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

【作者】翟清福/耿清珩

1954年8、9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作者武断地肯定《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据说发表时该刊主编“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而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余英时在文章中说，他对《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由于当时大陆处在与外隔绝的状态，余英时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应，这使作者颇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与钱穆先生已先后作古。余英时对于自己的文章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了该文，只是删去了原标题，以副标题为题，“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

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这桩公案，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年，余英时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

经过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加上他的名气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就大陆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

余英时标榜他的《互校记》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篇之抄袭证成一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确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没有读过《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的读者固然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读过这两本书而且对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因为没有对两书做过校勘，也难免半信半疑。郭沫若的学识和学术道德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似乎也要打上问号了。

我们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当听说余英时有这样一篇文章后，觉得这真是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便借了《互校记》来拜读。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从余英时的文章中能够有所获益。但是读完《互校记》之后，觉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实在难以服人。为此，我们不惮其烦，把《互校记》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之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

应该指出，《系年》和《十批》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论著，这是余英

时也承认的。《系年》主要考证诸子生平活动和著书的年代，对于诸子思想内容基本上未作论述和分析。《十批》着重分析诸子思想的内容、倾向及其社会背景，对其生平活动虽也有所论及，但并不是重点。在我们这篇文章中，不准备讨论《十批》和《系年》内容的区别，也不涉及彼此历史观的不同，只是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互校记》所列凡十二条，几乎涉及所有先秦诸子。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论列。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根据其日记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诸子和撰写各篇文章的日期。时间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日。这期间，1943年9月7日在杜国庠处看到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阅。这是余英时认为《十批》抄袭《系年》的重要证据。上述时间表说明，郭沫若在撰写《十批》的过程中，确实参阅过《系年》。这一点，是应该先向读者交代的。

一、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

《互校记》说：“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又说：“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抄袭。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但论断则不然。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讲史料征引。《系年》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嫪毐三人关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条；《十批》所引文献也近二十条，另引铜器铭文为证。两书引用史料相同的有《史记》、《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的有关史料。这些大概可归入《互校记》所说“一般典籍”类。问题在于《史稗》和《读书后记》。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十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我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首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十批》抄来的。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一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读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书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无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关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

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记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后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

再说论断。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不可靠，从汤聘尹的《史稗》和王世贞的《读书后》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都已作过考证，《系年》和《十批》不过是在他们论说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述而已。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王世贞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系年》对于这个问题并未加讨论。倒是《十批》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这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时，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编造的。请问余英时先生，这怎么能说是《十批》“无论在资料和论断上都全依《系年》”呢？

关于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系年》说：“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十批》对于吕、嫪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内容与《系年》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一）《系年》认为吕不韦是“牵连及于嫪毐之事”，《十批》则认为吕不韦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嫪毐发动叛乱之后，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尽得毐等。”《十批》说，“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此与《系年》观点完全相反。（二）《系年》为了说明吕不韦“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与嫪毐被诛联系在一起。《十批》指出吕不韦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对他还能那么容忍，仅仅免他的相？（三）嫪毐诛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迁于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语焉不详。《十批》认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吕不韦就国，一年后又要吕不韦与其家属徙蜀；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在吕不韦死后即由蜀被召回。由此推论，茅焦对于吕、嫪二氏势力之一消一涨起着重要作用。《说苑·正谏篇》有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详细叙述，《十批》认为虽属小说家笔法，不可全信，但却可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系年》对于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则完全略而不提。从上述对照不难看出，关于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十批》论述与《系年》多有不合。余英时仅据《系年》与《十批》都引用了《战国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袭《系年》，这岂不是莫须有吗？

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详尽的剖析。《系年》除了提到《吕氏春秋》“抑秦与六国同例”和“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说再别无涉及。余英时承认“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此点为郭沫若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贯注之所在”，因为实在无法举出《十批》抄袭《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须引证”来轻轻滑过。最妙的是，余英时在强调“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是钱穆的发明时说：“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且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按《吕氏春秋》“维秦八年”之称，前人多有辨析。《系年》在援引清代学者的考证之后，认为姚文田之说“甚辨而核”，“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统庄襄言之。”郭沫若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考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他举金文列国纪年之例，认为“维秦八年”就

是秦始皇八年，“前人不明此例”，“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余英时不仅对郭沫若的考证避而不谈，而且不说明钱穆赞同姚文田的说法，用一句“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证归到他老师的名下了。

二、关于前期法家

《互校记》说：“钱先生在《系年》中曾发现战国变法不始于商鞅，东方变法在先，西方继之于后，李悝、吴起早已为商君开路”，“钱先生认为‘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尤不得与韩非并论’。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一文便完全根据此点立论，其中所列举的几个人物亦无一不根据《系年》的考证成果。”我们不妨对余英时的论点逐一加以检验。

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写于1944年1、2月间，但他在这之前，早已形成了李悝、吴起、商鞅具有法家思想的基本观点。1942年2月发表的《屈原思想》（收入《屈原研究》，1943年7月初版），在谈到屈原生活的时代时说：“到了战国时代，魏文侯时的李克，亦即李悝，有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富强，其详不可得而闻，传其衣钵的有吴起和商鞅。……这两位革命的政治家（吴起虽仅以兵家名，其实他是长于政治的），虽然同以悲剧终结，但他们的法术的行与不行，便规定了秦、楚的运命。秦国用商鞅之法而兼并天下，楚国废吴起之法而终于绝灭。”1943年8月21日（据郭沫若日记）完成的《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对吴起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吴起“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在列举吴起的政治主张之后说：“这些倾向差不多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还有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文中还重申了以下观点：“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吗战国时代的中国，恐用不着等到秦国来统一了。”由于《述吴起》写作在前，所以郭沫若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就交代：“关于吴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屈原思想》和《述吴起》都是郭沫若1943年9月7日从杜国庠处借阅《系年》之前写成的。如果说余英时不知道《屈原思想》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并列犹可理解的话，那么，郭沫若的《十批》中已经提到曾经写过《述吴起》，余英时置而不顾，却硬说《十批》关于前期法家的论述完全根据《系年》而立论，这种不顾事实的诬罔就令人不能原谅了。

余英时说：“他（指郭沫若）所谓前期法家的概念更明明是钱先生所说的‘初期法家’，其著书之不德，弥是惊人。”“不德”之罪名，可谓大矣。但余英时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钱穆只说过“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指李悝、吴起、商鞅乃战国初期的法家，并没有使用过“初期法家”的概念。而郭沫若使用“前期法家”的概念，则是有特定思想内涵的。战国初期的法家虽然也可以说是前期法家，但毕竟与“前期法家”的概念含义不能混同。余英时曲解钱穆的话为其老师争发明权，我们想钱穆先生也不会觉得坦然的。其实，郭沫若虽然把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列为前期法家，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他的“发现”。早在郭沫若和钱穆之前，有的学者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相提并论。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说“法家成为一学派，时代颇晚”，但已指出“自宗法政治破坏以后，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齐其民”，“其在战国，则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流，皆以法治卓著成绩”。余英时把《系年》所谓“今按重农政，则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说成“都是钱先生治史的重要发现”，这岂不是有些不

够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吗？

郭沫若指出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余英时认为“这也是钱先生早就指出来的了。钱先生既说李悝（克）、吴起是子夏、曾西弟子（《魏文侯礼贤考》页121《吴起去魏相楚考》页176）。又谓法源于儒（《商鞅考》页212）。郭氏之说实合此两条而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郭沫若在借阅《系年》之前撰写的《述吴起》，对吴起的生平和思想曾作过详细的论述，其中对吴起受业于子夏和曾子就有细密的考证。吴起师事子夏牵涉到魏文侯在位年限问题，因为子夏曾为魏文侯师。《系年》说：“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文侯师子夏，虽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岁可知。”《述吴起》则肯定《史记年表》魏文侯18年“受经子夏”，并考证《史记》有关魏文侯在位年限的记载有误，认为文侯元年当是鲁悼公22年。这年子夏62岁，再过18年子夏80岁，文侯从他受经和吴起从他受业都说得过去。一个认为魏文侯师事子夏是在“早岁”，一个则肯定是在魏文侯即位18年之后，《系年》与《十批》的考证明显不同。至于吴起师事曾子的问题，郭沫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当先解决吴起何时去鲁。《韩非子·说林上》说：“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季孙所弑鲁君是谁？如是哀公，则其死时当在百岁以上，似无此理。郭沫若认为被弑之鲁君如非元公，必为悼公。二公虽无被弑的明文，但《韩非子·难三》说：“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则悼公和元公被弑都是可能的。据此推论，吴起去鲁在元公21年。其时曾参已卒，故其所师者决非曾参。郭沫若又据王应麟考证引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认为“左氏传授之说虽不足信，曾吴师承关系则较可信。”《系年》在谈到吴起去鲁年代时，对于吴起师事曾子之可能根本未作深入考证。书中虽然也引用《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但认为“考诸《鲁世家》，仅有哀公见逐，非被弑。又下距楚悼之卒，凡八十七年，吴起决不若是之寿，亦复与魏文年世不相及。盖《韩子》误记，不足信。”（见《系年·吴起仕鲁考》，余英时文章不引此条）。一个肯定《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一个认为这个材料不足信。一个认为季孙所弑之鲁君当是悼公，一个认为鲁君不曾被弑。姑不论《十批》和《系年》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但它们考据得出的结论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怎么能说是《十批》抄袭《系年》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上述材料，不仅是为了证明郭沫若关于子夏氏之儒的考证与《系年》无关，而且也要让读者了解，余英时为了达到诬罔的目的，对于不利于自己论断的材料，往往采取了弃而不取的手法。就以前期法家和子夏氏之儒的关系来说，郭沫若指出：“《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荀子骂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谦然而终日不言’，也正活画出一幅法家态度”。他对《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其中无子夏氏之儒，最初感到不解，后来发觉“前期法家”其实就是“子夏氏之儒”，“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自然就不“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这些论述和引用的材料，倒可以说是郭沫若真正的“发现”，而钱穆《系年》于此毫无言及。余英时不顾事实，反而诬称《十批》完全抄袭《系年》，真可以说是一手想遮天下人之耳目了。

关于“法源于儒”问题还需要再说几句。《系年》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早已指出法家受儒家“言正名定分”的影响，胡适《中国学史大纲》卷上也说：“自从孔子提出‘正名’

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法家的‘正名论’，不用说了，即如墨子的名学，便是正名论的反响。”不知道余英时先生对于梁、胡等人的观点是否了解？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为前期法家，但认为其思想渊源属于黄老学派。关于慎到，《系年》于其事迹有所考证，然以今本《慎子》为伪书，谓不足信。《十批》对于慎到的事迹略而不提，着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据的材料，则主要是现存《慎子》残余的辑本。在郭沫若看来，这个辑本的基本思想与《荀子》对慎子的评论是相符合的。有关慎到的文献记载很少，对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同态度，这个基本事实本来已足以说明郭、钱二人对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区别。但余英时却因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论》中的材料，就断言《十批》抄袭《系年》，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强词夺理。更荒唐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确的，《系年》则错误地说成是引自《庄子·天下篇》。余英时为本师讳，对《系年》的这个错误不加纠正，却还引来作为《十批》抄自《系年》的证据。试问余英时，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资料都是抄自《系年》，怎么又把错误的抄成正确的呢？《庄子·天下篇》没有上引这段文字，我们相信这是钱穆先生一时疏忽的笔误（初版如此，增订版依旧）。问题是，余英时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为什么又不把《系年》的错误纠正过来，究竟也是一时疏忽，还是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错误呢？

关于申不害，《系年》和《十批》在引用《韩非子》的有关材料之后，都说申不害主张用术，与吴起、商鞅任法不同。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论点。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已指出申不害的“术治主义”与商鞅等的“法治主义”“极易混淆而实大不同”。余英时竭力要为《系年》争发明权，实在也大不必要。至于说郭沫若“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这更是无稽之谈。《十批》在分析申不害的思想时，不仅所引用的《韩非子》和《战国策》的材料比《系年》多，而且还引用了《群书治要》所辑的《申子·大体》篇，以及《吕氏春秋·任教》篇和《慎势》篇的有关材料。而《申子》和《吕氏春秋》这部分材料，《系年》是根本没有提到的。

三、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

《系年》的《稷下通考》对于稷下学宫兴衰有较详细的考证，这是钱穆先生的贡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系年》于此据《太平寰宇记·益都下》另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又引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这两条材料，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也引用了，但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中论》并非罕见书，部头也不大。但《太平寰宇记》卷数很多，郭沫若在重庆时很可能借不到，而且从这样大部头的书中找出《别录》的这条材料，并非易事。再加上郭沫若又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因此，我们不妨相信郭沫若所引的上述材料是从《系年》转引的。如果余英时只是批评郭沫若应注明材料转引的出处而没有注明，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无可厚非的。但余英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很不实事求是地说：钱穆《稷下通考》的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其中有很重大的新发现。郭沫若在其《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竟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事实上，《稷下通考》只是考证稷下学宫的兴衰，

并没有涉及这个学派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其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呢？《十批》指出稷下学士派别复杂，“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大体说来，宋钘、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关尹即环渊为一派。郭沫若认为《道德经》是环渊所著，“《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书晚出，但其人在孔子之前是无法否认的。这与钱穆的意见相左。《十批》指出《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是稷下道家宋钘所著，《白心》是尹文所著，这个见解已为当今治先秦思想史的多数学者所肯定。收入《青铜时代》的《老聃、关尹、环渊》和《宋钘尹文遗著考》对稷下之学的两个重要学派作了详细的考证。这些事实说明，郭沫若关于稷下学派的研究，或与钱穆意见不同，或为钱穆所未论及，怎么能说是郭沫若“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呢？

关于其他诸子，余英时指责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手法不外乎都是：凡《十批》论诸子所引用的材料见于《系年》的，便断定《十批》关于此子的研究“抄袭”《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见于《系年》的，以及对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于《系年》的，余英时就视而不见了。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参考过近现代有些学者的著作，包括《系年》。我们并不认为他绝不引用二道手的材料。处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又是被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所极力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时借阅图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有些材料引自他人的著作，或从他人著作中得到线索再查阅原书，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相信，有关先秦诸子的基本史料，郭沫若都是直接掌握而加以深入研究的。正如他在《十批》后记中所说：“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余英时存有偏见，甚至于连一些常见的基本史料或已经成为学者们基本常识的论点，都要把发明权归于钱穆名下而指责郭沫若抄袭，这实在有些无聊。如果按照余英时寻找“抄袭”证据的手法，《系年》中许多考辨的“发明”权恐怕也都要被剥夺的。例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用一个小注引《风俗通·穷通篇》云荀卿年十五游学齐国，纠正《史记·荀卿列传》和刘向《序录》作“五十”之说。所引材料确实见于《系年》。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也已引同样的材料考证“五十”乃是“十五”之讹；姚永朴《诸子考略》也已对“五十”说的不合理作了考证，并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五十”为“十五”之讹。又如，《十批》关于漆雕开的论述引用《韩非子》、《孟子》和《论衡》等书的有关材料，与《系年》基本相同，余英时就振振有词地说：郭沫若“从资料到判断，完全抄自《系年》”。其实，这些材料在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等书中都提到过。即以漆雕开的名字而言，《十批》引《汉志》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认为“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后’乃衍文”。余英时说这是抄自《系年》（钱书引宋翔凤《论语发微》谓“后”字当衍，又引宋氏《过庭录》谓：“吾疑启字之讹。古字作启，漆雕子名，避景帝讳作开”）。《系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考辨诚然在《十批》之前，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在《汉志考释》中已经提到其门人杨树达称班固注“孔子弟子漆雕启后”之“後”字为衍文；罗焌的《诸子学述》则引阎若璩说：“开本启，汉人避讳所改”；高维昌的《周秦诸子概论》亦有此解释。如果按照余英时《互校记》的逻辑，《系年》关于“漆雕启后”的考证能说是《系年》的发明吗？《十批》肯定了“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後’乃衍文”；接着又对为什么会衍出一个“後”字作了分析，认为“盖‘啟’原作‘啟’，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则‘启’误认为‘后’，更转为‘后’也”。应该说，这对

于问题的考辨又进了一步，怎么能完全加以抹煞而硬说都是抄袭《系年》呢？

关于列子、桓团与公孙龙，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关这三人的史料本来就极少，谁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用的。《十批》引用《战国策·韩策》一段有关列御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时看来，这就是《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据。《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团作韩檀，成玄英《庄子》疏称桓团与公孙龙同是“赵人，客游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系年》也引用了这两句话，于是余英时就称《十批》抄自《系年》无疑。《系年》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今所传仅五篇，凡二千言，则传者无几也。”《十批》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然今书仅存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就中迹府一篇显系后人杂纂，数万诡辞仅存一千八百余言而已。”尽管两书谈到公孙龙书的篇数和字数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时说，这“简直等于稍稍改写”，更证明是抄袭：“‘一千八百余言’确比‘凡二千言’为精确，但更是‘欲盖弥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袭，不同也是抄袭；你讲的比我讲的精确，更是“欲盖弥彰”的抄袭！这样说来，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四、结束语

以上我们通过对《互校记》的辨析，说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抄袭”、“剽窃”是很不道德的行为。但别有用心地随便诬蔑一个学者“抄袭”、“剽窃”，这又是什么行为呢？

根据书中引用材料相同，就轻率地断定甲书抄袭乙书，这根本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郑重态度。判断是不是抄袭，既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常见的还是罕见的，又要看引用材料的文字段落是否一样，还要看对材料的考辨论证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否雷同。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才能弄清问题的真相。有些作者只是偶而引用了二道手的材料而没有注明出处，这当然也是一种瑕疵，但毕竟与抄袭和剽窃有原则区别。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常识，余英时不应该不知道。如果按照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的手法来查对他本人的论著，譬如说，把余英时的论著和先前出版的近现代学者的有关论著加以“互校”，看有哪些史料和论点相同或相似，以此判断有无抄袭的嫌疑，试问余先生，这样行吗？

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学术论著。应该说，钱穆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至于说他们著作中的观点是否都正确，在使用材料上存在着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批评的。对于前辈学者，应该尊重而不要无原则地吹捧；可以批评但不应轻薄地抹煞其贡献。而余英时对待这两位前辈学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自己的老师钱穆是吹捧备至并处处为之争发明权，对郭沫若则深文周纳，肆意鄙薄，使用了十分刻毒的字眼加以中伤。这难道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吗？遗憾的是，有的人对《系年》和《十批》既没有研究，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居然对《互校记》大加喝采，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态，实在很值得玩味。为什么余英时对郭沫若这样深恶痛绝呢？余英时自己说他深鄙郭沫若之为人。他大概事先已估计到人们会联系到政治立场，因而在《互校记》的开头就先声明：“我们和郭沫若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上，如果没有十分证据足以使人信服，这种学术的讨论便很可能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宣传。而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则都不会有丝毫价值。我这篇文字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因之，我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了解下来接受它。”

可惜，这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互校记》的文字本身，说明它完全是在学术外衣掩盖下的一种敌对政治情绪的发泄。

余英时1991年重新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并改名为《互校记》时，专门写了一个跋语，文中说：“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是用下流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这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宣传和蒙蔽读者的手法。据我们向五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身边工作的同志了解，郭沫若并没有看过余英时1954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余英时把“几年之后”白寿彝先生批评钱穆的一篇文章说成是“中共官方学术界”对《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作出的“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实在令人哑然失笑。请问余英时先生，如果白寿彝先生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对你1954年那篇文章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什么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发表文章，而在文章中为什么又根本看不出与你的大作有什么“针锋相对”之处呢？白寿彝先生不过是我国的一位著名史学家，他写了批评钱穆的文章就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你攻击“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的郭沫若，又是代表哪个“官方学术界”呢？对白寿彝先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反批评，但余英时并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只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这种恶语骂人，岂不是有失学者的风度吗？

读者从我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把《十批》当作不可批评的圣物，也无意于为郭沫若的缺点辩护。我们只是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出于政治偏见而恶意中伤。余英时称自己三十七年前写的文章是“年少好事”，果真如此，倒也罢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还要重新发表，而且在跋语中说：“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桩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这就说明，余英时是蓄意要继续对郭沫若进行诬蔑，而且进而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共官方学术界”的。但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毕竟不是学术。余英时以他今日的名气能够蒙蔽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然而谎言并不会因此就成为真实。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读者推荐《互校记》，使我们有机会得以对这桩学术公案作一番认真的了解。这一点倒是应该感谢他的。由于篇幅限制，有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提及或未充分展开。如果余英时先生对这桩公案还有什么新的看法，我们是愿意和余先生进一步讨论的。

环境影响评价论文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工程 环境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际社会的全球性问题之一。 环境问题普遍出现是由于人类过于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从而导致资源枯竭、污染加剧带来的恶果。人类谋求发展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环境产生破坏。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遍布全球,人类活动逐渐成为地球不能承受之重,环境问题也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为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灾难,出现了一系列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环境问题制约了人类的发展,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人们觉得环境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科技的不发达造成的,寄希望于科技进步来消灭环境问题。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老的问题解决的同时新的环境问题又摆在了人们面前,并且更复杂和棘手。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也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哲学等多方面的综合体。基于这种观念,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科技、贸易等方面形成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期以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影响评价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EIA)也称环境预断评价或环境未来评价,是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之一,是指在从事建设项目或国家制定规划、政策和法律时,应当在计划阶段或正式实施前,就其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事前加以调查、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相应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对策,并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是环境保护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 环境影响评价可以实现环境管理模式由末端控制到全程控制的转变。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预测性,它强调在做出有关经济开发活动,如有关的规划、计划、政策或拟建项目之前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是一种预

《余英时访谈录》简介

《余英时访谈录》（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被称为海外的中国良心。近二十年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余英时访谈实录） 书名：余英时访谈录 装帧：精装 ISBN：978-7-101-08277-7 开本：32开 成品尺寸：145*210 定价：32元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书影 一、本书卖点 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囊括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段采访，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二、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现居美国。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克鲁格奖”

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用于奖励那些对人文学科有创见的学者。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余英时获奖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采访人陈致：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三、内容简介：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本书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四、目录 001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环境影响评价论文、湿地环境影响评价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以三垟湿地为例 姓名 指导老师：宋国利 （生环学院，11环本，学号11112103110） 摘要本文主要探索湿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框架，指出由于湿地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应将非污染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放到重要位置。应重视工程项目对湿地水文条件、植物区系、动物种群改变以及移民和诱导开发的影响分析。从湿地分类开始提出用于保护湿地的措施与方法。以此来推广到维持现存的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保护湿地的生态效益和功能，对湿地保护以及湿地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有参考应用价值。 关键词湿地，三垟湿地，生态环境，环境影响评价 1 绪论 1.1研究背景 湿地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湿地和森林、海洋一起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环境功能是极重要的物种基因库，也是人类最重要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之一。[1]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湿地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污染破坏。三垟湿地地处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东邻温州开发区、龙湾区，南连茶山街道、南白象街道，西北连接梧田街道和城市中心区，规划总面积13平方公里。湿地内河流纵横交织，密如蛛网，形成了160余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小岛屿”，水域面积和陆地比例达1.1：1。目前，三垟湿地正面临着工业污染的威胁，昔日清澈见底的河水出现大面积污染，已局部变红、变黑、变臭。尽管三垟街道去年投入2000万元疏浚治污、但现在三垟水质均在Ⅲ级以下。三垟街道的五金电镀、无纺布工业和生活污水都在侵蚀着原本清纯透明的三垟水体。更为可怕的威胁，是用地和水体存在着被大量蚕食的危险。许多人对三垟湿地虎视眈眈，一些部门已提出征用要求，三垟湿地存在被大量蚕食的威胁。三垟湿地距新的城市中心区仅2公里，已成为城市快速增长的前沿地带。三垟湿地作为“城市之肾”亟待保护。加强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发挥湿地的生态效应，使三垟湿地成为观光旅游的胜地。[2] 1.2 湿地应遵循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国政府于1992年7月31日正式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并将我国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2000年制定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成为我国实施湿地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行动指南。并且根据2005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认为保护湿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加强湿地科学研究，是认识了解湿地，促进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国的发展保护湿地应时刻遵循可持续发展。 1.3 湿地面临的环境问题[3] 目前，污染日益严重，作为很容易受污染影响的湿地也难免会满目疮痍。主要表现在以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用(实际功用),又讲体(本质),因为理一分殊。林栗由于持更古典的看法,故反对张载将君比作天之宗子,因为人人为兄弟(这是相对平等的观念)将引发思想与天下的混乱。与林栗固守君主专制的立场不同,朱熹接受了张载的比喻,并以此作为士大夫须承当与君共治天下这一主题的另一种表达。这显示了道学是如何将起初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提升到抽象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余先生强调,假如我们仅仅将理一分殊解读为纯粹的哲学命题,那我们是迷了路(卷1,200-218页,238-239页)。朱熹之所以要接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为了抗衡孔安国将传统的皇极训解为大中。朱熹以为,正如无极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一样,君应该无为而依靠大臣们(卷1,242-249页)。余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不仅是为了凸显道学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譬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步骤。尽管有人可能想把余教授的研究看成是朱熹的政治活动的扎实研究(即仅视为政治史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余先生是以其专论来说明对朱熹以及其他道学家而言,政治文化比哲学思辩更为基础。 即使有人不同意余先生关于政治文化及其涵义的强硬论述,他的两卷本专着中针对一系列不同论题所作的细密深刻的释证仍富启发。这里举两个特别重要且富新意的例子。其一是运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宋高宗、孝宗与光宗父子间的张力;其二是对国是(今人所谓基本国策)的强调。揭示皇帝父子间的张力,并使之与最终引发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的党争联系在一起,实需严密的考证。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长达200余页的一章,本身已基本上是一专论(卷2,383-587页)。国是当然是一个四季不断的问题。北宋后期的国是核心议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守与战。既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专题作过研究,则起初不免要问,为什么余先生还会认为国是问题受到忽视,要求用国是概念来解释宋代党争的变化。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质疑国是,最终会被顽冥不化的官员视为犯罪或不忠(卷1,340-387页)。人们也许可以说,余先生对此历史专题的关注,或有感于他对9/11之后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们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大做文章的观察,当然这无损于他的鲜活洞察与历史文献的厚实。 对余先生来说,关于朱熹的这一研究最终只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大范式和新进路的开端而己。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洞见甚多,我仅举数例。首先,这个范式涉及宋史的分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学史与宋代政治史,余先生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前王安石与前道学阶段,即北宋最初的60-70年;第二是围绕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展开斗争的北宋后期,也是道学成为一个思想派别的时期;第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派别。 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他们没有将内圣与外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古文运动转向道学的关键环节是王安石将内圣看成是外王的基础。寻求三代之治和重返经典等等,王安石与道学家处在同一个谈辩境域或话语中。只是,相对于王安石的内圣进路及其思想中显见的佛教影响,道学是在反对王安石新学与新法的脉络中发展的(卷 1,67-102页)。王安石作为宋代第一位成功地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其崛起构成了另一条脉络中的关键转折点,他鼓舞了其他士大夫致力于共治天下的理想。既然朱熹和其他道学领袖们都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一引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

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环境影响评价论文正稿

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阐述了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指出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手段和措施，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作用。从法律法规、替代方案、公众参与等方面探讨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对策 1、前言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主要目标，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关键就是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规划。要使制定的每一项战略和规划都能体现可持续性，这就要求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对战略选择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容就是要分析各种战略选择的环境影响，从而使环境问题在政策、计划、规划和项目的各个决策层次上都得到充分的考虑。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战略环境评价的采用提出了直接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 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这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在于从源头上对污染源进行控制，通过科学的环境规划、环境治理措施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减轻企业投产后的污染治理负担，从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化与法制化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对于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

境造成不良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2 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 我国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纳入法律，在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走在前面的。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对各种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容、程序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从大围的发展规划到具体项目的建设，都必须执行“先评价，后建设”的规定，从而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发展契机。同时，各级环境管理部门积极参与各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参与政府的综合决策，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自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来，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法律法规和措施，建立了许多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机构，召开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会议，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理论和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术。 3 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规定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并明确了应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各类规划围，但我国对规定应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各类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却缺乏法律 约束。目前，除《中华人民国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以及建设部2005 年《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外，还没有其他的法规依据。2005年，国务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

余英时

余英时 一、人物概述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著作出版情况 1、专业书籍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订扩大版，1986。 《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199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年增订再版。《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按：此书有英文简介，见Heaven Earth,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Journal of Fine Arts Inner Arts I.1(May 1991), San Francisco；德文译本见Martin Miller, Die Modernitat

提取图片中(或扫描版PDF)的文字

提取图片中（或扫描版PDF）的文字 如果在书上看到一篇好文章用相机拍下来，或是纸质文章需要输入到电脑时，如果数量比较大，手动输入会很慢，下面介绍几中方法将图片中的文字转化为文本，同样适用于影印版PDF。 1 ABBYY FineReader 11软件 泰比（ABBYY）FineReader提供直观的文件扫描和转换成可编辑、可搜索的电子格式工具。泰比（ABBYY）FineReader可以识别和转换几乎所有打印的文档类型，包括书籍、志上的文章与复杂的布局、表格和电子表格、图片，甚至以准确的精度发传真。 下载地址：网上随便一搜就很多例如： https://www.docsj.com/doc/7e13373049.html,/soft/Application/Processing/15768.html 破解补丁： https://www.docsj.com/doc/7e13373049.html,/space/file/l513980209/share/2011/11/2/ABBYY_F ineReader_11_Professional_Edition_-514d-5e8f-5217-53f7-65e0-9650-5236 -7834-89e3-7248-7834-89e3-6587-4ef6.rar/.page# 破解方法：将下载的文件替换安装文件即可。

2 Office200 3 自带组件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 如果Office装的是精简版，那么在就没装这个组件，可以自己装一下或是下载完整版。装完后如下图。 第一步：转换文件格式。用ACDSee打开你的.jpg文件，单击界面上的“浏览器”按钮（或者双击当前图片都可以进入到浏览器界面），在打开的浏览器中，右键这个文件，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工具/转换文件格式”；在转换文件格式对话框中，选择TIFF格式，两次下一步后，就开始转换，结果是将你当前的.jpg 文件转换成了.tif文件。 第二步：将图片转换为文字。选择：开始/所有程序/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Office工具/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打开这个工具后，菜单：文件/打开，找到你保存的那个.tif文件，打开它。然后选择菜单：工具/使用OCR识别文本；梢等一会儿，继续菜单：工具/将文本发送到Word。这样，这幅图片就到了Word中成了可以编辑的文字内容了。因为OCR识别并非百分之百成功，所以有些位置可能需要你进行手动修改。 界面如下：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

开题论文之房地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研究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房地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系别： 专业名称： 姓名： 指导教师： 2010年 03月 16日 1 文献综述

1.1房产环评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如火如荼,但房地产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及固废对城市及周围的环境存在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抓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2我国房地产类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从1973年第1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开始引入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一些专家、学者，在报刊和学术会议上宣传和倡导环境影响评价，并首先在环境质量评价方面开展了工作。1979年11月，中国环境学会环境质量评价委员会编写了“环境质量评价参考提纲”，为各地进行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研究提供了方法。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至此，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正式建立起来[1]。 从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将建设项目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管理主要是从工业建设项目（污染类）开始的，然后逐步扩大到生态方面的建设项目，而对房地产类建设项目一直没有统一的环境管理模式。直至1998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颁布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才在1999年制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试行）》中，明确将房地产开发项目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并根据房地产类建设项目的占地面积或建设面积对其实行分类管理。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针对全国对“试行名录”的执行情况和有关部门的反馈意见，重新修订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第1批）。目前，我国对房地产类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均是按照“第1名录”的规定进行分类管理的，即建筑面积5万平米（含）以上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建筑面积5000（含）～50000平米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建筑面积5000平米以下的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2]。 1.3房产环境评价的方法 评价的方法有技术方法和一般方法。评价的技术方法：自1979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我国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1993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大气环境、地面水环境），该导则规定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方

历史研究报告

历史研究报告——关于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研究人：王娜 课题组成员：王娜鲁家伶石晶晶谢金江郑钦元 指导教师：李德军 摘要：中国古代的服饰关键词 中国古代服饰变化与社会变迁 研究方法：资料搜整 一、问题的提出：千姿百态的古代服饰与古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二、研究目标：了解中国古代各时期服饰的特点及其原因、影响三、本论： 1、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渐渐懂得利用火及兽皮取暖，为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一线曙光。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前之前，原始人类就已经会使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除了骨针的发现外，在这些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当大量的饰品，这些饰品包含各种穿孔的石珠、贝壳、兽牙等，明显是用来制作成串饰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进入畜牧、农耕的阶段，开始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负责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则负责采集、制陶、纺织等工作，人类生活正式进入分工合作的阶段。 原始社会的服装配套包括冠帽、衣裳、套裤、护腿、斜靴、发 式、首饰、纹彩等。由陶器、玉器等遗物，可以推测当时的服饰风貌。 2、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上限一般定在公元前的夏王朝，时间跨度为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481年止。其间的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上已经完全规范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准则，极大地加速了先民思想从朦胧到清醒这一发展历程。原始信仰的对象明朗化，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已“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规范全社会行为的同时，制约了人们的思想。直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才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 服装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中国服饰文化定型的重要阶段。它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将上古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统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并积淀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装饰风格的服装符号，这对后世的着装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在形态上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两种基本体制，规定和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服饰制度，并纳入礼制范畴，在朝廷官员和民间极力推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从今天发现考古资料和史籍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和礼制有关的服装，其中表现这一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 夏商周时期的服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祖先的信仰。在参加祭祀活动时，人们须穿饰有章纹的祭服，每代君王祭服上的纹饰皆有不同。夏画山纹，殷商画火纹，周画龙纹 3、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秦制。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冠制特别复杂，有16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