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

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刘振华

2005-06-02 14:56:12 阅读

1152 次 刊《学海》2004年第5期，象牙塔网络编辑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胡戟) ? 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缪元朗、景蜀慧) ? 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王双怀) ?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刘后滨、张耐冬) ?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何兹全) ?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任道斌) ? 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沈颂金)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宋晓梅) ? 相依为命的追忆 (韩昇) ?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何兹全) ?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 走近唐长孺 (胡宝国) ?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缪钺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在家庭熏陶下,他中学毕业前便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诸种学科的知识,读过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学会古文、诗词写作。18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冬,辍学肄业,之后便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治学早年以先秦诸子为重点,上世纪40年代即发表《论荀学》、《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等论文,与钱穆先生讨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问题。后转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杜牧年谱》、《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等,并带领和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青年教师,选注《三国志》、《魏书》,编纂《北朝会要》。缪钺先生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

载,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恒公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当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时,他甚至想居九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九夷”经过教化是可以提高的。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出这两种主张。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康氏注解很能体会孔子意图,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不能仅看血统。

自从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后,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而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寨,亦渐慕诸夏之风,各族上层分子大多是读书能文者。北方经魏、齐、周三朝,始终为鲜卑人所统治。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2]一文中,详细考察鲜卑语在北朝流行运用之情形,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论证了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看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禁胡服、改用汉服,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为汉名,改定郊祀宗庙礼、废鲜卑旧俗、改用汉礼,改定官制律令、仿效魏晋,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迁洛者即为洛阳人,死后不得返葬平城[3]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孝文帝迁洛以后,汉化益深,声明文物,媲美魏晋,与留居塞上之鲜卑,文野相去甚远。孝明帝时六镇起兵,这是塞上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的明确表示。高欢、宇文泰皆凭借六镇武力取得政权,东西分据,其后变为北齐、北周。自魏分东西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皆鲜卑得势,于是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不可避免。宇文泰据关陇一隅之地,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欢抗衡,而宇文泰假托周礼,创建制度,以调和汉人与鲜卑,因而力量集中,国势日益强盛,至周武帝时,遂灭北齐。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义阐发精详。反观高欢,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泰,然他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因而在东魏北齐40余年(534-577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导致力量分散。北齐最终为北周所灭,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4]一文中对此详加阐释,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论证民族关系融洽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陈、缪二先生对北朝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研治中国中古思想史,魏晋玄学是极其重要的一页。“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黄留珠)

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辛德勇)

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5]缪钺先生认为,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魏晋间、西晋、东晋。他对魏晋两百年之政治,受清谈影响,实际情形如何;清谈名士,因才性不同,环境各异,其对政治之态度如何;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实现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亦热心政治,思建事功。清谈研精名理,贵乎有识,而建树事功,即识之所表见,识为本,功名为末。清谈家才智纵横,勇于建树,有识而能建功业,乃本末一贯,自然之理。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间清谈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缪钺先生则“补说一义,即竹林名士对于政治之态度,乃由正始风气变为西晋风气之枢纽也。”[6]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点,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7]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

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8]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

缪钺先生综括以上得出结论:“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9]“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降,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此则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三

缪钺先生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治史应当注重理解古典文学发展情况与优秀传统,细心体味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精湛艺术和其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令人回味无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以诗、赋最为杰出。缪钺先生的《曹植与五言诗体》和《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两篇论文,纵论魏晋六朝五言诗之发展线索,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梳理并揭示文学发展规律,对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曹植与五言诗体》中,缪钺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抒情诗体变化甚多,有四言,有《楚辞》,有赋,有乐府歌辞,有五言、七言,有词,有曲。最古之诗体为四言与《楚辞》,西周初至春秋用四言体,《楚辞》兴于战国。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以降,作者不多,佳作也少。《楚辞》变为汉赋,由抒情而趋重体物,貌同心异。魏晋以来,抒情复昌,至庾信《哀江南赋》而止,唐以后赋体亦微。五、七言均出于汉代,而七言至唐始大盛,惟五言诗,从建安开始成为文学主要体裁。

五言诗是东汉时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五言体对于抒情言志,较四言诗及辞赋均便利。中

国字为单音,诗体句调,宜于整齐。周诗多四言,句调简短,变化不多,易于凝重而难于动宕,故至汉代,箴铭颂赞等典重之作,多用四言,而鲜有用于抒情者。四言既不适于抒情,于是从民谣短歌中自然产生出一种五言体。五言较四言虽仅多一字,然因其为奇数,句法轻灵而富于变化,胜于四言。东汉文人,虽不乏作五言诗者,然成绩并不佳,此体当时尚未被重视。东汉五言诗之传世者,除班固、张衡诸人之作外,皆无作者主名,后人称《古诗》,《文选》采录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为文人抒情之作,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但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

从两汉至魏晋,政治、文学、学术思想皆有蜕变之势,曹植则为此转变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东汉儒家思想盛行,魏晋以降,则谈老庄,讲佛学。汉人盛倡孝义,所谓“以孝治天下”,而曹植《仁孝论》则谓“孝者施近,仁者及远”,以为仁重于孝,此与汉人思想已不尽同,然其诗中内容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情感。“总之,曹植思想,仍本儒家,不信方士之术,亦无玄释之思,其诗多咏人伦,喜言游仙,大抵不出《诗》、《骚》之域。故曹植虽有奠定五言诗体之功,而增扩新内容,则有待于阮籍、陶潜、谢灵运诸人矣。”[10]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五言诗发展成为文学主流。锺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中,缪钺先生认为,魏晋以来玄学大兴,渡江以后佛理尤盛。如何融合这两种新思想于盛行之新五言诗体中,为时人之理想。西晋时,向秀、郭象精于玄义,而不工吟咏;潘岳、陆机辞采绮艳,而名理无闻。东晋孙绰、许询虽研精玄释,而苦乏诗才,所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1],惟郭璞文藻秀出,其《游仙》诗能合道家之言。东晋僧人支遁、慧远,皆能以佛理入诗,不乏风韵,可惜篇什不多,未能大畅宗风。

至谢灵运出,此理想始实现。灵运敬事慧远,曾作《辨宗论》,由竺道生顿悟之旨,又注《金刚般若》;他自注《山居赋》,谓《老》、《庄》“二书最有理”,因而既深于佛学又崇尚玄义。谢灵运天才本高,又用力诗篇,他之所以名重一时,为南朝之标准诗人,在于他能兼三者,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在缪钺先生看来,刘勰所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在谢氏诗中,庄、老非但未告退,而是以庄、老入诗至方获此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12]。这是谢氏五言诗精深华妙之处。

江南旧有吴歌。东晋以来,其声渐盛,士大夫多好之,遂有效其体者,如王献之作《桃叶歌》,孙绰作《碧玉歌》。尤其鲍照独喜吴歌,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等,皆有轻灵婉妙之韵味。至齐永明末,沈约、谢眺、王融以四声制韵,入五言诗中,世称“永明体”。梁、陈之际,五言诗之发展,有两种趋势:一则承鲍照之风,仿效吴歌,一则承谢眺之风,重声律,工对偶,篇幅简短,开唐代律诗绝句之先河。

缪钺先生得出结论说:“综观此三百年之诗,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眺用声律,均能吸收新成分,故免于陈腐,开创风气”?[13],从而揭示了创新是文学发展之路这一规律性的东西。ˆ

魏晋

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刘振华 2005-06-02 14:56:12 阅读 1152 次 刊《学海》2004年第5期，象牙塔网络编辑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胡戟) ? 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缪元朗、景蜀慧) ? 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王双怀) ?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刘后滨、张耐冬) ?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何兹全) ?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任道斌) ? 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沈颂金)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宋晓梅) ? 相依为命的追忆 (韩昇) ?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何兹全) ?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 走近唐长孺 (胡宝国) ?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缪钺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在家庭熏陶下,他中学毕业前便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诸种学科的知识,读过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学会古文、诗词写作。18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冬,辍学肄业,之后便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治学早年以先秦诸子为重点,上世纪40年代即发表《论荀学》、《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等论文,与钱穆先生讨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问题。后转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杜牧年谱》、《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等,并带领和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青年教师,选注《三国志》、《魏书》,编纂《北朝会要》。缪钺先生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

魏晋人的生死观

魏晋人的生死观 面对死亡的奥秘，人们忧惧的同时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迷茫无助会产生各种神秘观念和表现方式，显现出不同文化或某一时代的精神世界。生死观的演变，是社会演变的体现，在思想史上十分重要。 一、魏晋人如何面对死亡 魏晋历史充斥着死亡的因素，但魏晋人对生的珍视、对死的超脱、对信仰的坚守、对痴情的崇尚，足以让魏晋永远散发着最独特的味道。上承忠烈沉江的屈原、悲愤自杀的伍子胥、自刎乌江的项羽；下启文天祥、陆秀夫、岳飞乃至王国维。如何面对死亡是魏晋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魏晋人虽然也有潘岳、向秀等人，向政治屈服，现实妥协。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对道义的坚守，九死而不悔。 二、魏晋死亡观的思想分析 为什么众多的魏晋风流人物和故事集中出现在魏晋时代呢？为什么魏晋人面对死亡如此的超脱旷达至情至性？我觉得之所以能酝酿出魏晋人旷达至情的生死观，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思想的解放和对自身的反思。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忠孝节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随着三国鼎立，天下大乱，繁琐的经学已经无大效于天下平定，反而崇尚智谋之士，曹操甚至直重人才，小节勿论。就像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所言“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纷纷出现。”第二，党人的流风余韵。东汉末年，在党锢之祸之中，李膺、张俭等名士被杀害，数百人被牵连至死。这红色的血液孕育了一系列品德高尚、心系天下安危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高尚之士。这种不以生死为重、唯以节义为高的精神启发着魏晋人对生死与宇宙深情的反思与探索。第三，缘情尚悲的时代文学风尚。东汉末年的时候，抒情诗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等文学的发展，文学自身的特征抒情化、非功利、审美化逐渐显露出来。魏晋时代，无论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还是结藻清英的西晋文学，都比较重视人内心世界的揭露与描写，文人僵化的内心世界逐渐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大量哀伤文字的出现表现对生命伤逝的悼念。 三、佛教对魏晋生死观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更对当时的生死观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教的生死观念最重要的是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但是灵魂不死，而且还可以再生人世，具体体现就是因果报应和轮回观念。佛教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个体在获得解脱前都要依十二因缘和三世构成“三世二重因果”规律，在“三世”和“六道”中生死轮回，永无终期。“三世”即为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六道又名六趣，指众生依据生前善恶行为，即“业”。也就是一切身心活动而有六种轮回转生趋向，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佛教认为的最高境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五部分魏晋南北朝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系统分为文言小说（成熟形态是唐传奇）和白话小说（成熟形态是宋元话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有文言小说，此时小说可以统称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上流社会的奇异故事、人物逸闻轶事或者其只言片语。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作者的创作意图仅仅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缺少艺术的虚构，还不是成熟的小说形态。 一、小说的起源与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最初指琐屑的言说，无关政教的小道理。 东汉班固据《七略》撰《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是小说家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七略） 1、神话传说。（尽管记载十分简略，但从中可以看到故事情节和 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因素）神话传说一部分被采入正史，逐渐凝固； 一部分不断发展丰富并且被记录下来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 ——《穆天子传》《燕丹子》 2、寓言故事。（不少人物性格鲜明，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小说源头 ——《庄子》《韩非子》 3、史传。（写人叙事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经验） ——《战国策》《三国志》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15家小说，均已亡佚。 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托名东方朔之《神异论》托名班固之《汉武帝故事》 二、志怪与志人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记载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可否认的是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很大关系。 1、地理博物。——张华《博物志》 2、鬼神怪异。——干宝《搜神记》曹丕《列异传》分类 3、佛法灵异。——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

现代社会的安全哲学观念

管理制度参考范本现代社会的安全哲学观念a I时'间H 卜/ / 1 / 4

观念，简称观，它是一种认识的表现，是思想的基础，行为的准 则。它是方法和策略的基础，是活动艺术和技巧的灵魂。进行现代的安全活动，需要有正确的安全观指导，只有对人类的安全态度和观念有着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并具备了高明的安全行动艺术和技巧，人类的安全活动才算走入了文明时代。那么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观念文化呢? 1．安全第一的哲学观 安全第一是一个相对、辩证的概念，它是在人类活动的方式上（或生产技术的层次上）相对于其他方式或手段而言的，并是在与之发生矛盾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安全第一的原则通过如下方式体现：在思想认识上安全高于其他工作；在组织机构上安全权威大于其他组织或部门；在资金安排上，安全强度的重视程度重于其他工作所需的资金；在知识更新上，安全知识（规章）学习先于其他知识培训和学习；在检查考评上，安全的检查评比严于其他考核工作；当安全与生产、经济、效 益发生矛盾时，安全优先。安全既是企业的目标，又是各项工作（技术、 效益、生产等）的基础。建立起辩证的安全第一哲学观，就能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才能做好企业的安全工作。 2．重视生命的情感观 安全维系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是人生之本； 反之，事故对人类安全的毁灭，则意味着生存、康乐、幸福、美好的毁灭。由此，充分认识人的生命与健康的价值，强化善待生命，珍惜健康之理，是我们社会每一个人应该建立的情感观。不同的人应有不 同层次的情感体现，员工或一般公民的安全情感主要是通过爱人、爱己、有德、无违。而对于管理者和组织领导，则应表现为：用热情的 宣传教育激励职工；用衷情的服务支持安全技术人员； 用深情的关怀保护和温暖职工；用柔情的举措规范职工安全行为；

魏晋人物的事迹

关于魏晋人物的事迹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一日突然对司马昭说道：“余早年曾游历东平，颇喜其人情风土。” 司马昭一听，立马任其为东平太守。阮籍走马上任，先查看了府宅官衙，当即下令，拆除府邸内重重叠叠的墙壁。使原本在各自房内办公的官员，一下子处在可相互监视、内外沟通，而阮籍又能一览无余的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不敢再有小动作、不敢再有懈怠，生怕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东平的办公效率得到了显着提高。 随后他又精简法令、督促生产，鼓励农耕。等到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办完，就又骑着毛驴逍遥自在去了。屈指一算，其在东平为官不过短短十余天，就留下了一个官衙畅达，政通人和的清平世界。而这对于阮籍不过玩玩而已。让那些挖空心思、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不堪。 难怪李白有诗曰：“ 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不久阮籍又提出要去北军步兵营担任校尉，到任后却整天泡在兵营的酒窖里，喝的烂醉。原来阮籍一生好酒，肯担当校尉，只因北军步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 阮籍以青白眼看人,如若世俗凡胎就以青眼视之. 还有谢灵运的狂妄：天下才一石，子建居八斗，我占一斗，古今名士自争一斗。 玄学家嵇康铸铁深山，而不理会权贵钟会的拜访，后被钟会诬陷，断头台上，一曲《广陵散》终成绝响。三千太学生跪地为其请命。 魏晋人物闲谈 魏晋人物晚唐诗。 说起魏晋人，人们自然想起“邺下放歌”“竹林酣畅”“兰亭流觞”“南山采菊”之类的风流故事。不错，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人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有狂放不羁的个性，有对清虚寂寥的“无何有之乡”的向往。然而，魏晋仍然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若细读《三国志》《晋书》和魏晋作家的诗文,便不难发现“魏晋风流”的背后深藏着太多的悲苦。? 一 两百多年的魏晋史，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字应该是“杀”，惨烈的屠戮，不仅发生在敌对双方。也发生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 乱世多祸。生命无常。身处乱世的门阀士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进残酷的政治杀夺、常常是正当盛年便死于非命。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皆被夷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改元嘉平。此后，司马氏为进一步巩

钟繇《昨疏还示帖》欣赏

钟繇《昨疏还示帖》欣赏 中国最专业的书画艺术品收藏学习、交流、交易平台，满足普通大众“亲近艺术、感悟生活”的文化空间！集书画交流、研讨、鉴赏、养生、文论于一体，旨在弘扬我国优秀传统书画艺术，宣传高端书画人才，打造优质的书画艺术交流平台。释文繇白：昨疏还示，知忧虞[1]复深，遂积疾苦，何乃尔耶？盖张乐[2]于洞庭之野，鸟值而高翔，鱼闻而深潜，岂丝磬之响、云英之奏[3]非耶？此所爱有殊，所乐乃异。君能审已而恕物[4]，则常无所结滞矣。钟繇白。局部注释[1] 忧虞，忧虑。虞，忧虑，忧患。[2] 张乐，置乐，奏乐。鸟值而高翔，鱼闻而深潜，此段文意见《庄子·至乐》：“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3] 云英，古指甘露。曹植《承露盘铭》：“下潜醴泉，上受云英。”此“云英”指云气的精华，即指甘露。云英之奏，形容如甘露般醉人的音乐。 [4] 审已而恕物，认真审视自身，以宽宏的态度对待外物。【译文】钟繇敬告：昨日的回信已经收到，知道你的忧虑仍然很深，这才郁积成病，你何苦如此呢？就如在洞庭湖边演奏音乐，鸟听到了便高飞而去，鱼听到了便沉潜而下，这难道是丝竹钟磬之音、甘露琼浆之乐不好吗？这是因为喜爱有所不同，因此快乐也就不同。你如果能审视自身，宽以待物，心

中就无所抑郁了。钟繇告白。俞丰临帖【品读】本帖是钟繇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信中劝勉友人要认识自身，宽以待物，不要以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这样才能消除忧虑。此帖文字不但优美，而且富有哲理，堪称一篇美文，笔者曾见有的魏晋文选中就选用了这篇小文，可见好文章是无法被埋没的。用佛家的观念来说，人的贪嗔痴都是因欲望而起的，心所求而不得，欲外物顺我而不能，则焦虑生矣。所以摆脱烦恼的关键是“审已而恕物”，就是要以宽宏的态度对待外物，无可无不可，则“常无所结滞矣”。对鱼鸟奏雅乐，纵然音乐再美，也是文不对题，此之所好正是彼之所厌，最终只能鸟飞而鱼潜。他告诫我们不要总以一己的观念来衡量外物，只有适应外物，顺应自然，才是解脱忧虑之道。读到这样的文章，面对这件法书时自然心中有了一分底气。不消多言，若能以一种轻松、谦和、舒展、自然的心态来临习，则必能得此帖之神。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一览表

《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作业》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一览表 文学时期代表人 物 代表作品特点 建安文学三曹： 曹操、 曹丕、 曹植； 七子： 孔融、 陈琳、 王桀、 徐干、 阮瑀、 刘桢、 应玚 蔡琰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 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 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 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 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 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 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 "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 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 "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 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 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 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 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 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 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 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 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 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 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 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 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 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 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 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 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 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 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 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 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 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 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 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 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 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 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 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 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 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 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 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 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

营销的新哲学—定位理论背后的哲学观念

营销的新哲学—定位理论背后的哲学观念 大竞争时代，营销完全以不同于传统的面目出现，有着自己的新哲学。这种哲学在定位理论中随处可见。现综合分述之。 新哲学之一：感知赛过事实 传统营销者追求事实，他们通过调查事实、研发事实、生产事实、传播事实、交换事实来开发顾客、打败对手。 这些事实体现在产品质量、先进技术、顾客需求方面。他们相信更高质量、更好技术、更好需求洞察能够帮助他们赢得商战胜利。 营销的新哲学则告诉我们，商业中没有事实，只有感知，事实只不过是一种感知而已。 事实固然重要，但商业实战中只有感知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事实要通过感知来认识、解读，你无法绕开这个环节。 新哲学强调感知赛过事实，并不是说事实不重要。事实从两个方面影响着感知：短期 看，事实给感知改进、进化自己符合事实的时间；长期看，如果感知不符合事实，事实将会站在既有感知的反面，给到新品牌新感知推翻老品牌老感知的机会。 新哲学之二：部分大于整体 整体大于部分，这是人所皆知的真理。传统企业追求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性能、更复杂的概念，迷信大而全，其思想本质上即源于此。 但在大竞争时代，这个不适用。事实是恰好相反，部分大于整体。 商业是一场关于感知的战争。能否取胜，关键在被顾客感知而在顾客头脑中立足。 大脑喜欢简单讨厌复杂，整体的东西因其包含太多内容太多概念太过复杂，不能充分 被顾客感知和进入大脑，必然输予部分的东西，部分的东西更简单、概念更单一，更易于被顾客感知而进入大脑心智。 传播学中的多便是少、少便是多的道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新哲学之三：第一强于更好 传统营销者相信，更好的产品才能胜出。 营销的新哲学则告诉我们，第一强于更好。 更好是一个不可靠的概念，你认为的更好在顾客心目中不一定是更好。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大学语文论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的狂狷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唯一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志人小说集，作者通过对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言语、行动等的描写，将魏晋时期文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鲁迅先生曾用“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1]这句话来形容本书描写人物的独到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而其中最为吸引人、在文学史上最为标新立异的莫过于魏晋文人那种潇洒豪放、狂妄放达的行为，这也是“魏晋风流”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狂狷 一、狂狷的表现 “放诞”与“简傲”等作为魏晋时期流行在士人中间的一种社会风气，有很多表现形式，主要方式有嗜酒、裸体、不拘礼节、蔑视权威等等。在《世说新语》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1.嗜酒 酒在魏晋文人的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世说·仁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仁诞》），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仁诞》）可见饮酒对于魏晋文人来说已经是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也是因为酒，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令我们现代人看来十分匪夷所思的事情。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

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仁诞》） 刘伶对酒的渴求已经超过了对自己健康的关注，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他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如此嗜酒者，实属罕见；蔑视权威、视金钱权利如浮云的阮籍竟然为了酒而屈就自己，求做步兵校尉的官职，可见魏晋人对于酒的感情也超过了对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的追求。 2.裸体 鲁迅先生曾指出，魏晋士人风行穿宽衣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3]或许魏晋文人中间有裸体的风潮也是因为他们服药的缘故，毕竟穿的衣服再宽松舒适也难免会磨破皮肤，倒不如干脆不穿更为自在。不管原因为何，裸体都实在是魏晋文人放达狂狷的一种表现。 在这些用裸体表现狂放的士人中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刘伶了：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仁诞》） 刘伶违反了处世的规范，被别人讥笑，他自己却振振有词地说出了这么一番气壮河山、狂放大度的理由，如此理直气壮，倒显得嘲笑他的人拘泥迂腐了。3.不拘礼节 说到不拘礼节，魏晋时期的文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间可谓首屈一指，在这一时期，他们不顾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之大防已经是小儿科了。例如，阮籍嫂

中国历代文论选读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题 1．知人论世：孟子提出的文艺观点。所谓知人是指了解说话人或作家；论世是指了解说话人或者作者的生平经历。该观点强调的是在接受文学作品之时必须全面了解作者生活的经历、时代背景，从而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 2．精诚由中：汉代王充提出的观点。“中”指内心，“精诚”指真实的感情。这是王充要求作家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 3．不平则鸣：唐代韩愈提出的观点。这一观点说明作家之所以表达内心情感，是由于受到包括社会不公正的待遇等一系列因素引发的。它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并影响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 4．兴趣说：宋代严羽提出的观点。所谓兴趣，就是钟嵘提出的“滋味”、司空图提出的“韵味”，指诗歌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特征。兴趣的由来与“妙悟”和“别材别趣”分不开。 5．性灵说：清代袁枚提出的文艺观点。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 二、判断分析题 1．钟嵘提倡“直寻说”，因此他完全反对在诗歌中用典。（×） 答：该说法错误。主要理由是： 第一，钟嵘以滋味说为核心，系统提出了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为了使诗歌具有滋味，就应该直接表达作者的亲身感受，因此，他提倡直寻； 第二，钟嵘提倡直寻说，但并完全反对用典，而是反对过分讲求用典。因为，用典也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段之一。 2．白居易的“六义”说和《毛诗大序》中的“六义”说意思完全一样。（×） 答：该说法错误。主要理由是： 第一，《毛诗大序》中的“六义”说是对《诗经》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的归纳和分类，包括风雅颂赋比兴六个方面，其中，风雅颂是内容上的分类，赋比兴是创作手法； 第二，白居易的“六义”说主要指比兴，同时主要是强调诗歌的寄托和讽喻，即强调诗歌描写社会内容，发挥政治的功能。所以二者所谈的意思不完全一致。 3．元好问论诗提倡刚健之风，讽刺秦观诗是女郎诗，这完全正确。（×） 答：该说法错误。主要理由是： 第一，元好问作为北方少数民族诗人和理论家，其民族和地域的审美要求有别于南方，因此，他论述诗歌，特别提倡刚健之风，由此他批评秦观的诗歌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 第二，作为诗歌风格的两种基本类型，阳刚和阴柔都是美的，不能厚此薄彼，因此，元好问的批评不完全合理和正确。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第一节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1.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联系在一起的。 2.（）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3.文学自觉最终还是表现在对（）的自觉追求上。 4.论述文学自觉的标志。 第二节动乱中文人的命运与文人的风尚 1.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 2.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形成的共同主题有（）、（）、（）。 3.钟嵘《诗品》中提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 4.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5.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中生死主题中提到对人生的态度有哪几种？ 第三节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1.（）阻碍了寒士的仕进之路，（）和（）的对立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2.（）的大量出现与（）有直接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权利一起世代相传。 3.重视门第的风气在文学作品还表现在对（）和（）的强调。 4.门阀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四节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1.魏晋南北朝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离乱形态就是（）。 2.从（）到（）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3.真和自然有相通之处，他们不仅属于（）的范畴，有属于（）的范畴。 4.玄学的几个重要论题：（）、（）、（）、()和名理之辩。 5.什么是魏晋风流？ 第五节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1.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其影响波及的（）和（）极其广泛，其中阶 层是指（）。 2.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造成一种新的（）和（）。 3.杨衒之所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作品。 4.论述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第六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1.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开始的。 2.在文学史上，正史文学的重要代表是（）和（）。 3.西晋末年，在士族清淡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 4.（）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的人物。

典型哲学观点分类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1、水是万物的本源（“始基”）。（泰勒斯） 2、万物的本原是“火”。“火生气，气生水，水生土，土又还原成火”。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赫拉克利特） 3、中国古代“五行”学说。 4、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范缜） 5、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 6、“气者，理之依也。”“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王夫之） 7、印度古代的“四大”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水、风、地、火构成的。 8、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 9、子不语怪、力、乱、神。 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1、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约翰·道尔顿） 2、“物质是按一定次序结合的，不可分、不可灭的原子的总和。”（伽迪森） 3、自然界由数目无穷、性质不同的异质元素构成。（狄德罗） 4、万物的基础是原始物质，是基本元素。（培根） 三、主观唯心主义 1、“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即是天。”（王守仁） 2、“存在即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贝克莱） 3、非风动，非帆动，仁者心动。（慧能） 4、“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5、“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心外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6、眼开则花明，眼闭则花寂。 7、掩耳盗铃、画饼充饥、望梅止渴、郑人买履、削足适履、疑罪从有 8、喜鹊报喜，乌鸦报丧 9、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10、“自我”是自身的原因和世界的本源。 11、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康德） 12、万物皆备于我心。（孟子） 13、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陆九渊） 14、我思故我在。（笛卡） 15、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 四、客观唯心主义 1、“绝对精神”产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黑格尔） 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3、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4、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5、中外“神创论” 6、“理生万物。”“理主动静。”“未有此气，也有此理。”“理在气先。”“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由此天地。”（朱熹） 7、世界是“理念”的影子。（柏拉图） 8、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魏晋玄学』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於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甲,『魏晋玄学代表人物』 「魏末西晋时期」 一,「正始时期」 代表人物:「何晏」 重要著作:《道德论》,《论语集解》 核心思想: 1,本末有无:「贵无论」 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是无名无誉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著. 「无」具有主宰天地万物的作用,是阴阳万物赖以化生成形的始基. 2,自然名教:「名教本於自然」 名教的衰败是由於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崇仁义,愈致斯伪.故必须抓住根本来维护纲常名教,这个根本就是「无」,「无名」或「道」. 3,圣人有情无情:圣人「无情而有性」 圣人「无喜怒哀乐」,其因在於圣人无情而有性. 「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 重要成就与影响: 正始时期清谈的领袖人物,是魏晋以下玄学风气的开创者. 是贵无论的首倡者,突破了两汉以来宇宙本原论的框架. 代表人物:「王弼」 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找寻世界统一性的原理.其主要范畴是讨论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即本体论世界观的范畴.(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属於运动观的范畴.(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属於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围.(四)性与情的关系问题,属於人性论的问题.(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玄理哲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 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

魏晋文人生死观 孟骞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触及到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希冀建功立业。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

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着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这种苦闷和感慨，正是英雄人物的苦闷和感慨，是烈士的一种悲心。再如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拥有三千年寿数的神龟、能够乘云驾雾的腾蛇，生命终结之时也会和蝼蚁一般，化做土灰，更何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面对这有限的人生我们该有何作为？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可违背“天命”，也就是自然规律，但也不能听凭“天命”，丧失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活着就要有“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死观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并使我们的国民精神多了几分不可摧折的乐观。 二、寄情山水，任真自得。代表人物：陶渊明。 生在魏晋，是陶渊明的不幸。当时，外有异族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

古代文论名词解释 “诗言志”说： 出自《尚书》中的《尧典》，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情感等。“诗言志”说是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资料，价值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说明古人对诗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其二，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诗的感染、教育作用。 “兴观群怨”说： 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的作用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以意逆志”说： 出自孟子的《孟子·万章上》，“意”指读者之意，既不断章取义，也不牵强附会。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以意逆志”说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这种方法解说《诗》，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实在客观的批评原则。 “文气”说： 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气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所谓“文气”既是描写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创作主体即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风格各异。“文气”说强调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先天性、稳定性和个性差异，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家论”的美学涵义，开启了以“气”论作家作品的理论传统。 “风骨”说： 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提出“文章道蔽，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陈子昂的“风骨”说理论为后人继承，成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 妙悟”说： 出自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唯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主要强调学诗主要不是靠“学力”，而是靠“妙悟”，把“悟”作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方法。。“妙悟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艺术思维与知识积累、理性思维的差别说得非常透彻。从文学思维的角度看，“妙悟”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直觉或一种直觉的心理机制。 “穷而后工”说：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明确提出的，指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鸣则平”一脉相承，不同的是，欧阳修更加强调外界坏境对诗人的感发作用，注重内心情感抒发的浓郁、浑融，反对诗人因为处境困窘过分宣泄怨愤之气。 境界说: 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境界”乃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这主要是侧重于作者的感受、作品的表现的角度上来强调表达“真感情、真景物”的。境界说有以下理论意义：第一，它使众说纷纭的“意境”探讨植根于“本”的求索上而不是着重于“末”的玩味上；第二，它对“意境”之“本”──“情”和“景”作了新的明确界定；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下迄隋朝建立（公元589年），前后约近四百年。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风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桀、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

风貌。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 二、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两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力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