认为超过十万即为过分，那么，再过三年呢？

基本上，律师收费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双方你情我愿，在协商一致后达成一定的标准和金额，数字高或者低，在信息充分和沟通顺畅的情况下，都不存在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150万，还是245万，抑或更为骇人的3000万，都不是问题的重点。

然而，出于一开始提到的理由，又不能不让人对高额律师费背后的动机、目的和指向产生疑问，这也确实是合理的怀疑。换言之，在当下中国，高额的律师费或许就意味着当事人购买的不再是单纯的律师经验、专业知识和时间，而是购买律师背后的权力资源。当律师欺瞒当事人，或者无法兑现曾经给出的承诺时，纠纷就会发生。

因此，不管当事人购买什么或者想购买什么，除非合同本身明确约定了具体的信息，否则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这听起来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且让我细细道来：

1、如果律师实际得到的只是名义上的费用的一部分，而将其余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用于寻租，通俗说就是行贿，从而使自己的当事人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果。那么，无论这个结果是不是实体上当事人应该得到的（显然行贿也可能得到的只是公正的结果，这又是现行体制的吊诡之处），律师都构成行贿罪。要知道，伪证罪的最高刑只有七年，而行贿罪可能是无期徒刑。

2、如果律师向当事人承诺费用的其中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将用于寻租（广义上的概念，包括“活动费”及贿赂），而事实上律师却没有这样做，最终当事人也没有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这时候，律师面临着当事人对自己提起民事欺诈的诉讼（先不考虑举证的难题），甚至有被举报刑事诈骗的可能（可以参考马克东案，尽管马案的判决也有问题）。如前所述，伪证罪不过七年，而诈骗罪也可能是无期徒刑。

3、一种也许更为常见而复杂的可能性，就是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各有自己的盘算，双方以一种模糊而暧昧的方式签署了一份心知肚明的协议。然后，律师去寻求权力的干预（比如得到明确的批示或者以“打招呼”方式实现某种关照），但是既没有贿赂，也没有其他不法行为（当然这同样很难举证）。权力的干预只是在现行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内，利用正常的程序，最终给予当事人满意但仍属法律自由裁量范围内的结果，该如何评价？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本事”。这种本事深深地根植在当前泛行政化的社会里，堪称无奈而残酷的现实。我

们当然可以泛泛地批评，可以指责当事人购买的其实不是律师服务，而是关系资源。但是你只要承认上访的合法性，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因为上访也是在寻求权力的干预。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

伪证罪是一回事，律师费是另一回事。如果律师有伪证的行为，依法追究伪证罪；如果有贿赂的行为，依法追究行贿罪；如果有诈骗的行为，依法追究诈骗罪；如果这些行为都没有，那么他就是无罪的。即使有案外收费或者风险代理的问题，也只是一个税务问题以及执业纪律的问题。自有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无须办案单位首尾通吃。

为什么现在谈这个话题？虽然媒体用这个东西泼污水，毕竟控方没有指控律师费用的问题。

这是因为，我发现一些专业人士，其实不赞成伪证罪，但是考虑到那赤佬收费嘎高，心里很不舒服，颇有活该的意思。窃以为，这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态，比作伪证本身还有害。什么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律师倒霉亚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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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执业权利是为了所有人的权利保障

——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谈刑辩律师执业环境

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刁难律师，我认为很不应该。他没有认识到今天刁难律师，明天可能就需要律师的帮助

4月22日，李庄漏罪案以证据存疑撤诉。一桩举世关注的案件落下帷幕，如不出意外，李庄也将于6月中旬结束刑期出狱。但刑辩律师执业环境与权益保障的问题并未就此终结，未来走向仍受持续关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感慨地说，“我认为最需要，也是首先要做的是让公众，包括各级官员了解刑事辩护的意义，宽容、理解和重视刑事辩护。”

中国新闻周刊：回过头去看，李庄案对刑事辩护和刑辩律师有什么样实质的影响？

于宁：李庄案经过两次不同的起诉和审判，第一次他的身份是律师，第二次被起诉也是对其律师执业期间的行为的追诉。

坦率讲，李庄案对刑辩律师的影响是存在且不能回避的，这个案子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刑事辩护确实存在风险，特别是后来的判决结果，对刑辩律师有一定的影响。从李庄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法律人，他以自己的认罪支持了判决，这是咎由自取。从刑辩律师来说，在承担刑事辩护中，怎样把握红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件，律师在承担刑事辩护案件时，应该会更加谨慎。

各国对妨碍司法公正都是要治罪的，因此，从立法上来说无可非议。当然，从具体的适用，包括什么样的行为需要入罪，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对于争议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进一步研究。

在第二次案件审理中，我们看到了更加积极的东西，检控部门并未强行定罪，而是用事实说话，证据上存疑最后撤销起诉，这对于刑辩律师来说是增加信心的。

总体上我认为，不要因为个别案子，采取全盘否定的心态，不应该，也没必要。

中国新闻周刊：的确这些年来，社会上传递着一种情绪，刑辩律师这个职业很危险。作为全国律协会长，你怎么看？

于宁：上面也讲到，刑辩律师有一定的风险，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刑事辩护制度确立起来的时间比较短暂，在制度上和法治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是事实。但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观念上。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所有的人都可以当法官，不管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可以对律师进行审判。律师如果是为值得同情的人进行辩护，会得到公众与舆论的支持；但如果给是非判断是坏人的人辩护，就会受到非议。所以我认为刑事辩护的风险与公众对刑事辩护的认识密切相关。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好像一直都存在。

于宁：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的时候讨论过，给坏人辩护始终存在争议。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有过“人治和法治的争论”，有人认为要搞法治，也有人认为法律最终要通过人来实施。这个讨论最终没有定论。当时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样一个目标，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刀制”改成了“水治”(指“法制”到“法治”)，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80年代，通过审判四人帮建立起来的刑事辩护制度和律师制度，在当时基本上是得到认同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从某些方面看,当初一些视为常识的东西在今天受到质疑。比如呢？

于宁：比如给坏人辩护，当初给四人帮辩护都没有人质疑，现在刑事辩护律师被指责替坏人说话，赚黑心钱。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些观念不仅在公众中存在，在某些具体部门的工作人员心目中也有。包括刑辩律师在内的整个律师生存与执业环境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他们的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害，比如通常所说的“三难问题”(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刑辩律师执业环境多年未见好转的根源在哪里？

于宁：我想，这里面既有《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未能很好衔接的问题，也有具体工作部门的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有个很简单的观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律师的执业权利是为所有人的权利保障而设置的，本质上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国家通过这个制度设计给当事人予以帮助，这不是律师本身的权利，律师一般也不太可能滥用这个权利的。这一点人们不是很容易认识到，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刁难律师，我认为很不应该。他没有认识到今天刁难律师，明天可能就需要律师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很关注的是如何改善刑辩律师执业环境。

于宁：前面提到十五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加强和改进司法工作，但具体实行起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2008年底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发[2008]19号文件)，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个方面，就深化司法改革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共有60项改革任务，其中就包含律师制度改革，这是一个进步。

中央政法委、司法部积极落实这个文件，到2010年中办、国办转发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意见》)，应该讲，这个文件明确了律师在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地位、定性，不光对律师提出了要求，还在政策扶持等方面提出了好的政策建议。我们现在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落实上述《意见》。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包括这个文件，以及周永康同志都提出“要加强对律师人才的培养选用，加大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力度”，目前是否有进展？

于宁：可以说律师们对这样的政策是非常欢迎的，我个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提交了“关于建立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制度的提案”，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从律师中选拔法官都是法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和美国等普通法国家，几乎所有法官都必须从律师中产生。德国和日本等成文法系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制定了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中国台湾地区有专门的遴选律师转任法院法官审查办法，分为三种情况：“律师自行申请”“司法院公开甄试”“司法院主动遴选”。

在中国，法官和律师之间存在着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不同身份的巨大鸿沟，非公职人员只能通过最基本的准入门槛——公务员考试，才能越过这个鸿沟。除个别律师因统战政策被直接任用为法官和检察官，此外律师不可能直接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我们认为，当前应以落实《意见》为契机，尽快畅通渠道，建立专门制度，使符合条件的律师能够转换角色，成为法官和检察官。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观点说，这个文件中关于律师教育、规范方面的落实起来很容易，但要给律师权益保障和政策支持的，仍然有一定的困难？

于宁：也不能这样说。当然，对律师的教育、规范管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我们包括司法行政部门自己能够完成，相对而言容易一些。而权益保障、政策支持需要与其他相关部门积极协商、沟通，比如《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需要与公检法以及立法部门的沟通衔接;税收问题，需要与财政、税务部门的具体协商，这些工作都需要一个过程。（记者/申欣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