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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农民革命的

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农民革命的

农民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力量。对农民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速向前推进的主要力量。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取决于对农民的动员。在革命与抗日共生的条件下,地主、农民与共产党处于复杂的策略互动关系之中。他们都随着不断变化的条件,利用时局提供的条件和限制,决定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农村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把握,中国共产党以最好的方式达到了最理想的目标。因此,在同样的权力真空和农民反日民族主义条件下,是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成功地把农民动员起来,不仅从事抗日活动,而且参与社会革命。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农民革命的呢?

(一)土地集中、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
土地分配不均、家庭贫困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是中国大陆学界最为传统的解释,也是传统革命史观的基本体现。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共革命领导人就对此作过阐述。中共革命领导人刘少奇,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作出解释。1947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国土地会议上报告指出: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只有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战胜蒋介石。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介石管区有三万万多人口,比我们多,但蒋介石那里农民没有翻身,在反对他,在他的脚下安了“磙子”。我们这里农民翻了身,我们脚跟站得更稳了。这样,就将使我们与蒋介石的力量对比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万万五千万人,群众自动参战,人力、财力、物力是无穷的。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战争,抵住了蒋介石,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搞。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力量是无穷的。(1)
新中国成立迄今,最具统治力的意见,依然是土地分配不均和土地改革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基本原因。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集中反映了这一观点。书中指出: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自身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

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是有弱点的,目光比较狭窄,行动比较散漫,因而有一个需要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展敌后抗战,发动和组织农民抗战,同时为了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同时也适当地保证佃权。经过减租减息,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争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2)
由上可见,中共革命的传统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民在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贫困的压迫下,具有天然的革命性,此即所谓社会经济结构决定论;另一方面,中共针对农民的这一状况实行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直接促动了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

(二)社会经济改革与农民革命
大多数学者承认,中共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农民支持中共革命的重要原因。所谓社会经济改革,既指土地改革,也涉及减租减息、减轻赋税等措施,还包括给农民必要的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这些学者的看法,既与中共传统解释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一致之处,但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解读视角又有所不同。
其实,早在革命年代,中共革命领袖以及国外记者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报告

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3)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是革命政党与那些因为赤贫而将土地、粮食和生存放在首位的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关键。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访问延安后也认为,农民支持中共的基础在于中共的社会经济政纲具有民主性,就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农民愿意与中共军队一起战斗,因为他们认定共产党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战。(4)
到1970年代以后,不少外国学者也倾向于社会经济改革的解释,不过其分析视角与中共传统解释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否认土地分配等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但又认为中共社会经济改革对动员农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在西方学者看来,属于“社会交换理论”,内含道德经济论和理性经济论两个方面,总之就是通过给农民最急迫的实在利益换取他们的广泛支持。中共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抗日爱国,而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改良,例如累进税给贫雇农和中农很多好处,这是中共得人心的基础。

(三)中共动员与农民革命
也许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繁重,还是土地改革和减轻赋税等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都可能对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起了一定的或重要的作用,或者至少是一个辅助性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学者强调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认为以上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接纳共产主义诉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极大成功,只是由于共产党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组织。或者也可以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的确定不移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共在这些地区的动员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指出:我们可以在史实、事件、事变、巧合等中间,发现结构结束与人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描述在既定社会经济结构下

人的选择范围。这种关于人的选择和行动的理论,或许要比在结构决定论或彻底的主观决定论基础上所引申出来的历史视野更为有利。邹氏将此称为“结构约束范围内的人的选择”,并进一步指出,中共革命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共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除非行动者认识到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对他的选择具有结构性的约束,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他将不可能取得胜利。(5)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经济基础有助于革命的发生,但如果不是中共进行主动选择和行动,也不可能成功。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发动农民并非约翰逊所说的民族主义那样自然而然和简单。在日本绥靖区,不存在什么农民民族主义。有时农民甚至将新四军当作土匪,有时将日本军队当作前来恢复秩序的力量表示欢迎。应该说,中共推行的社会经济纲领、再分配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对发动农民抗战发挥了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农村运动,主要取决于对农民的操纵和对地主的镇压。他从“斗争”以及对斗争操纵的角度,来解释中共农民运动的成败。中共不仅与作为革命对象的地主之间有矛盾,而且与所依靠的主要革命力量——农民之间,在利益权衡、目标设立、行为规范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中共一方面以无情的打击方式控制地主,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斗争大会等形式,操纵农民的情绪,使本来与地主并无仇恨的农民,敢于抛弃传统伦理规范的约束,参与到斗争地主之中。(6)


(1)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395页。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9、170、240—242页。
(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24—125页。
(4)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8页。
(5)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122、124、145页。
(6)Yo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Berkel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99, 513—514;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页;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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