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视角看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_省略_译_以理雅各的_礼记_英译本为例_宋钟秀

第26卷第1期2012年1月

长沙大学学报

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Vol．26No．1

Jan．2012

从目的论视角看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宋钟秀

（三明学院外语系，福建三明365004）

摘要：通过研究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从目的论视角探讨了理雅各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方式，他主要采用了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和转换补偿等方式来传递文化负载词的涵义，其灵活的翻译策略达到了其传教的目的，同时也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古代文化。

关键词：目的论；理雅各；礼记；文化负载词；异化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81（2012）01－0102－03

《礼记》是中国的古典名著，有着复杂且丰富的思想内容，详细记载了中国先秦的各种礼仪制度，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经济、哲学、宗教、教育、伦理、道德观念等，涵盖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同时也是世界的宝贵遗产。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礼记》英译本的问世（是为数不多的《礼记》全译本之一）为广大西方学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了解中国传统礼仪的重要渠道。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密。奈达曾经说过：“对译者来说，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加重要”［1］。作为民族语言中最能体现其文化特色的元素，文化负载词是指某一民族文化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语，即这些蕴涵文化信息的负载词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语［2］。为此，笔者以功能派翻译理论为理论指导，从目的论的视角探讨理雅各《礼记》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一目的论

目的论是由德国两位著名的功能派学者Reiss和Ver-meer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翻译观。目的论认为目标文本的形式应当首先由功能即目标文本在目标语境中想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3］。其必须遵循两个目的原则，一是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互动，二是翻译的目的应该面向读者，因人而异。Vermeer认为，目的语文本的目的决定翻译的方式方法，换句话说，人类行为或翻译行为是由其具体目的决定的。这是目的论的首要规则，即目的性规则。目的论还有其它两个关键规则，“连贯原则”及“忠信原则”。其中“连贯原则”认为，在应有的背景知识和情境下，提供充分连贯通顺的目的语文本，将有助于阅读者的理解；而“忠信原则”则是强调保持译文和源语文本某种联系，保证二者之间的连贯。此外，Reiss的学生Nord认为翻译领域可能存在三种目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交际目的，目的语

环境中译文的交际目的，以及使用特定翻译策略或翻译程序的目的。”［4］

二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的目的

理雅各出生于苏格兰的一富商家庭，他既是伦敦会传教士，又是闻名遐迩的汉学家。理雅各利用在中国传教的业余时间，研究中国的宗教文化，翻译中国的古代典籍。他是近代西方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人，他的译本有着长篇的序言，在译文之外，还常附有详尽的注释，有些译本的注释甚至比译文本身还长。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有“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两个系列译本，在西方有着很高的声誉，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及其伦理道德的重要素材。但是，理雅各究竟因为什么而耗费一生的精力去翻译如此众多的晦涩难懂的中国典籍，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笔者认为研究其翻译动机有助于研究其译本及其翻译方法。

少年的理雅各，就表现出对传统中国典籍的好奇及浓厚兴趣。他了解到这些先秦典籍在中国的地位无异于西方的《圣经》。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他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华民族勤勉好礼的特质，认为只有通过阅读中国典籍，才能使西方人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人，评判中国人，才可以让欧洲的政治家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人的道德准绳及本质，了解中国人的历史及其生活模式，从而推测近代中国思想保守的根源。正如理海伦所说“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这三四个世纪以来主导中国人生活的经典当然会使人产生巨大的兴趣［5］。当然，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并不仅为了解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名传教士，通过这些典籍的翻译来帮助传教，才是其根本目的。为此理雅各说：“此项工作是必要的，我认为将孔子的著作译文与注释全部出版会大大促进未来的传教工作。”［6］同时，在《中国经典》第二卷中，他说到：“在华传教士必须花功夫去熟悉孔子的著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要从事的事业，以此避免在孔夫子的墓地上横冲直

*收稿日期：2011－11－18

基金项目：三明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编号：A0807/Q；福建省教育厅B类社科项目，编号：JBS09184。

作者简介：宋钟秀（1979－），女，江西石城人，三明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翻译。

总第105期宋钟秀：从目的论视角看中国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为例

撞，从而很快在中国人心中建起耶稣的神殿。”［7］理雅各在此强调了传教士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

三理雅各《礼记》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理雅各的以上翻译动机决定了他在处理蕴涵中国文化的文化负载词时的翻译策略主要是以异化翻译为主，其中主要是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转换补偿等。下面主要以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例子来探讨其翻译目的与他所选的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

（一）直译

直译法，即按原文的表达形式，逐字逐句翻译的方法。一般来说，在译文的语境中如果存在同原文相似的文化意象，就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以保留原文蕴涵的文化特征。

例1．有司告以乐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于东序。”［8］

The officers having announced that the music was over，the king then charged the dukes，marquises，earls，counts，and barons，with all the officers，saying，“return，and nourish the aged and the young in your eastern schools．”［9］（理雅各译文）“公、侯、伯、子、男”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族、贵族的封号，又称封爵、世爵，起源于“夏商”时期，用以表示特有的政治身份及权利，直到清朝还在使用。这些词汇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且简单罗列的表述形式，难以采用其它形式翻译。英国也有类似的爵位、等级序列，相应等级的权利及地位也相似，为此理雅各将“公、侯、伯、子、男”直译成“duke，mar-quis，earl，counts，and baron”，即忠实于原文，又很好地保留其社会文化内涵，也让英国读者能够通过本国文化联想到该句的文化内涵。理雅各此处的直译同时也能让传教士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的等级制度，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与中国的达官贵人交往，以实现其传教的目的。

（二）直译加注

直译加注法，在直译的基础上添加注释的翻译方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的词句，其源语的文化色彩难以在目的语语境中简单再现。此时直译意义模糊，甚至产生歧义，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偏差。对于这类情形，可采取直译加注法，在直译保留源语的语言表达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添加解释性翻译或者脚注，如历史背景及典籍出处等。

例2：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8］

Confucius said，“When（the mourner）bows to（the visi-tor），and then lays his forehead to the ground，this shows the predominance of courtesy．When he lays his forehead to the ground，and then bows（to his visitor），this shows the extreme degree of his sorrow．In the three years”mourning，I follow the extreme（demonstration）［1］．（理雅各译文）

Notes：

［1］“In the former case the mourner first thought of his visitor；in the latter，of his dead and his own loss．The bow was made with the hands clasped，and held very low，the head being bowed down to them．They were then opened，and placed for-ward on the ground，on each side of the body，while the head was stretched forward between them，and the forehead made to touch the ground．”［9］

“拜”，一种形体礼仪，用于表达敬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常用于觐见皇帝、长辈等。“稽颡”也是一种形体礼仪，屈膝下拜，以额触地，用于表示极度的虔诚和尊敬。对于这类中国特有词汇，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对等词，理雅各首先采用直译，将“拜”翻译成“bows”，“稽颡”译成“lays his forehead to the ground”。然而，直译不能很好地表述其文化内涵。为此理雅各分别添加了适当的脚注补充描述，可以让英国读者较深刻地了解其文化涵义。这对于研究型读者的学术研究非常有用，他的脚注透彻地解析了这两个文化负载词的涵义。此译法有助于西方传教士掌握与清朝贵族和官员会面交往的礼仪，从而更好地完成其传教的工作。

（三）音译

音译法，用发音近似的生造英语词或汉语拼音来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的方法。通常用于针对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能够充分保留源语原汁原味的发音及其文化色彩。在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中，有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语和专有名词也采用音译的方法来翻译。

例3：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8］。

The death of the son of Heaven is expressed by pang（has fallen）；of a feudal prince，by hung（has crashed）；by zu（has ended）；of an（ordinary）officer，by pu lu ta（is now unsala-ried）；and of a common man，by sze（has deceased）［9］．（理雅各译文）

中国传统文化中，“死者为大”，对于死者应该表示恰当的尊敬，“死”字是令人忌讳的，是不能用于尊者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对于死，根据人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同的说法，比如《礼记》文中提到的“崩”、“薨”、“卒”、“不禄”和“死”就分别用于天子、诸侯、大夫、士人、庶人过世的陈述。中国有着盖棺定论的说法，这些中国特有词汇就深刻反映了人的社会等级及对其一生评价，极具文化内涵，在英语里自然找不到合适的对等词。为此理雅各选用了音译法，把它们分别译为“pang”，“hung”，“zu”，“pu lu ta”，和“sze”，很好地传递了这些词的文化内涵，并且也达到了其传播中国有关于如何看待“死”的特有文化现象的目的。这有助于来华的传教士明白中国人对“死”的重视及对于“死”的多种说法，在传教过程中能够入乡随俗，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同时，在宣扬基督福音时，能够避免冒犯他们的传教对象，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在理雅各的《礼记》英译本中，类似采用音译法翻译汉语文化负载词的例子有许多，充分表明了音译法是种相当重要的译法，在为译语创造新词汇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更深刻的文化知识。

（四）音译加注

音译加注法，在音译的基础上添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当一些文化负载词，需要采用音译法，同时当音译又不足以让

301

长沙大学学报2012年1月

读者充分理解时，可以采用音译加注法。这样既能够完整地传达原文语义和风格，又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原文背景知识，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

例4：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心享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8］。

At twenty，he was capped，and first learned the（different classes of）ceremonies，and might wear furs and silk．He danced the ta hsia（of Yü）［1］and attended sedulously to filial and fraternal duties．He might become very learned，but did not teach others———（his object being still）to receive and not to give out．［9］（理雅各译文）

Notes：

［1］It 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exactly，amid the conflict of different views，these several dances．Dances were of two kinds，the civil and military．The ko was，perhaps，the first of the civil dances，ascribed to the duke of Kau；and the hsiang，the first of the martial．The two are said to have been combined in the ta hsia．”

禹时期有种舞蹈名为“大夏”，是一种文舞，也是一种礼仪，用于祭祀颂扬祖先和神明的功绩，以求神明的庇祐。这种词汇，音译显然是不足以让目标语读者理解其涵义。为此理雅各在将其音译成“ta hsia”的基础上，添加脚注来说明这种舞蹈礼仪的背景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脚注比译文还长，原译文58字，脚注就有64字之多。通过脚注，目标语读者可以了解这种舞蹈的起源及发展，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大夏”这个专有汉语名词背后的文化涵义。理雅各曾说过，“可能100个读者当中，有99个会对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100个读者将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这第100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10］。这句话十分中肯，对于仅仅为了消遣的部分读者而言，大量冗长、详尽的脚注会有些枯燥乏味，但对于从事研究工作的西方学者而言，就极具价值，这些脚注能反映许多文化负载词的深刻文化内涵。

（五）转换补偿

转换补偿翻译法，采用译语中有相似显性语意的表达来替换源语词汇的翻译方法。其实，所谓的转换补偿相当于替换（substitution），即用译文相近的文化意象替换原文的文化意象，使得内隐信息显化，能够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类似的认知效果。这种译法也有一些缺陷，它可能会造成部分文化亏损，但能够快速激活译文读者大脑中预设的相似的文化图式，使得译文读者能够毫不困难就获得译文背后的相关文化信息，所以，转换补偿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充译法。

例5：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8］。

They were thus able to nourish the living，and to make of-ferings to the dead；to serve the spirits of the departed and God．［9］（理雅各译文）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者至尊为“皇帝”，神者至尊就是“上帝”了，又称为“皇天上帝”、“天帝”等等，是古代中国神

秘观念中高居一切神灵之上的“至上神”的称号。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尊贵的词汇，十分重要，又十分抽象，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在文化内涵上完全对等的词汇。理雅各采用转换补偿法，把“上帝”替换成基督教中的“God”。但是中国传统的“上帝”与西方宗教信仰中的“上帝”，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宗教大致分两类，即祭祖和祭天，中国的“上帝”就是祭天的形式，除了“上帝”这样的至上神灵，还有许多不同神灵。而西方宗教信仰中的“上帝”耶和华，原先是犹太人的族神，属于祭祖的范畴。他是西方宗教至高无上的神灵，是宇宙的开创者，其他的神灵在他面前就无足轻重。尽管此“上帝”非彼“God”，翻译中有着明显的部分文化亏损，理雅各还是采取转换补偿翻译法来翻译中国的“上帝”，自然是为了实现其主要目的，即更好地完成传教工作。这样的翻译会让英语国家的读者很好地认知译文中的“上帝”，也会让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也信仰基督教中的“上帝”，混淆了东西方宗教的区别，但也有助于宗教文化融合交流。

译者的翻译目的决定了其所选的翻译策略。理雅各在处理《礼记》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为了实现其传教的目的以及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采用了纪实翻译，即异化翻译为主的策略，从根本说已经达到了其翻译目的。当然，作为一名传教士，理雅各也许不会意识到其古代经典的翻译架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他的目的为传教铺路，但最终结果却远超于此。中国儒家经典在西方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代的哲学、伦理学、文学的发展，在这点上，理雅各是功不可没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为了更好地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典籍译者有必要学习和借鉴理雅各的翻译经验，根据自身的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译出更多更好的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Nida 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FLEP，1993．

［2］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3］谭载喜．翻译研究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4］Nord C．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张美方，王克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5］Lauren F Pfister．Reassessing Max Weber’s evaluation of the contu-cion classics［M］．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3．

［6］Helen E Legg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

［7］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8］钱玄，钱兴奇，徐克谦，等．礼记（上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1．

［9］Legge James．The book of rites from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M］．Oxford：Clarendon Press，1885．

［10］俞佳乐．翻译的社会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责任编校：陈婷）

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