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摘要】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1.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1内容简单化;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1.2私法公法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全

1、桑梓：家乡 2、桃李：学生 3、社稷、轩辕：国家 4、南冠：囚犯 5、同窗：同学 6、烽烟：战争 7、巾帼：妇女 8、丝竹：音乐 9、须眉：男子 10、婵娟、嫦娥：月亮 11、手足：兄弟 12、汗青：史册 13、伉俪：夫妻 14、白丁、布衣：百姓 15、伛偻，黄发：老人 16、桑麻：农事 17、提携，垂髫：小孩 18、三尺：法律 19、膝下：父母

20、华盖：运气 21、函、简、笺、鸿雁、札：书信 22、庙堂：朝廷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2、并称“韩柳”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3、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洵（老苏）、苏轼（大苏）、苏辙（小苏）。 4、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并称“苏辛”；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女词人） 5、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6、屈原：我国最早的伟大诗人，他创造了“楚辞”这一新诗体，开创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风格。 7、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孔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两人并称为“孔孟”。 8、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9、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广泛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杜甫也因此被尊为“诗圣”，有著名的“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10、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又称《太史公书》），作者是汉朝的司马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 11、“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12、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中国民法学30年

中国民法学30年 关键词: 民法学//30年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法学的发展走过了恢复重建、加速发展和走 向成熟三个阶段。因应这一发展脉络, 中国民法学在研究重心、问题层次、研 究范式、研究风格、研究性质等方面实现了根本的转换。30年来, 民法学界取 得了诸如民法调整对象的“平等主体关系说”等众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民法学的恢复重建阶段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止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 民法学界通过与法学界的论战, 创造性地廓清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恢复后 的中国民法学积极参与立法实践, 《民法通则》就蕴含了中国民法学界努力的 成果。这一民事基本法的出台也标志着民法的独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的独立法学 科地位得到体制的确认, 民法学结束了为生存而战的。与此同时, 民法学界对 民法学基本范畴形成了一致的见解, 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上世纪九十 年代, 民法学开始了加速发展阶段。此一阶段中, 民法学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思路, 民法总论以及债权、物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分 论研究都有长足进展。国家逐步改变了以所有制形式作为民事立法框架的立法 模式, 在立法上初步实现了平等对待一切民事主体, 并结束了合同法的“三足 鼎立”局面, 统一了民事主体交易规则。本世纪至今是中国民法学走向成熟阶段。此一阶段, 民法学界的目标趋于一致, 即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 特色、经典地表现21世纪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冲突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界倾力研究物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学界的积极推动下, 《物权法》已经出台, 侵权行为法也在制定之中。 回首30年的学术发展, 中国民法学走过了一条从服务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证成民法的独立法部门和民法学的独立法学科地位, 到紧密围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 论证民事主体独立性、自主性, 声张和扩充民事主 体权利之路；其论证逻辑实现了由以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功利需要为基到以人民的本来权利为凭之转换, 其发展模式完成了从被动适应社会前行的推动到主 动推进制度的变革。伴随着这一进程, 民法学科自主意识觉醒、独立性增强, 渐次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系统, 我们开始使用人、法人的概念, 而不再沿用公 民、单位等不能体现民法意蕴的概念；民法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了从整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回归之路, 我们开始努力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体系, 以本学科的视 角确定问题的所在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研究风格开始发生由单纯的、漫无边际的议论到主动地遵循方法论的转变；我们的研究范围渐次向纵深发展, 从单纯的关心具体制度安排, 到重视制度的运行实效和体系化效应以及制度生 成的法问题；我们的研究层次逐步提升和深化, 发生了从权利主张到权利实现、由宏大叙事到见微知著的跨越；我们开始自觉把持研究的性质, 从专注立法论, 到立法论与解释论并重, 特别是解释论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并注意采用

关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略谈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王力《我国古代文化常识》重点知识整理

第一章天文 1、五星：太白（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 2、古人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们将它们人格化，并赋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风师飞廉、雨师屏翳、云师丰隆、日御羲和、月御望舒 3、七政（七曜）：日、月、金、木、水、火、土 4、五纬：金、木、水、火、土 ①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其光色银白。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②木星：古曰岁星，迳称为岁。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 ③水星：一名辰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 ④火星：古名荧惑，指恒星中的大火（心宿） ⑤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 5、二十八星宿：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分别是：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6、四象：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 7、有关天象的词： “月离于毕”：月亮附丽于毕宿 “荧惑守心”：火星居于心宿 “太白食昴”：金星遮蔽住昴宿 8、参商：指参宿和心宿，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参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东方，出没两不相见，所以后世把亲朋久别不能重逢也比喻为参商 9、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常见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 10、北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瑶光。前四组成斗身，古曰魁；后三组成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北斗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中国民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当前，民法学界对制定民法典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立法机关也将制定民法典列入立法规划之中。这对于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完善，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总结中国民法的历史，剖析中国民法的现状，对中国民法的未来作一展望。一、中国民法的历史（一）清末法制变革前的中，国民法在清末法制变革以前，中国民法走过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刑法是相当发达的，它的科学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法却远没有刑法那样发达，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和严密的体系，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各朝代都制订有法典，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规定，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调整之，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综观中国古代民法，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2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法法典化极不发达，与罗马法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相去甚远；③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造成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治原因。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政体将立法的重点主要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上，封建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在封建专制政体下，封建统治者无视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便民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2）经济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度下，“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统治者也实行“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致使商品交换极为贫乏和简单，这就严重抑制了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对象的民法的发展。（3）思想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严重限制了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正当要求，甚至鄙视“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因此，对作为权利之法的民法自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从而为中国民法的发展设置了严重的思想障碍。（4）文化原因。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以宗法制为核心，宗法制的内在精神就是区分人们的贵贱上下、尊卑长幼，从而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法原则。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极不发达，这就使得以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民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二）清末法制变革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民法清末法制变革后，中国民法开始走上了法典化的进程。可以说，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开端。清末法制变革以引进西方先进法律，进行法典化运动为基本特点，其结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开端。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订的民法典草案尽管因辛亥革命而没有正式颁行，但对中国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法典的修订工作也没有中断，但起草工作进展缓慢。1925年，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由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完成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称为《民法修正案》，又称《第二次民律草案》。这部民法草案曾经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在司法中作为法理加以引用，但终因没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为正式民法典。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即着手起草民法典，并于1929年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民法起草委员会依“民法各编立法原则”，经两午完成民法典的整个起草工作，并分编公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民法典被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现仅在台湾省适用。 [!--empirenews.page--] 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民法的发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民法法典化是民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坎坷的发展历程，但始终没有放弃民法法典化的工作，因此，应当说中国是有民法法典化传统的。（2）吸收先进法制是民法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国历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中，都十分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的民法理论和立法经验。《大清民律草案》就十分“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吸收了许多大陆法系的民法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中华民国民法》也着重参考了德国、日本、瑞士的民事立法经验，并参考了苏俄民法典和泰国民法典。1（3）保持固有法制传统是民法生命力的源泉。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中国民法百年变迁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①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第一部标志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民法草案——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诞生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吹响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号角，《大清民律草案》则开启了中国固有法制向近现代法制变革的端倪。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民法及民法学自清末到1949年之前、②1949年至今60年③及改革开放以后30年④三种不同分期皆有研究，但是，研究百年中国民法史的文章并不多见。 百年中国民法史跌宕起伏，既是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亦是浩瀚世界法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法百年史归其一点，就是为完成一部中国民法典而奋斗的历史，①因此，反思百年中国民法无疑应以历次民法典起草为路径。目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究其原因，既有技术上的原因，也有路线上的根本分歧。?下文的分析拟将百年中国民法史分为三个阶段，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法治观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重要的民法草案或民事单行法的制定情况为依托，通过串联地标性的立法活动来述说百年中国民法史，并探究其背后的得失，说明民法典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以此突出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展望未来中国民法典之中国特色与文化

内涵。 一、1911一1949:初期的移植与实践 (一)《大清民律草案》 在西方，“法律通常是尾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③但在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立却超越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清史稿?刑法志》在述及清末变法时说：“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一日，沈家本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谓：“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彼时，无论朝廷谕令，抑或大臣之上疏、奏折、议论，凡论及修律，“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此属通过法权统一，以维护主权的燃眉之举，中国近代法制亦因此而发轫。⑤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即在此背景下于1911年诞生。 收回治外法权之所以成为效法西洋制定民法的动因，是认为中国古代无近代西洋意义上的民法，中国古律无法与彼时西洋之法对话。“中国律例，民刑不分，而民法之称，见于《尚书》孔传。历代律文，户婚诸条实近民法，然皆缺焉不完。”因此，“拟请敕下修律大臣，斟

高考常考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全

高考常考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全 一、文化常识 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2、三国：魏、蜀、吴。 3、四大古典名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 4、四大民间 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5、世界四 大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6、苏轼的散文代表 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7、马致远的散曲代表作《天 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8、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我国古 典小说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又称《石头记》），它问世后就广 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该书的一门学问红学，红学现已 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9、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陈毅被 称为元帅诗人；臧克家因诗作多为农村题材，有泥土诗人之称；田间被闻一 多誉为时代的鼓手（擂鼓诗人）。10、岁寒三友：松、竹、梅。11、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12、文人四友：琴、棋、书、画。13、文房四宝：笔、墨、纸、砚。14、四库全书：经、史、子、集。15、《诗经》六义指：风、雅、颂（分类）、赋、比、兴（表现手法）。16、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17、桂冠、鳌头、榜首、问鼎、夺魁：第一。18、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19、四书五经是儒 家的主要经典：四书即《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20、三皇：天皇、地皇、人皇或伏羲、女娲、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21、五金：金、银、铜、铁、锡。 22、五味：酸、甜、苦、辣、咸。23、五行：金、木、水、火、土。24、永 字八法是说永字具有：点、横、竖、撇、捺、折、钩、提八种笔画。25、古

中国古代法制(原创)

9、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和中华法系的兴衰 （1）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不向民众公开，法律和司法审判的神权色彩浓厚。 夏商两代的立法，属于早期习惯法的确认和改造阶段，以源于夏商两个部落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所构成的早期习惯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此外，夏王、商王的命令或指示也是一种重要法律渊源，而且法律效力高于其他法律形式。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是一个有破有立的伟大时代。 “破”的对象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刑罚为主体的状态。 战国时期，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进一步转变。继春秋后期取得公布成文法的立法成就之后，在法家倡导的重刑主义“法治”思想指导下，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有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革，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成文法典（如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另外，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3）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 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并与君主集权制度的建立相适应。在法律实施上，坚持轻罪重罚、严刑酷法。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从此，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经过“儒家化”以后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秦代及汉初的法家化的法律。 （4）隋唐时期：代表性的法典为《唐律疏议》，标志着儒家礼教与法家“法治”的融合、中国古代法治的完备与成熟。 （5）宋元明清：法典与案例相结合、经济立法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6）特点：①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学说的精华，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维护纲常礼教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 ②体现了浓厚的纲常伦理色彩。主要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和法律儒家化双向运动。前者指将儒家的德礼思想、规则、原则引入法律，并以此作为解释法律和审案断案的依据，使礼法逐渐融合。后者指法律逐渐具有儒家人伦道德的特性，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演讲范文

王力《古代汉语》通论1—14)

王力《古代汉语》 通论（一） 1、汉语字典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三种： A、按音序排列。现在通行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汉语拼音方案）；古代按照平水韵106韵排列（上、下平声各15韵，上声29韵、去声30韵，入声17韵）。 B、按部首和笔划排列。同一部首的字归在一起，部首的先后以笔划多少为序；同一部首内，字的先后以笔划多少为序。笔划相同时，在按起笔的笔形排列。一般是把起笔分成点（、）、横（一）、直（ㄧ）、撇（ノ）四种或点、横、直、撇、折（┐）五种依次排列。 C、按编码排列。通行的是四角号码检字法。汉字方形有四个角，角的形式共十种，用0至9代表。角的顺序是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每字得四码。 2、《康熙字典》张玉书、陈廷敬等编，在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基础上编成。按照部首排列，分成214部，再按十二地支分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卷。释字体例先音后义。先列主要韵书的反切，再释义，每义引古书为证。 3、王引之《字典考证》、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进行纠正。

4、《中华大字典》陆费逵、欧阳溥存主编，1915年中华书局。部首排列，注音用《集韵》的反切，还加注直音。 5、《辞源》1915商务印书馆，陆尔奎、方毅等人编写，是近代出版最早的以语词为主，兼顾百科常识的大辞书。部首排列法，沿用《康熙字典》214部首。注音反切，全部采用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的改良的反切。基本奠定了汉语现代词典的编纂体例格局。1958年修订为?以语文为主，百科为副?的帮助阅读古籍的较大较好的语文工具书，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负责。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和注音字母注今音。采用《广韵》和《集韵》的反切，保留反切意在溯源，用来标志这个字的中古音。 6、《辞海》1936中华书局编印，舒新城、沈颐，张相主编。1958年修订为综合性辞书。舒新城、陈望道主持。还收录了百科性的古代词语。 ?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汉语大字典》偏重古今的汉字，反映汉字形音义的发展。《汉语大词典》偏重古今复音词语。 7、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国文字学奠基之作，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字典，分析小篆形体。分析字形结构或探讨词的本义时，一般都应参考《说文》。宋代徐铉采用孙愐《唐韵》的反切校定过。清代黎永春的《说文通检》根据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之——天文历法(整理精校版)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之——天文历法 作文辅导 1207 0018 ： 【星宿】宿(xiu)，古代把星座称作星宿。《范进中举》：“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古人认为人间有功名的人是天上星宿降生的，这是迷信说法。 【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是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划分的二十八个星区，用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每宿包含若干颗恒星。二十八宿的名称，自西向东排列为：东方苍龙七宿(角、亢kang、氐di、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mao、毕、觜zT、参shen)；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zhen)。唐代温庭筠的《太液池歌》：“夜深银汉通柏梁，二十八宿朝玉堂。”夸饰地描写星光灿烂、照耀宫阙殿堂的景象。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是说物产华美有天然的珍宝，龙泉剑光直射斗宿、牛宿的星区。刘禹锡诗：“鼙鼓夜闻惊朔雁，旌旗晓动拂参星。”形容雄兵出师惊天动地的场面，参星即参宿。 【四象】参见“二十八宿”条。古人把东、北、西、南四方每一方的七宿想象为四种动物形象，叫作四象。东方七宿如同飞舞在春天夏初夜空的巨龙，故而称为东官苍龙；北方七宿似蛇、龟出现在夏天秋初的夜空，故而称为北官玄武；西方七宿犹猛虎跃出深秋初冬的夜空，故而称为西官白虎；南方七宿像一展翅飞翔的朱雀，出现在寒冬早春的夜空，故而称为南官朱雀。 【分野】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具体说就是把某星宿当作某封国的分野，某星宿当作某州的分野，或反过来把某国当作某星宿的分野，某州当作某星宿的分野。如王勃《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是说江西南昌地处翼宿、轸宿分野之内。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参宿是益州(今四川)的分野，井宿是雍州(今陕西、甘肃大部)的分野，蜀道跨益、雍二州。扪参历井是说入蜀之路在益、雍两州极高的山上，人们要仰着头摸着天上的星宿才能过去。 二十八宿与国分野如下 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 国郑宋燕越吴齐卫鲁魏赵秦周楚 星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 州兖州豫州幽州江湖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三河荆州 【昴宿】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由七颗星组成，又称旄头(旗头的意思)。唐代李贺诗“秋静见旄头”，旄头指昴宿。唐代卫象诗“辽东老将鬓有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 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是民法典制定及其法律规定运用的最高原理，是对民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理性认知和建构，是民法典制定中必须解决的基础性课题。在拟订民法典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确立中国民法典的五个基本理念。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严格实行任

意主义，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其次，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确认私力救济制度，完善公力救济制度，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再次，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最后，确认法院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畴内，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 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自主地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中国民法三杰 中国民商法泰斗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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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三杰中国民商法泰斗专家 目前民法学术界的有名教授有哪些?现在哪个高校?分别在 哪个方向有突出表现?他们之间哪些是师徒关系。以下是本 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民法三杰，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民法三杰 梅仲协编辑著有：《民法要义》、《公司法概论》、《国际 私法新论》、《中国票据法释义》、《法学绪论》等。著名民法 学家，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 [1] 江平编辑江平(1930 )，最负盛名的民商法专家，原中 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负责人，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江平教授曾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员，是新中国继宋庆龄、邓小平之后被国外著名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主持了外国法律文库的翻译工作，承担了《民法通则》、《公 司法》、《信托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任务。曾任中国法学会 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现任比较法学会会长。目前，受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委托，江平教授正式主持起 草《中国民法典》。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 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 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民法学科主编)、《罗马法教程》(合著)、《西方

国家民商法概要》(独著)、《民法教程》(合著)、《公司法教程》(《新编公司法教程》)(主编、合著)、《法人制度研究》(主编、合著)、《中国采矿研究》(主编)、《中国司法大辞典》(主编)、《商法全书》(主编)、《证券实务大全》(主编)、《商法案例评析》(主编)等等。 [2] 谢怀栻编辑谢怀栻先生(19192003)：详细内容可见网文《谢怀栻与台湾法律丛书》。他为人耿直，坚持真理，1957年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对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讲话作为司法依据提出的意见。1979年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学岗位后，仍然秉性刚直、不求名、不求利、坚信科学、坚持真理，在民商法科研与教学中，不论是在民法基本理论方面，还是在公司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海商法的研究方面，或推翻陈说，正本清源，或发人未闻，借古推新，发挥了法学大家的作用。先生参加了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重要立法，立论观点多被当作权威，被公认为我国民商法立法的核心专家。先生撰写的《合同法》(1983)、《票据法》(198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1990)等著作，是我国民商法研究的奠基之作，其中《票据法》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先生主编的《台湾法律丛书》，对全书不但仔细筹划，而且对内容也均一一仔细审阅，甚至整章节自己重新撰写。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多人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与实

论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在战国时期的运用

论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在战国时期的运用 摘要：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 形成了法制。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关键词：法治战国法律法家制度国家思想精髓 一、法制的起源： 皇权高于法律,法律屈从于皇权是中国传统法治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糟粕之处。去其糟粕,我们也会发现中国传统法治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依法治国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 许多古代提出掌握权者应当坚持法律高于亲、社稷重于戚的正确原则,不为亲朋骨肉徇私枉法。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如,晋国宰相叔向,其弟执法犯法,收贿并陷害无罪人,事发后,叔向毅然将弟弟处死。又如,墨家大师腹的独子杀了人。秦惠王可怜他年事已高,免他儿子死罪。但腹坚持处死儿子。不仅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