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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论述蕴涵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不仅蕴涵在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向度当中,而且蕴涵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当中,而不是体现在个别词句、个别章节、个别文章当中。正如俞吾金教授所说:“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概念,却是最早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做出全面诊断的思想家。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独特眼光出发,通过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现象———商品、货币、资本、异化的分析,对现代性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阐述。”[2]

马克思革命的对象和现代性变革的对象是一致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肯定和批判的双重视野与哲学变革的内容有内在的关联。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现代性的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大转换:大写而抽象的人到现实生活的人或实践的人;抽象的理性到实践理性。这是对现代性根基的改造。既然如此,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语境中,马克思和韦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境遇呢?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学术成果的梳理能透视出在现代性和现代化语境中造成马克思和韦伯不同境遇的原因所在。

一、马克思现代性原创地位的缺场:三大遮蔽

马克思的现代性和现代化视域至今还是未了然的事业。所以如此,三大遮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使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没有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论述,更谈不上理论体系,即使有,那也是只言片语。

第一次遮蔽是两马之争。任平教授认为这是源头的覆盖[3]。人们都知道,尽管韦伯对马克思的理论抱着及其诚恳和很欣赏的态度,也有美誉之辞———不仅从未直接批评过马克思且将自己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归功于马克思本人,认为马克思“深深地影响到现代世界的精神面貌,任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4](p.46),二人在现代性话语也具有同源性,并且都把资本主义的诞生看52作现代社会的开端,但在思想和理论体系上韦伯却是坚决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和韦伯尽管具有很多相同的论述和观点,但对社会变革的基础、根据和进路的解释却是不同的。他们关于现代性话语的对立,主要是解释框架的对立,理论范式的对立,立场和方法论的对立。由此,导致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原创地位在西方话语世界中消解。

马克思所分析的传统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深藏于经济学事实中。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

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但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却是韦伯方法论的重要内容。韦伯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某种普遍有效的规则或某种理论体系,努力避免使一切历史的因果解释最终归结于某种经济因素的做法。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决不是一种必然性的事件,如果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化,

历史可能完全以另外一副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已经明确提出,欧洲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信仰的产物。经过充分准备的韦伯由此提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价值文化的和马克思正相反的社会解释理论体系,希望从源头上覆盖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事实上,马克斯·韦伯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马克思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我们看不到了,韦伯的一整套现代性的话语代替了马克思的话语而张扬于全世界,尤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典。

第二次遮蔽是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冲突。任平教授认为这是认识逻辑的误区。[3]二战后,一些原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但这些希望迅速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文化异常落后,而且一无例外地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因而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他们必然面临

着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角逐。西方国家学者为了抵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向度和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以韦伯现代性话语为圭臬及西方早期发展模式为蓝本,勾画出了发展

中国家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把现代化改造为西方化,从而以发展的话语代替了革命的话语,以西方的话语代替了东方的话语。

一批拉美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学者,则以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思想、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根据来反对西方话语,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认为这些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受西方的剥削和对西方的依附,因而只有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这些国家才能获得发展。这样就把现代性的话语权推给了西方,在这种片面的对立思

维中,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再一次地遭到了遮蔽。

第三次遮蔽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视域的重新解读。任平教授认为这是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误读。[3]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科技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一批被称之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人如贝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逼迫包括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在内的所有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于此同时,后现代思潮在重新解读马克思时又发现了马克思的“后现代”向度,其结果就是以后现代话语造成了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当代遮蔽。

二、马克思与韦伯:不同的出场语境、路径与目标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是“早期现代社会”或“资本全球化早期”,更直接地说:马克思的出场语境是欧洲社会通向现代化的转型

时期———资本主义不仅极不成熟,而且相当可恶,面目极端狰狞,资本主义贡献给人们的特

别是中下层人们的似乎都是贫穷和灾难———资本主义来到人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这时的欧洲几乎到处充满着各种矛盾、冲突、黑暗、暴力,不公平、不人道,社会失序,

信仰崩溃,痛苦上升,绝望弥漫。

可以说,这时的欧洲的道德伦理、善恶的价值观念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磨难,并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从恩格斯的《英国状况》一文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悲惨而愈演愈烈的画面。于是,站在正义、平等的立场上,要求消灭邪恶,这种呼声绝对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因此,具有强烈的道德正义感和救世情怀被尼布尔称为“光明之子”的马克思的出场路径自然就是批判、而不是赞美———现实给予马克思的历史任务就是批判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

马克思认为,正是私有制引发了文明社会的密谋、战争、罪行、不幸和恐怖,这是个体追求理性而整个社会非理性的必然结果,因而必须消灭私有制。不仅如此,马克思追求的目标是通过低层的边缘群体的革命消灭私有制和国家,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

正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揭露、批判、改造、建设”———既否定的角色出场的,所以马克思不仅自己生活艰难困苦、颠沛流离,而且其思想也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封杀。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有着极为深刻的敏感性。如果说,资本全球化

正是马克思批判性反思的主要“现代社会”,那么,正是在这一批判性反思中马克思得出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从而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出场。事实上,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变革来完成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发动哲学革命的。

与卡尔·马克思不同,马克斯·韦伯出场的历史语境不仅是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展、相当成熟与迅速扩散,而且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踏步地向帝国主义国家迈53岳梁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进。很明显,呈现在马克斯·韦伯面前的画面已经大大不同于展示在卡尔·马克思面前的不公平与悲惨的景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追求发展,而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造和美化了自己的形象。也就是说,韦伯生活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步伐加快氛围下德国“经济起飞”、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时代。

为此,马克斯·韦伯的出场路径是研究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从“生理学”的角度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病理学”的角度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秩序的。因而,在韦伯的眼里,资本主义是值得赞美的和歌颂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社会和合理的社会。如果说,韦伯对资本主义也有批判,那也是内在的批判,它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不同。马克思是否定的批判,韦伯是肯定的批判,韦伯理解的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和官僚化国家,韦伯是在西方社会合理化论域内探讨资本主义问题的。当然,历史给予韦伯的使命是:德国如何实现现代性以及如何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韦伯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希望民族强盛、国家繁荣,并认为国家竞争的核心是人的素质,是民族的整体素质。而马克思则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其目标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于是,马克斯·韦伯的论证资本主义合理与合法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就自然形成。这一理论的出炉自然受到主流社会的热烈欢迎,并被奉为圭臬。同时,我们知道,韦伯不仅有理论的话语权,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韦伯不仅经常出入于一些重要的大组织,与一些重要的人物过从甚密,而且是大学的著名教授,并且到处演讲与进行学术争论及创立组织(如“德国社会学学会”)极力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在1919年1月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选举中,韦伯还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人

物,随后韦伯还受到民主党第一届民族化委员会任职的请求(被谢绝)。由是,马克斯·韦伯的声誉日隆,而卡尔·马克思的关于现代性的论述迅速被人们淡忘。

三、马克思与韦伯:对国家职能与

社会现实需要的满足不同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无论是现代性的要求还是后现代性的要求,国家的本性是要求稳定的,换句话讲,稳定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从逻辑和现实性上讲,掌握国家权利的统治集团也希望稳定,以巩固和延续自己的统治。可以说,任何的政治形式在本质上都具有保守性的倾向。如上所述,历史的大背景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这种大背景使马克思的出场路径自然是批判、否定———并用革命的手段解决不公平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5](p.61)

所以,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的极度不公平,并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构想和构造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马克思努力在“经济———社会”的系统中解决不公平问题以及人的解放问题,并相信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否定自身的力量。马克思的人格是伟大的,他希望通过教育和启发体制外的低层的边缘群体即草根阶层,使其认识到目标的伟大:只有通过全人类和整个阶级的解放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马克思告诫人们,世界上只要还有压迫,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马克思的打破资本主义、消灭国家,即消解政治的理论体系自然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要求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当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从逻辑推演和世界历史的现实发展来看,革命确实能够暂时解决苦难,甚至不公平问题,并达到相当高的认同感及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革命也具有巨大的风险性,革命往往被理想化,革命也是产生神话的活动,从而带来后革命问题,克伦威尔的独裁专政使欧美人记忆深刻,革命最终不能解决现代化即现代性的获得问题。按照伯克的话说,现代性的获得需要丰厚的文化支撑,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而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不能迅速改变传统文化,也不能一夜之间建立自己所需要的新文化。

由此,我们自然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革命的现代性话语的时代命运。与马克思不同,

韦伯则认为在“经济———社会”系统之外,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永恒的“文化———政治”系统。韦伯的理论核心是以政治引导经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中充分显示了其悲观的倾向,“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牢笼之中,或者,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既“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因而,韦伯不仅认为人类永远跳不出“地洞”,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认为这种革

命和斗争将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影响国力的强大。韦伯是一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先救国家,再救灵魂”,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价值及不同民族理念和民族素质之间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不同价值之间的争论、不同生活方式的争论是无法消解的,价值之争体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永恒斗争。民族文化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是韦伯思想的重要特征。韦伯还把政治当作人的基本景遇,当作人的本质的活动场所。韦伯极为赞同传统的观点———人是政治的动物。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无法避免、不可阻止,只要民族国家不让位于一个世界帝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持续发展下去。韦伯游历美国后,认为现代性就是民主,科层制是最有效率的管理制度。

从各民族生存的现实性上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落后就要挨打,被动就要受气,这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深入骨髓的切身体会。为此,这些国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超越自己,想尽一切办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然,这些国家也非常明白,根据现实54岳梁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情况,在短期内迅速缩短这种悬殊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他们也非常明白,时间跨度太长风险更大,因为这样与发达

国家的差距会拉的更大。唯一的办法是,重视人的因素,充分发掘人的潜力———精神的超越,这似乎是发展中国家的共识。于是,文化、价值观念的价值就得到了充分而超乎异常的发掘。这样的现实状况和心理需要,客观上使韦伯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总之,韦伯地位的上升,不仅与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认同、“价值中立”的欺骗性有关,而且与各民主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关。韦伯如果没有官僚科层制研究、统治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市研究及政党研究等,现代化就不会和韦伯相关联。不仅如此,韦伯的观点还具有一种“整合调试尝试”的形式和特点,这更适合现代化的需要。如在中国,结构解释就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p.275)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不幸被马克思所言中,资本主义的改革、发展、创新从而使马克思的革命的现代性话语缺乏土壤和社会条件。这说明资本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的活力,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6](p.33)这样的结果极为不利于马克思的关于现代性话语的张扬。当然,也正是马克思的尖锐而激烈的批判,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完善。但人们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批判性话语当作现代性的话语,尤其是当作建设性的促进社会进步的现代性话语。

四、现代性话语体系的破坏:

马克思之后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阿尔贝特·所罗门曾说,只有在马克思的背景下,韦伯的思想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韦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思想深入研究的结果。诚如是,我们认为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缺场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的思想被其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误解与扭曲,肢解或断章取义地解读。这种误解和扭曲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误读、扭曲、肢解。如尼布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批判,虽然他批判的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议题,但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任何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最大威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对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的扭曲和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特别强调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就曾经强调不能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与教条化,如针对“二手货”,恩格斯就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贴标签,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

点。”[7](pp.691~692)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明确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pp.695~696)从这些

论述中,一方面说明当时对马克思的原本思想的扭曲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晚年的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列宁也强调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俄国的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用马赫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列宁的批判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从客观上却造成了水平低下的人们认不清楚哪些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又如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曲解与简单化等等。所有这些都极为不利于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的流行和传播。当然,从马克思本身来讲,马克思对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的全盘的政治需要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不足估计,也不利于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传播。

历史不总是公正的,好在历史的事实是没法抹杀的;既然历史的事实不能抹杀,那么历史的真相或早或迟会大白于天下。学界的使命就是去除遮蔽显露历史的真相,从而还历史诸公以公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就是对现代性本然的肯定,对理性与大写的人的批判性地改造为实践理性和现实生活的人,并由此推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逻辑。

参考文献:

[ 1 ] [德]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2 ]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 3 ]任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M].江苏社会科学.2005(1).

[ 4 ]顾忠华.韦伯学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一民)

岳梁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以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解读《浪潮》中的魅力权威

【摘要】电影《浪潮》中,为什么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学生们可以发生这么多变化?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说组织?本文以电影《浪潮》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组织理论分析影片中的体现出的魅力权威及其合法性。 【关键词】《浪潮》;马克思?韦伯;分层;组织理论;魅力型权威 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将一段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真实故事改编为电影《浪潮》搬上荧屏。影片用犀利的镜头揭开人性的弱点,让我们看到自己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坚强,相反,比想象中更容易受到影响。电影讲述德国高中教师赖纳?文格尔将班上的学生组织成一个团体进行了一次教学体验。随着团体的名字“浪潮”、统一的制服、标志和手势的一一诞生,学生们逐渐狂热起来,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浪潮”的标志,把不合作者排除团体,事情逐渐出乎赖纳的意料,他急忙终止“浪潮”的时候,学生们沮丧失落,而深陷其中的蒂姆更是接受不了现实,枪击同学后饮弹自尽,赖纳因此被逮捕,影片以赖纳惊愕失措的表情结束。为什么短短的五天时间里,学生们可以发生这么多变化?是什么力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团体或者说组织?本文试从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中找到其中的解释。 一、马克思?韦伯的分层、组织理论以及魅力权威的合法性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其实质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社会等级序列。韦伯承认,在研究社会不平等时,把经济因素作为分层标准是必要的,但同时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多层次的统一体,因此韦伯主张从财富、声望、权力说那个角度考虑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大领域的不平等。 韦伯的组织理论首先是基于对组织中权威的分析研究。韦伯认为,根据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可以揭示出不同组织所具有的特性。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照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为了阐释这一问题,韦伯将权力与权威进行区分,他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权力具有强大的强制性,而权威具有某种自愿性,容易被多数人接受。正是这种权威制度使下级把上级发布的命令看作是合法的。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实现组织目标,推进社会发展。韦伯认为,组织与权威的关系密切,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都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权威,组织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根据权威的合法性,韦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 1、传统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是一种古老形式的权威,这种权威统治的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它是建立在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这些传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的。 2、魅力型权威。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产生的榜样力量或所发布命令的信仰为基础的。它建立在非凡人格、英雄气概、创业奇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来自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所谓魅力,即一个领袖人物的超越凡俗的品质,它可以是不同凡响的气质、人品、性格、学识、智慧和能力,也可以是凡人不能理解的神授魔力。具有魅力权威的领袖人物,必须拥有某种超人类甚至超自然的,也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超人权威的本质是“敬仰”。 魅力型权威的核心是个人崇拜,这种组织所依赖的往往是某种信仰,而不是强制性因素。所以,要维持个人崇拜组织的生存发展,领袖人物就必须不断地以某种新的方式来表现出他的魅力。这就像现在体育明星、演艺明星一样,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为“粉丝”提供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崇拜者的兴奋和激情,否则就会失去其受人崇拜的魅力。所以,这种权威是最不稳定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一般来讲,伴随着领袖的魅力的失去,这种个人崇拜组织就会转化为传统型组织或法理型组织。这种转化过程,即社会学中常说的“祛魅”。 3、法理型权威。它是以一种对正规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

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迪尔凯姆与马克思韦伯社会方法论的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在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两位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和自然一样有其运行的特殊规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试验和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和解释现象;并依据此,迪尔凯姆提出了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点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体系。韦伯则从社会唯名论的角度认为个体是社会的真实存在,社会只是个体集合在一起的“名称”。并依据此将“社会行动”作为其“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基点,韦伯社会学的任务便在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作因果性的说明。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事实社会行动 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 从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孔德最早提出“社会学”的概念也是将其划入哲学领域,进而对社会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并提出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后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迪尔凯姆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但它却与社会学古典理论奠基者之一的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完全不同,并因此分别开创社会学研究两大不同的方向领域。就它们的社会根源则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经验哲学正统流派的唯实论和非正统的唯名论。唯实论则与维名论的观点相反。这种以唯实论和维名论的思想来看社会便产生了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名论者认为社会只是单纯的名称,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并确认只有个人行为和细节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是一个有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外在于个人,并对个人具有强制性。这种哲学思想在对社会的看法上在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里则表现为分别以“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为逻辑基点和研究基点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思想体系。 迪尔凯姆继承了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并对社会学作了明确的定义,认为它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从而从研究对象上是它与其他的学科区分开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事实发生的主要原因,即从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事实,用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在这,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研究的基点,他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都是围绕起展开的。韦伯则是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尤其是康德和狄尔泰的思想——对社会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界定,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的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的这种社会学思想被称之为“理解社会学”,他的基点便是“社会行动”。正是因为这种“社会行动”是具有独特性和主观意向性,也只有人自己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采用实证主义的比较规范的自然方法来解释它,而唯有用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才能解释“社会行动”。基于此,

马克思韦伯的简要评价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思~韦伯

浅谈韦伯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 摘要:韦伯所构建的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不仅为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铺设了最重要的一段基石,而且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学的思想财富。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这种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为了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有效性,他提出了“价值中立”和“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在社会学界引起轰动,至今其学说为后人所敬仰。本文主要就其理解社会学及其方法论进行讨论。 关键词:理解社会学、价值中立、理念类型、 马克思·韦伯(1864-1920)是社会学学界公认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学说始终闪耀着魅惑而迷人的光芒,他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影响着哲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们。同时,韦伯也是个多产作家,其著作覆盖面非常的广泛,涉及各个学术领域。我在此主要讨论韦伯的理解的概念与其方法论理论。尽管他在这些方面的学说依然是备受争议,甚至为此形成的两大阵营,事实上,这种争论恰恰又推进了韦伯方法论向更好更完善的方向发展,韦伯的方法论,形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探讨一个理论。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环境下去理解,看韦伯是如何解释他的那个时代,而其现实意义,则是随着时代发展得到的验证与实用,与我们今日现实处境的相关性,亦或说是借鉴意义。我们称韦伯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因为他所研究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依然在研究的问题。韦伯的思想始终在“现实性”的背景之下长期被关注,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理解社会学 韦伯曾说:“社会学是一门与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有关,并因此与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联系说明有关的科学。”[1]这也就是说,在韦伯看来,社会学是一门理解社会行为的科学,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这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2],而理解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概念,面对社会事实,研究者

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思想比较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号:20084053021 专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社会的”事实 ,指的是它以社会整体为基础 ,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不仅不以个人的事实为基础 ,不以个人的事实为转移 ,而且具有个人事实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 2、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社会的行为”, 它是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以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考虑了他人的行为)为根据与取向的行为。 社会行为的社会性,与“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不同,它不是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产生于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之中。

【韦伯】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第一节马克斯?韦伯的生平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州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他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 青年时代的韦伯在他的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1882年,18岁的马克思?韦伯考入海德堡大学,在法学院注册,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他同时攻读历史、经济、哲学和神学,并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和辩论会。19岁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之后,韦伯在斯特拉斯堡服了一年兵役,先是普通士兵,后来晋升为军官。他为曾经担任过帝国军队的军官一直引以为荣。1884年进入柏林大学和格丁根大学继续深造。1886年通过高等学校法学考试。 1887-1888年多次参加在阿尔萨斯和东普鲁士举行的军事演习,成为由关心社会问题、具有种种不同倾向的大学生组织的“社会政治联盟”的成员。该组织是施穆勒于1872年创建的,受“社会主义者讲坛”领导。1889年在柏林获法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世纪商业企业史》。同年,开始学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登记为开业律师。 1890年再次参加法学考试。应“社会政治联盟”的要求开始调查东普鲁士农民的境况。1892年提出关于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的报告。1893年与玛丽安妮.施尼特格尔结婚。1891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发表。这篇论文以及他和莫姆森教授进行的答辩使他获得了教授资格,在柏林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从此,韦伯开始他的大学教授生涯。1894年担任弗里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发表论文《东德意志农业劳动者境况演变的趋势》。1895年去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开始在弗里堡大学授课。第一次讲授的内容是:《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1896年韦伯应聘去海德堡大学任教,接替克尼斯教授退休后留下的

浅谈对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解

浅谈对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解 ——以其宗教社会学思想为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社会学专业 曹象梅) 要】对于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作为社【摘 要 会学界的中心人物,他的思想及其著作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正如柯林斯所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伯。”[1]他系统的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本文以其宗教社会学思想为例,简单阐述出笔者对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理解。 】理解社会学,社会行为,宗教社会学 关键词】 【关键词 一、社会学方法论简述 (一)学术渊源 学术渊源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等。但由于受到其父母的不同影响,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求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另外,他还有一些志同道合,学有所成的好朋友,他的许多观点也深受他许多同仁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韦伯的思想及其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 首先,他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在他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他也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尤其是接受了典型的李凯尔特与齐美尔的问题:选择历史材料,并将之组织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它并非简单的反映事实,而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创造,并且认识主体须采用适当的认识工具及精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韦伯思想的第三个来源。在韦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都必须考虑马克思的成就。韦伯在对古代世界经济史的最初研究时,他既利用了马克思在个别问题上的假设,又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而且韦伯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但是他的解决路径与马克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关于社会过程的经济条件的假设具有重大的启发价值,如适加修改,可以成为对文化现实的某一方面的合理分析。[2] 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与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

2015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与韦伯 社会分层理论的比较 李海涛*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韦伯社会分层理论为社会层级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分析范式。它们在理论性质、分层标准和意义背景上都存在诸多不同,并且具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力和判断力。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在从动态方面解释大型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上具有优势,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解释静态的社会分层格局和个体地位方面显得更胜一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观韦伯社会分层理论比较政治学 人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在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人由于掌握资源的不同而居于不同的层级,对资源标准的确定以及对社会层级的划分向来是政治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就理论形态来说,在对社会分层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具有标识性意义,他们的基本范式和核心观点之间具有某些相似的成分,同时也存在许多重要的分歧,这些分歧造成了后来各种“阶级分析”和“社会分层研究”的分野。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说法,两位大师有关分层的理论构成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两个极点,“可以设想各种阶级理论是沿着一 *李海涛,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条连续线排列的。这一连线的两极完全可以视为由马克思和韦伯的经典理论分别占据”①。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观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如同商品这一概念包含人类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一样,阶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中也包含人类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首先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物质关系的体现,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从经济社会的深层本质来透视政治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研究的重要贡献。可以说,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建立联系的基本概念就是阶级。 1.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相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阶级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在原始状态下,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极为低下,没有剩余产品的人类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才能免于饥饿和死亡,而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也就没有阶级的存在。在那样的时代,总体利益的一致使得社会秩序单靠传统习惯的力量就能得以维系。所以摩尔根说,在原始社会“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精神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②。但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原始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基本秩序的维系所提供的条件,恰在于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利益诉求,而当出现独立的利益诉求时,这种维系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转折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当除了维持生存的需要外还有着剩余产品时,私有制和剥削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而也打破了原始的平等状态。不同的人占有物品的多寡不同,于是便出现了富贵者和贫穷者;不同的人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于是便出现了支配者和受支配者;不同的人因不同的地位而获得不同收益,于是便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就是阶级的分化。 从生产所推动的历史发展中找寻阶级产生的根源是马克思研究阶级的贡 ①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134页。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39页。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_韦伯与马克思

理论与现代化 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2011-09 Sep ,2011 2011年第5期NO.5,2011 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韦伯以“理性化”概念切入到现代性诊断与批判之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在文化—世界观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做出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马克思通过“异化”概念来揭示现代性悖论,将“异化劳动”阐释为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性一度”,指出了它有经济学和哲学两种话语。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学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 一 理性化是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总命题”,也是其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韦伯的理性化存在两种逻辑:一为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二为社会—制度的理性化。①理性化的吊诡(paradoxes of rationality )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中都体现出来并有所不同。第一种逻辑反映的是,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总体理性与片面理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相对化与主观化。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 从而毁灭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价值多元论由此产生。第二种逻辑指的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内部发生分裂,内涵出现变化。理性化内部充满了手段与目的、 工具与价值、权力与自治、奴役与解放之间的紧张,并且不断演化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与统治。其核心要点在于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支架”。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建立在理性化的两种逻辑之上,并表现为两个方面:理性化导致的价值冲突问题和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问题。“多神论”和“铁笼”这两大隐喻最为直接地体现出韦伯现代性批判思想。 韦伯把现代性特征定义为“祛魅”,即理性化。 “祛魅”意指的乃是尼采的命题:“上帝死了”。“上帝死了” ———就其要害而言———是现代与传统的决裂。这种决裂导致的后果乃是“多神论”。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对真理和价值标准,整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客观”意义和伦理价值之总体。现代世界是一个“上帝已死”的图像,传统确定性和“客观”意义丧失了合法性,导致了真理和价值的多元化。原始宗教时代是一个多元 作者简介:唐爱军(1984-),男,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邮编:200453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 唐爱军 摘要:本文把“现代性批判”界定为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韦伯以“理性化”切入到现代 性的揭示与诊断中,立足于理性化的两种逻辑展开现代性悖论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异化”来揭示现代性悖谬,将“异化劳动”领会为现代性困境的“本质性一度”,并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实现批判,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体现为一种“双重批判”。文章最后对两人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同与异进行了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韦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性化;异化劳动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11-07

马克思韦伯

马克思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

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人说,如果弗洛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

马克思韦伯的思想

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颠倒”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两个论点,一是首次论证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关键作用,该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典著作之原因当是主要在此;二是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点,该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韦伯于后者的论点在该书开首就鲜明表出:“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把因果关系颠倒了。”(28页,彭强、黄晓京译本,北京三联,2002年2月版)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规律”论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露出破绽,但是至少就韦伯讨论所涉及的层面而言,我认为其“颠倒”之论本身不无颠倒之疑。 韦伯的主要论据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他声称,“只需要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这个“事实”是—— 在美国资本主义初期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632年”就出现了,而那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以前就出现了”。(28页) 这里不妨肯定韦伯所提请注意的确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韦伯叙述这一事实所预设的前提,他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狭隘化地理解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从而实际上把唯物史观的因果关系观转而设定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韦伯的这一预设大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个相反例证以证明韦伯的例证至少并不“足够”。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写成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可谓最早反映资本主义个体精神的代表作,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多次谈论到该小说主人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其中一段这样分析鲁滨逊个体意识的形成原因: “这是对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2卷,87页) 马克思这里所谓“成熟的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社会的“成熟”过程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真正开始,而与之相适应的“个体意识”则早在前此两个世纪的“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如果按韦伯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尺度考究“先后”的话,那么鲁滨逊形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个体意识与十八世纪以后才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这里确实似乎呈现出时间上的“颠倒”。然而马克思同时指出,“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的鲁滨逊式的个体意识新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表现出“对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显然,如果我们把韦伯批评的“经济基础”理解为包括萌芽时期的“新兴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那么韦伯的“颠倒”之说就失去依据。 其实,韦伯所举例的早在1632年就在美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超脱“经济基础”而产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即1609年从欧洲进入美国的著名的“五月花”号船,该船满载的英国清教徒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开拓者。清教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既是鲁滨逊的故乡,也是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此外,被韦伯推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最早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据查,其父乔塞亚·富兰克林是于1682年携家进入美国),该年距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进入美国的1609年晚约一个世纪,距《鲁滨逊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他信奉新教教派之一的长老会教派)出生的1660年则晚约近半个世纪。据此,如果借鉴马克思对《鲁滨逊漂流记》中个体意识之产生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可以说富兰克林所代表并最初表述的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是出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阶段,却表现出对后来成熟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种“预感”,这种预感的现实来源显然与一个世纪以前就在欧洲英国出现的“新兴生产力”相关。 上面的分析表明,韦伯所谓“唯物史观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之说,是以他本人对唯物史观的颠倒理解为前提;换言之,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生产力”排斥在“经济基础”之外,从而得出资本主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杨文革 [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 [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 01-0156-03C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

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时认为,任何共同体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一种和平的一致性(共同的认可)。 对于这样做是否能够推进共同体的和平,他根本没有权利加以怀疑……因为统治者所依据的乃是对于君主和所有平民都有约束力的自然法,而他所谓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人们据以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种规则或者说尺度”[2](p·109)。 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的论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考察人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国家并服从法律时,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依据什么,政府才能施合法性的权威于社会之上?” 嗣后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3](p·9)他又认为:“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3](p·19)所以卢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3](p·11) 然后,卢梭详尽地阐释了一个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基本上构成了近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合法性问题大体上仍然是由这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定的。但是只要是探讨政治合法性,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杰出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二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的政治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不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巨大的启发性。就其政治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两部著作之中。仅以《经济与社会》为例,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该书在他生前只不过是一部手稿,并未正式出版。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姬娜·韦伯加以整理,并冠之以《经济与社会》予以出版。”[4]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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