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亲亲相
“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这一制度贯穿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情感立法的体现，反映了人内心对亲情的渴求，以及人伦和人性的需要。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肯定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有限度地去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性历史价值合理利用
“亲亲相隐”，也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隐”条的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
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
“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周王伐纣的时候，周王就已经意识到纣王迅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周初的统治者已经体味到统治者内部关系的稳定和朝廷的盛衰息息相关，所以非常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主要从家庭方面着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不仅要求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和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其尊卑地位也必须有悬差o
‘i 战国时期，“亲亲”和“尊尊”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被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古代法律中亲属相为容隐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汉初，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此时的容隐亲属仅限于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夫妻之间。南北朝时期，法律己经不再要求子孙作证。
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且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
大，推及同居（同财共居)亦可相隐。《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法律原则。《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若所告
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 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
二、从人性观分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是人性的内在渴求，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治理与管束，必然蕴含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人之间的亲近与依恋，家是亲情与爱的磁力场。中国自西周始，实行诸侯分封制，是一种家国同构的农业社会，没有国即没有家，没有家即没有国，所以“齐家”是“治国”的前提与基础。
人的良心和道德感、人对亲属的爱护和庇护、对安全的需要、对信任的追求是人性中本真而强大的力量，这些核心的要素构成了“亲亲相隐”制度产生和存续的普世性价值基础，为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提供了广阔和深厚的心理土壤。只要社会关系和秩序仍然需要亲情和彼此的关爱予以连结，那么，法律就不能对此置之不顾。否则，就不能肩负起创造和谐社会的使命。
从人性的角度讲，亲情是人的一种最根本的情感，是人之依存于社会的基点。从伦理学上讲，尊重人性，就要尊重其对于亲属的偏爱，尽管这种偏爱在特定事件中对于社会并非有利。而法律同样不是僵化和残忍的，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法律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就不应当强迫一个人去做违背伦理的事情，不应当让一个人去悖离人性而忍受痛苦的煎熬。
三、“亲亲相隐”的历史价值及其当代启示
(一）“亲亲相隐”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农家庭里，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形的等级结构，而维持这一等级结构稳定的准则便是伦理的制度及观念，而古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架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家族结构的模拟和放大。这一制度之所以被封建社会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主要因为：其一，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的亲缘本性。“亲亲相隐”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其二，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的核心与基础。其三，这一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丁?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
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丁-
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的前提。我国古代法律中关于亲属相隐的规定对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二）“亲亲相隐”的当代启示“亲亲相隐”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同时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现代社会，我们应有限度地借鉴，才能发挥它的合理之处。
首先，以其权利来规定，并限制相隐的亲属范围。在现代法制国家中，亲属相隐制度的设立旨在尊重人权和亲情，因而将亲属相隐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加以规定较为合适。至于犯罪人的近亲属放弃此权利而大义灭亲，应当予以允许和尊重。相隐的亲属范围以近亲属为限：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相隐的亲属范围不宜过大，否则不利于惩治犯罪，也没有维护亲情的必要；也不宜过小，否则不能充分发挥“亲亲相隐”的积极作用。
其次，对相隐的犯罪行为的限制。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不允许容隐，对此行为的容隐应视为犯罪，但可减轻处罚。对于亲属之间的人身伤害，应当禁止相隐，对于家庭犯罪，应当予以追究。如果允许亲属相隐出现在这些方面，势必产生对家庭不利的事项，不但对受害者的权利难以维护，而且纵容了侵害者，对于新的侵害也不能有效预防。因此对涉及亲属间人身伤害的情况不应当相隐。
最后，在赋予当事人容隐权利的同时，应当注重保障人权意识的提高，加
快侦查技术和手段的现代化，以降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千窝藏、包庇罪中的近亲属处罚，根据犯罪情节应该从轻或减轻处罚。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方面就去盲目追捧，而放弃法律追求的公正，只是在具体的案件方面能考虑一些人的亲情和社会伦理道德，使案件最终的结果让人们在情与理上都能接受，而不是引起强烈的抵触心理，今天，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在法治的框架下确立一种动态的和谐，就有必要借鉴“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内核，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对这一古老的法律制度的合理之处吸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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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构建
浅析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构建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为多国所继承和发展，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所规定的近亲属出庭豁免制度曾被看作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可在对其语义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其与亲亲相隐制度大相径庭，有着一定的矛盾。基于此，笔者拟对第188条进行分析，指出建立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构建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亲亲相隐；亲属拒证权；近亲属出庭豁免权；新刑事诉讼法 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时期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对维护家庭稳定及社会p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文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免于出庭作证，即“近亲属出庭豁免制度”。该条文一出，许多人将其视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去分析该法条，我们不难发现此条文与亲亲相隐其实相去甚远，并且该条文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仅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审判阶段可以免于出庭作证，但对于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是否可要求其作为证人提供证言却未作规定。对于该条的立法目的，立法机关曾经指出：“主要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和社会和谐的构建。”[1]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既然立法的初衷是为了维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和谐，即亲亲相隐这一文化传统，那么仅仅规定近亲属有出庭豁免权，却不给予其在其他阶段拒绝作证的权利，其证言同样会被作为书面证据在法庭上展示，免除其出庭的义务其实对家庭关系的和谐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无疑是将该条文的价值形同虚设。 曾有学者在《刑事诉讼法（草案）》出台后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将第188条中的“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但书规定，移至第59条第一款，即“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除外”，由此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亲属拒证权制度。[2]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最终稿中，近亲属举证权并未规定进来，立法者之所以对此持保守态度，这与我国不够健全的法律体制和良莠不齐的执法情况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给予证人相关的权利自由，一旦在实施过程中无法得到正确贯彻，将会对打击犯罪造成不利影响，正是出于这种顾虑，新刑事诉讼法才并未构建亲亲相隐制度，只规定了近亲属出庭豁免权制度，第188条的矛盾也正反映了立法者的矛盾。 虽然第188条存在着不足，但其也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对亲亲相隐开始有了关注，其立法本意也是为了维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这与亲亲相隐的本质是一样的。构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立法者的顾虑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任何立法都是有其风险的。 此外，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司法机关对于近亲属的证言的真实性往往还要
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思考
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思考 【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自汉宣帝时入律直至明清，亲亲相隐一直伴随着封建社会始终，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定义及规定，从形式层面对此项原则予以否定。本文重点探讨现行法律规范下人性与法律的冲突，以及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人性与法治 一、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主要内容介绍 亲亲相隐，又称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等，是指亲属之间（主要是共同生活的亲属之间的亲属）对犯罪行为可以相互包庇，而不构成犯罪（或可以减轻处罚）。 亲亲相隐原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理论。《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种说法，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的，他把父为子隐看作是“仁”的表现，把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亲亲相隐并不是一个短时期存在的制度，而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出现在各个朝代的法律规定中。汉朝在理论上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这一主张，同时将它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确定下来。西汉初年，在司法实践中，就严格禁止子女控告父母，并将其视为天经地义，“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①。至汉宣帝时，“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得到法律确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②。允许亲属间对犯罪行为相互包庇。这一规定，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到唐朝亲亲相隐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文及其他有关条文中作了具体规定，主要表现在相隐的范围，处理办法，限制条件以及亲族内部的侵害行为等。这些规定也被宋元明清等朝的法律所直接继承，成为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亲属相隐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了“窝藏、包庇罪”，只对窝藏包庇的行为方式作出了规定。按照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本罪的主体乃是一般主体，即已满16周岁且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自然人。回顾我国关于这一条文的立法过程，立法机关也曾在刑法典草案第22稿中列明，“直系亲属、配偶，或者在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的亲属窝藏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犯罪分子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但由于认为这条规定有容忍封建社会提倡的“亲亲相隐”的伦理道德陋习，与鼓励大义灭亲的新型道德相矛盾，所以在后来的草案中删除了22稿时规定。 从上述法条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均为一般主体。只要是实施了窝藏、包庇行为的一般人，不管其与被包庇人有何血缘、身份等特殊关系，均有可能构成犯罪。可见，立法者并非没
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制度简析 内容摘要：该篇论文通过参考一系列相关书籍、论文等资料，得知了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由西周时期的道德准则向汉代及其之后朝代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的转变、发展历程。同时也了解到当代中国各界（主要是法律、文化界）对于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是否适用的观点上存在的分歧，并且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有存在的必要性，但需要对其加以修改确定以符合当代中国国情，且阐述了理由。 关键词：亲亲相隐产生发展儒家化现代适用借鉴合理性利弊 正文： 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有其定义：“亲属之间犯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不论罪，反之要论罪。”①，指在古代刑律中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其主要内容为以下三点：其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其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其三，国事重罪不适用相隐。另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又有另一定义：“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②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有长久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原则的产生至少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从现今可考文献来看，最早萌芽于《国语·周语》，其中有载：周襄王二十年，卫大夫元咺向当时作为诸侯列国盟主晋文公诉其君卫成公时，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周襄王给出如下反对理由：“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虽然承认了元咺理直，但是不主张受理此案，从而表明了周襄王对此案的不认同，是认为君臣父子之间应该相互隐瞒罪行。 亲亲相隐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更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的道德原 ①《大百科全书?法学卷》 ②《法学词典》（增订版），1984年版，第723页
浅谈“亲亲相隐”制度
浅谈“亲亲相隐”制度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 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一个“行直”者躬，他的父亲 做了偷盗人家羊的行为，他便站出来指证了父亲盗窃。这样一个人做的这样一件事，被叶公认为是“行直道”——大义灭亲，公正不阿，即使是自己的父亲犯了错误，也不为父亲加以隐瞒、径直指出。然而孔子却认为，直躬的行为不能算作“行 直道”：反之，孔子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看作“直”的行为。这就是至今 仍受到争议的“亲亲相隐”价值观来源。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价值观显然 是不当的，包庇犯错者无疑会对别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甚至在刑法上可能构成包 庇、窝藏罪；若是人们遇到和直躬相同的局面，又该如何抉择？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 首先，存在即合理，孔子认为孝悌之爱重于伸张正义，主张给亲人包庇罪过 而非大义灭亲，体现出儒家价值体系中对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或同事上下级之 间互相仁爱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和思想背景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宗法制度背景基础 首先，它的形成与中国当时的血缘宗法政治制度有关，并对宗族的团结与安 全加以维护、符合了宗族的利益和要求：“在社会结构上，中国古代社会体现了 ‘家国同构’的基本特征。 ,, 家治父权，国治君权互为表里，形成个体与整体之间 天然联系的人格特征。因此决定了血亲宗法性特征在中国文化形成之初就存在， 也决定了‘礼’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礼治的基本原则有两条，即 ‘亲亲’和‘尊尊’ 。所谓‘亲亲’即主张家族利益至上，家族内部的人必须对 自己的亲属给以亲爱，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理念都是为了维护整个家族 的利益。”① （二）帮助国家维护秩序的作用 同时，由于家国同构的特点及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法性质，亲亲相隐一旦提出，既成了家族内的准则，又成为了国家认可的价值理念：“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十分重 视尊卑伦常的道德观念，视纲常为‘天理’ ，以不孝为重罪，家族伦理法以法律的 形式确认宗族内部的尊卑伦常关系，树立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调整族内成员 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被称作伦理法，亲属间的容忍被视为基本 的亲情义务，法律是最低标准的道德，因此在视尊卑伦常为天理的中国
论亲亲相隐制度确立的合理性及限制.
论亲亲相隐制度确立的合理性及限制 [内容摘要]：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远至欧美的“亲亲相隐”制度已成为世界连锁店，究其原因是因为该制度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而中国当代法律抛弃了这一制度，其司法实践中的危害也日益呈现，确立并限制“亲亲相隐”制度是为重要。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合理性、限制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当前司法实务界及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大难题。同时我国刑法规定窝藏、包庇罪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的对象大量的是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的近亲属，夫妻、父子、兄弟双双入狱，留下的是孤儿寡母、老弱妇孺这种状况也令人于心不忍。笔者详细考察了古今中外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国否认此制度在现实中的危害，分析现阶段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与限制是解决证人出庭难以及窝藏、包庇罪主体扩大化这两大难题的最佳平衡器。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国外立法例 “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制度从纵向来看贯穿于中国古代历朝各代，从横向来看近及日、韩远至德、意。可谓古今相通，唯中国当代例外。 1、中国历朝各代立法状况：“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汉代初期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②，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③宋刑统各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强调法的阶级性，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绝对化，才将二千多年的这一法律制度随着“六法”彻底废除而作为沉渣、流毒被抛弃。从而主导中国二千多年的人们为亲属
亲亲相隐制度浅探
亲亲相隐制度浅探 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其以儒家伦理纲常思想为基础，对维护历代的封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项封建残余被废除。然而，亲亲相隐制度并非我国古代所特有，而是古今中外较为普遍的一个法律现象，当代世界各国均对容隐制度作了相关规定。“存在即合理”，亲亲相隐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案件侦破的难度，然而却体现出了法律对人性的关怀，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法律权威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亲亲相隐制度也符合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人权的相关规定以及我国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对亲亲相隐制度作了简单的探讨：第一部分梳理了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脉络；第二部分对国外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相关亲亲相隐制度作了简单介绍；第三部分从经济性、期待可能性、时代意义等多个角度方面综合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探讨。 主题词：亲亲相隐容隐制度拒绝作证权父子相隐
目录引言 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 1、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 2、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3、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完备成熟 4、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延续 5、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消亡与废止 二、国外及其他地区的相关容隐制度 1、国外古代有关容隐制度的记载 2、英美法系国家的容隐制度 3、大陆法系国家的容隐制度 4、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容隐制度 三、对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探讨 1、亲亲相隐制度的经济性分析 2、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看亲亲相隐制度 3、亲亲相隐制度的时代意义 3.1、体现国家尊重人权 3.2、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结语 附录1：主要参考文献
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法律价值(法律史论文)
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法律价值 法律史 100402019 李晨 摘要：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有利于对亲情和人权的保护，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重要的是，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着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今年的8月24日，刑诉法修改稿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本文仅对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阐明该制度包含的合理的法律价值。 关键词：容隐亲亲相隐拒绝作证权社会互信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法学词典》中的相关表述为：“亦称‘亲属容隐’。”在古代刑律中是主要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其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处罚或减刑处罚；第二，控告应当相隐的亲属，要处以刑罚；第三，国事重罪例如“十恶”，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既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表现，同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1 中国的亲属相隐思想可能始于春秋。2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 ，卫大夫元口亘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诸侯各国的盟主晋文公之庭, 周襄王劝阻晋文公受理此案。他以为:“夫君臣无狱。今元口亘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3应该是有记载以来首次表达“父子不得互相告诉”思想。《礼记·檀弓》也有礼法原则:“事亲有隐无犯”。4以上文献显然包含了亲属相隐的观念。 最先明确提出容隐思想的是孔子。根据《论语·子路》的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伍党之直者异于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5《吕氏春秋》中记载，“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揭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告吏曰：父窃羊而揭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6孔子曰：一父而载取名。直躬之信，不若无信。”这段话说明，在孔子看来，父子相隐是孝的体现，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根据这个逻辑，直躬者无孝亲之义，便只是徒“一父而载取名”的小人。也就是说，依孔子观念,“直”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合乎伦理纲常。如果仅仅“直”却不符合“孝”的话，这样的行为并不可取，甚至可以称为可恶，仅为小人的行 1高绍先.《中国刑法史纲要》.法律出版社2001出版，第217页. 2范忠信.《亲亲相为隐:中外法律的共同传统》.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二期. 3《国语·周语中》 4《礼记·檀弓》 5《论语·子路》 6《吕氏春秋·当务》
论 亲亲相隐 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的论文
论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的论文 摘要:“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这一制度贯穿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情感立法的体现，反映了人内心对亲情的渴求，以及人伦和人性的需要。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肯定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有限度地去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性历史价值合理利用 “亲亲相隐”，也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隐”条的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 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 “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周王伐纣的时候，周王就已经意识到纣王迅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周初的统治者已经体味到统治者内部关系的稳定和朝廷的盛衰息息相关，所以非常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主要从家庭方面着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不仅要求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和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其尊卑地位也必须有悬差。 在战国时期，“亲亲”和“尊尊”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古代法律中亲属相为容隐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汉初，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此时的容隐亲属仅限于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夫妻之间。南北朝时期，法律已经不再要求子孙作证。 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且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推及同居(同财共居)亦可相隐。《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法律原则。《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若所告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 二、从人性观分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是人性的内在渴求，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治理与管束，必然蕴含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人之间的亲近与依恋，家是亲情与爱的磁力场。中国自西周始，实行诸侯分封制，是一种家国同构的农业社会，没有国即没有家，没有家即没有国，所以“齐家”是“治国”的前提与基础。 人的良心和道德感、人对亲属的爱护和庇护、对安全的需要、对信任的追求是人性中本真而强大的力量，这些核心的要素构成了“亲亲相隐”制度产生和存续的普世性价值基础，为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提供了广阔和深厚的心理土壤。只要社会关系和秩序仍然需要亲情和彼此的关爱予以连结，那么，法律就不能对此置之不顾。否则，就不能肩负起创造和谐社会的使命。 从人性的角度讲，亲情是人的一种最根本的情感，是人之依存于社会的基点。从伦理学上讲，尊重人性，就要尊重其对于亲属的偏爱，尽管这种偏爱在特定事件中对于社会并非有利。而法律同样不是僵化和残忍的，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
如何评价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尤其是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亲亲相隐不为罪”。 就像孔子时代那个偷羊的案子一样，虽然客观的来说，偷羊的行为是犯罪，危害了社会。但是如果儿子也去举报父亲，实际上是割裂了儒家所倡导的亲亲、尊尊制度，即强调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当时统治着的统治基础、思想基础。如果儿子举报父亲偷羊，那么臣子是否也可以顶撞君主了呢？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作为了个体之间的人的平等，违背了统治者强调人的社会身份的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所以才实行此制度。 《史记·孝文本纪》云：“十年冬，(汉文帝)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记载太略。《资治通鉴·汉纪》载，“(汉文帝)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文帝为什么要杀薄昭呢？我查了一些史料发现，薄昭在刘恒被迎进未央宫之前，曾起过关键作用，他曾奉命见周勃;通过薄昭为中介，汉文帝得到了当时手握京师兵权、具有左右局势能力的太尉周勃的支持。这是大功一件。薄昭也成了薄氏中惟一封侯的。后来周勃被诬谋反，中间穿针引线，给周勃求情的人，正是薄昭。文帝曾把周勃以造反之罪下狱。他是否怀疑二人结盟，有利益勾兑?很有可能。以文帝的心思之缜密，必然很是警惕。 可见汉文帝是怀疑薄昭有谋反之心的，也就是说，大义灭亲的“义”，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义，有很高的地位。我觉得实际上还是为了统治者所服务的。就重要性来排序，最重要的是义，不义表现为危害皇权、统治者，其次是亲亲尊尊，不遵守这个制度的实际上间接的危害了皇权，最后是社会层面上普遍的公平正义，危害有限。在起冲突的情况下，是牺牲不太重要的，来保全重要的。所以汉文帝是为了保全大义，才杀了薄昭。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两项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是相矛盾的，但实质上它们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了社会的秩序，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它没有体现出人人平等的普世观念，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思想，没有体现法的精神。
法制史...亲亲相隐原则
“亲亲相隐”原则应该在当代法律中有所体现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的法律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亲亲相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亲亲相隐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又反映了“礼法合治”下的人伦精神。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亲亲相隐制度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法系国家中存在，从古到今，也未曾消逝过。该制度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法律价值，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 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中国历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历如汉宣帝时期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后来的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它认为血缘关系是亲属相为隐的基础，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承认人情的合理性。除谋反、谋大逆与谋叛此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特点 (一) 亲亲相隐强调的是“孝道”。中国社会在西周、春秋时期是家本位，战国和秦实行国本位，西汉至清末实行国、家本位。所以，西周和春秋时期，君父一体，忠孝合一，以宗法等级精神来塑造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无条件的亲亲相隐。战国和秦时期，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要求臣民绝对服从国家利益，不主张亲亲相隐。商鞅在秦变法，实行连座，奖励告奸便是例证。汉代以后，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相互融合，形成“国家”与“家族”的统一。因此，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总是与儒家提倡的“孝道”分不开的。 (二)亲亲相隐制度强调的是“人伦”。亲亲相隐制度最初的目的是出于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矣”“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这表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动机有尊重人之常情。亲属之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和基础，是一切爱的起点。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无不表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 亲亲相隐制度之所以为汉后各封建王朝认可，重要一条原因就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政治和法治秩序。亲亲相隐制度是古代立法者对“情与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行调和的产物，显示了一定的立法智慧和技术。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融法、道于一体，一方面采国家主义，一方面又重家族主义，犹袭宗法社会之遗，并将宗法亲情与国家本位理论相结合，既符合国情民俗，又利于封建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重构
. ..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重 构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 “亲亲相隐”又叫“亲亲得相首匿”，即“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认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既父亲或儿子应该对彼此间的犯罪行为相隐，而
. 不是去揭发、去作证，否则就是不正直的人，这是亲亲相隐制度的最早思想萌芽。汉宣帝时规定“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至此，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法律中正式确立下来，开创了亲属间有罪相互隐匿的先河。隋唐时期对亲亲相隐制度予以更加详细的规定，《名例律》中还规定了相隐的限制性内容，这一时期的亲亲相隐制度较秦汉时期既有“质”的改变，也有“量”的变化，其规定空前周密，形成了一个规X化的完备体系。明清基本沿袭唐朝的有关规定，..
. 就是在法制大动荡的清末及明国时期该制度仍没有废止。然而，建国后我们并没有批判的继承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而是将其视为封建糟粕予以了全盘否定，至此在我国沿袭了数千年的亲亲相隐制度正式消亡。 二、亲亲相隐制度重构的理论基础 （一）亲亲相隐制度与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必须能够期待行为人不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XX行为而实施其他的合法行为。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相暗..
. 合。亲属相隐是基于人世间最自然的情感，基于“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是一种原始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当犯罪亲属向行为人求助时，普通人都不会检举揭发他们，也不会忍心犯罪亲属因自己的不作为而受到法律的严厉的处罚。而且亲属面临的都是紧急情况，容不得半点犹豫，或许自己的一时犹豫就会导致亲属承受几年或者几十年的牢狱之灾，甚至是极刑的审判。所以，当犯罪亲属向行为人请求帮助时，我们不能期待行为人全面衡量各种利益的性质，在亲情义..
亲亲相隐制度探析
亲亲相隐制度探析 姓名：黄胜杰专业：2012级法学 摘要：在我国古代，孔子提出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我国产生了 深远影响，成就了我国儒家法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法律意义上理解,?亲亲相隐?是在法律与道德间进行的一种博弈。本文试图浅显地从几方面探讨下亲亲相隐重新融入我国刑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从立法论的角度思考问题，使现代刑法融入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关键词：亲亲相隐；期待可能性；儒家法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浩瀚无边，其中不乏诸多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在新中国过去的时间里，人们热衷于?打倒孔家店?，?三千本线装书丢入茅坑去?，凡是儒家的就是封建就是迷信。直到改革开放，传统文化才有复兴之迹向。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过去的精神活动的象征和成就，是每一个民族中的一份子对其生活圈内的生活方式的一致表现，并在共同生活活动的基础上不断努力而由后人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没一个民族所孕育的法系，必然与其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变化，但她的核心内涵永远是民族国家立法精神之归依所在。一国一民族之法律如果不去研究作为其本源的民族传统文化，那就永远只能停留于肤浅的表面。一国一民族的法律如果数典忘宗，以为追求模仿西方的主流法系，摒弃本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入法，则该国之文化已名存实亡，此?亡?与?亡国??亡天下?犹过之而不及。 德国历史学派代表萨维尼甚至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的发展，不能通过正式或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他主张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已经有了该民族独存的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个性的个别民族的独特才能和意向。把它们联结为一体的是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作为法律就应反映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他还说，法的真正发展动力乃是民族精神，人的意志决不能参加法的发展过程。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组人们揭示?民族精神?，发现?民族意识?中已存在的东西。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是，法便趋于消逝，世代相传的，体现民族意识的习惯法是最好的法律，是最适合得过需要的法律。 综上所述，亲亲相隐作为我国我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典型，理应被我国吸收入法，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规定明确了在一般刑事案件中，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这充分体现了之前一直争议颇大的亲亲相隐制度。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概念与渊源 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是指亲属犯了罪，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为而不
“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亲亲相
“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深刻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这一制度贯穿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它是我国古代社会情感立法的体现，反映了人内心对亲情的渴求，以及人伦和人性的需要。作为我国封建法制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肯定它的历史价值的同时，重新审视这一制度，有限度地去借鉴其合理的方面，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亲亲相隐人性历史价值合理利用 “亲亲相隐”，也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法律不加制裁或减轻处罚的制度与原则，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或法律制度。所谓亲亲相隐，我国《法学词典》“亲亲相隐”条的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 一、我国“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 “亲亲相隐”观念的确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周王伐纣的时候，周王就已经意识到纣王迅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众叛亲离，孤立无援。周初的统治者已经体味到统治者内部关系的稳定和朝廷的盛衰息息相关，所以非常重视在贵族内部提倡和贯彻“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主要从家庭方面着眼，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不仅要求父子、夫妻之间尊卑有别，在贵族之间、贵族和庶民之间，特别是君臣之间，其尊卑地位也必须有悬差o ‘i 战国时期，“亲亲”和“尊尊”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被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继承，《论语?子路》云：“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古代法律中亲属相为容隐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汉初，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率先在司法审判中开容隐之例。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此时的容隐亲属仅限于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夫妻之间。南北朝时期，法律己经不再要求子孙作证。 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且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 大，推及同居（同财共居)亦可相隐。《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法律原则。《大清律例》规定：“子告父，若所告 不实，即父无子所告之罪行，子当处绞刑;若所告属实，即父确有子所告之罪行, 子亦须受杖一百、徒三年之罚。” 二、从人性观分析“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是人性的内在渴求，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家的治理与管束，必然蕴含着以血缘为基础的亲人之间的亲近与依恋，家是亲情与爱的磁力场。中国自西周始，实行诸侯分封制，是一种家国同构的农业社会，没有国即没有家，没有家即没有国，所以“齐家”是“治国”的前提与基础。
“亲亲相隐”现象及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演进
“亲亲相隐”现象及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演进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大义灭亲”相反，指的是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不作证，而容隐制就是确保这样的隐瞒做法能够免受法律制裁的一种制度。容隐首先是一种权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表现为义务，即不告发无罪，反之告发了亲属自己却要被论罪。本文拟将“亲亲相隐”这一现象和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做一些粗浅的介绍，并且希望通过了解这一过程来对我们当代法制建设有所启示。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期。 最先提出“亲亲相隐”思想的是儒家。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反对以严厉的刑法来管理百姓。孔子最先提出父子之间应该相隐的观点，《论语·子路》章句就有论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在孔子看来，儿子为父亲偷窃作证，不能算作“直”；父子互相隐瞒，才可以称作是“直”。在这里，孔子肯定了维系亲情的重要性，而否定了儿子“大义灭亲”举报父亲顺手牵羊的做法。这也是最初“亲亲相隐”的由来。 随后的孟子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种观点，《孟子·尽心上》记载：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 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例子是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两难推理。在虚拟出来的情境中，作为天子的舜，他的父亲杀了人，对于舜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舜既不应该阻止法令的严格执行，同时也不应该使自己的父亲受缧绁之苦，唯一的做法就是让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合理性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合理性 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而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而被现行刑事法律所摒弃。事实上，亲亲相隐制度具有尊重人性维护社会稳定等多种价值，于现代社会仍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亲亲相隐历史发展合理性 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应当互相隐匿犯罪，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相反，要是对应当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反而被处以一定刑罚。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历朝统治者的不断发展逐步完善。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特点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亲属容隐观念可能始于春秋。儒家代表人物孔子首次提出“父为子隐”的主张，孔子认为父亲犯罪，儿子为其容隐，是正直的表现。秦朝虽提倡鼓励告奸，但其最早将亲亲相隐观念进行立法，《云梦秦简》规定，亲亲相隐制度限于“子为父隐”这样一种单向义务，法没有对“父为子隐”作出明确的义务性规定。汉朝时期，汉宣帝通过颁发诏令，使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正式确立，开创了中国的亲亲相隐传统。唐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日渐完善。《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唐朝以后的宋朝以及元明清朝，基本上沿袭了唐朝的亲亲相隐制度，但在相互容隐的范围上有一些变化，将岳父母及女婿也包含在内。 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法律发生了重大变革。亲亲相隐制度经过适当的改造被保留下来。从《大清新刑律》到《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隐匿人犯及湮灭证据者不罚、放纵或者便利亲属逃脱者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者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者不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规定。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法律也取消了子孙告父母为犯罪等规定。亲亲相隐基本上演变成为一项权利，不再是一项义务。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中，一度提倡反对封建传统文化，加上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已经基本上没有亲亲相隐的规定。 (二)亲亲相隐制度发展的特点 1、亲属容隐的范围逐渐扩大
关于亲亲相隐制度及现代法律价值思考
论文关键词：亲亲相隐制度；合理法律价值；借鉴意义论文摘要：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应该大胆合理地吸收。本文试图通过对亲亲相隐制度原则进行研究，阐明该制度包含的合理法律价值，对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的法律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亲亲相隐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亲亲相隐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又反映了“礼法合治”下的人伦精神。它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但是这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奉行了几千年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封建主义垃圾和民主法治的障碍”被扫进了垃圾箱。然而，亲亲相隐制度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法系国家中存在，从古到今，也未曾消逝过。该制度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法律价值，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亲属相隐，在古代刑律中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具体说来，其主要内容为以下三点：其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其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其三，国事重罪不适用相隐。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亲亲相隐制度从现今的历史文献来看，最初萌芽于《国语·周语中》所载：周襄王二十年，卫大夫元咺诉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如下理由，“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当然，这只是有关一些“父子不得相互告诉”的记载。“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到汉武帝时，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的主导思想转化为儒家思想，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真正从法律上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是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死刑的可通过上请程序减免其刑事责任。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此后历代法典均因循此制并有所发展，到了近代法制变革仍然保留了容隐制度，如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7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的人免除其刑或减轻其刑1935年民国刑法典第351条规定为亲属匿脏销脏的人免刑。以及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均有规定。上述有关规定，至今大多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沿用。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76条规定，配偶或五等内血亲，三亲等内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而犯藏匿，湮灭证据的，免除其刑。 [!--empirenews.page--] 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容隐思想及其法律规定。如古罗马法规定不得令亲属相互作证，亲属之间不得相互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之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亚里士多德认为，亲属之间应该有更深切的爱，当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如果加在父母和近亲属身上，就成为伤天
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现状
编号： 学年论文 题目：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在刑事诉 讼法中的现状 学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 班级法学103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副教授 完成日期
浅谈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及其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现状 【摘要】“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法律制度, 自汉代以来被历朝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这一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被废弃，但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重新予以吸收。这种以伦理亲情为纽带的法律制度是散发着人性的闪光点，是符合法律的正义的要求,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法中“亲亲相隐”发展脉络、该理念产生的原因分析、其法律现代化的必要性及在刑事诉讼法中拒证权制度的进一步设计。【关键词】亲亲相隐；必要性；刑事诉讼；拒证权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演化 “亲亲相隐”，指在明知自己亲属犯罪的情况下，为之隐瞒，不检举揭发，不出庭指证犯罪，不作为犯罪论处，或者减轻处罚; 反之，则以罪论处，或者加重处罚。“亲亲相隐”的萌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在《国语》中记载，“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①这是史籍中最早关于君臣父子之间不得相互诉讼的记载。孔子也曾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作为正式的法令被确立下来是在汉宣帝时期。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前70 年，汉宣帝正式下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②该诏令将容隐的范围扩大到父母子女、夫妻和祖父母孙子女之间。亲亲相隐制度到唐代就更为严谨和完备了。《唐律·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之外，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 ①参见《国语·同语中》。 ②参见东汉班固的《汉书·宣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