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内的城市_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收稿日期]20082092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九年第二期

城墙内的城市?

———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鲁西奇　马　剑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历有变化,州县治所城垣之实际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城墙内的城市";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

[关键词]治所城市;城墙;城下街区

[中图分类号]K2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22x (2009)022*******

一、问题之提出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章生道说:“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①

陈正祥也说:“城(walled t own or walled city )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很突出的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②

因此,在众多研究者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被描述为四周

用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环绕着(一些城市还筑有二至三道城墙),城墙的四方开着三、四至七、八个城门(较少的城有少于三个或多于八个乃至多达十二个城门),城墙外通常有护城河(并不一定环绕城墙,往往借助自然河流作为城壕,靠山的部分或多未掘壕)。城郭的形状通常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呈圆形;城的规模(通常用城墙的周长来衡量)虽然因城的行政等级而异,但一般较大,“城内土地

面积到达一两方公里是很平常的事”,“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城内不仅包括各种官

署衙门、民居、店铺,还有大片的空地(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城内的格局则受到其行政职能与城门数量的制约:官署衙门等公共权力建筑物一般位于城的中北部,谯楼则常位于正中央;城门的数量与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布局③

。

无庸置疑,上述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地观察与研究基础之上的,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1)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几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公署廨舍、坛庙、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这是我们认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然而,出于对权力机构的重视以及这些权力与信仰设施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城池、公署等权力设施的地位、作用乃至其空间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种明清地方志所附地图中城池在舆地图上以及官廨衙署在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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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所占据的完全不成比例的空间位置,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④

。这种文字记载与古地图对城池的强调与夸大强化了中国古代城市“为城墙所环绕”的特征及其作为军政中心的政治控制功能,相应地,也就引导人们忽视了某些细节,比如城墙外街区的存在以及城市的其商业经济功能。(2)早期来华传教士及其它西方人士有关中国城市的记述,这是西方学者认识并描述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依据。这些主要出自目击者的记述,感性色彩随处可见:当这些西方人来到一座繁荣富庶的城市里,显然更易于被宏伟壮丽的城垣及宽敞高大的廨舍所吸引,而对欧洲城市中同样具有的熙熙攘攘的市场和拥挤的居民区则较为忽视⑤

。无需引述马可?波罗那些颇有争议的夸张性描写,即使是最为直接可靠的西方目击者留下的记录,对城垣、道路及廨舍的描述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地位。这与中国传统文献中对城池、官署的重视相互印证,为中国古代城市主要表现为“城墙内的城市”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还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一些总概性的描述和典型城市的个案研究,前者以观察资料为基础,后者则主要集中在一些历史上的重要城市(特别是都城)的研究上。事实上,虽然中国城市史与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一直较受学术界关注,但有关地方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的薄弱也是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感性阶段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乃是“城墙内的城市”这一论点,并未得到切实而全面的实证性证明,而只是以一些直观认识与典型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其中还存在若干疑点:(1)在中国古代,具体地说,从秦汉以迄于清代,大部分治所城市由城墙所围绕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即是否在大部分时段里,大部分治所城市均筑有城垣,而且这些城垣确实在发挥作用?(2)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是否占据全部治所城市的大多数?(3)古代治所城市的街区与居民是否全部或大部分均包括在城墙所围绕的范围内,换言之,是否全部或大部分城区均由城墙所包围?

显然,要切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最可靠的途径乃是进行更多的、细致的个案研究,通过大量个案研究的积累,逐步形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总体性认识。斯波义信曾经指出:“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方面,通常总是以长安、洛阳或北京之类的模式,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的城市,而且满足于这种研究的思想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很难作出,诸如一般的和正规的城市论、城市形态论或城市生态论之类的研究。”他认为,只有通过对诸多个别城市的研究和比较,找出普遍性与特殊性,才能提炼出有关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正确论述⑥

。遵循这一研究理路,我们对古代汉水流治所城市的城郭形成与演变、外缘形态及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开展了尽可能细致的考察。本文即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地区的城市个案及有关研究,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

二、城墙之有无

在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王朝是否一直奉行修筑城垣的政策?如果王朝奉行这一政策的话,那么,它是否在各地均得到普遍执行,即事实上地方城市是否普遍修筑起城墙?对此,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并得出了一些初步认识,认为“至少在中国王朝后期的宋、元两朝以及明代的前中期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很多地方城市长期处于城垣颓圮、甚至无城墙的状态”⑦

。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研究以及对其它地区城市的认识,我们认为,可以将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城墙的修筑、存废情形,大致区分为四个时期:

(1)汉晋南北朝时期,各王朝普遍奉行筑城政策,事实上各地城市也普遍兴筑起城垣。

《汉书?高帝纪下》记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颜师古注云:

“县之与邑,皆令筑城。”论者多据此认为汉代奉行筑城政策。从今见史料看,这一政策也确实得到较普遍的执行,大多数郡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虽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沿用先秦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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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所筑之旧城),而且经常得到维护、修缮⑧。在汉水流域,南阳郡治宛(在今河南南阳)、汉中郡治西城(西汉,在今陕西安康)与南郑(东汉)、江夏郡治西陵(在今湖北云梦县城关镇)及宜城、冠军、博望、育阳、西鄂、棘阳、比阳、堵阳、湖阳、郦、安众、新都、邓、襄乡、舂陵、朝阳、临沮等县均筑有城郭,且已得到考古勘查或发掘之证明⑨,从而进一步说明汉代郡县治所较普遍地筑有城垣,没有城垣的县治当不会太多⑩。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中国古代史上的“城居时代”:一方面,自汉末三国以迄于隋唐之际,中原板荡,变乱频仍,“百姓流亡,所在屯聚” λ?———“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堡,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λω;西迁、北徙、南来的移民,亦大多据城壁以自保,从而形成以城邑、坞堡、戍垒为中心的聚居状态。另一方面,各政权对于地方的统治,或藉豪族所筑之坞堡,因其地而立州郡县,遂使坞堡成为州郡县治所;或由地方长吏“敛民保城郭”,选择险要处另立城郭,以为据守之资。于是,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兴筑了很多城郭。据刘淑芬统计,这一时期魏晋北朝所筑城郭见于记载者共有137座 λξ;而章生道的统计则表明,自西晋以迄于隋统一(265-289年),南北方新筑的城郭共有169座,其中位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者有121座。显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新筑的城郭要比北方地区多得多 λψ。因此,虽然很难估计此一时期所筑城郭的总数,但认为此一时期各地均普遍兴筑各种类型的城壁坞堡、著籍户口多居于其中或附城而居,当无大误。

(2)隋唐五代时期,王朝虽然提倡筑城,但各地往往因地制宜,或沿用旧城垣,或新筑、增筑城垣,或根本没有城垣。

《隋书?炀帝纪下》记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庚午诏称:“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于是,“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λζ则隋炀帝时尝奉行筑城政策。然其时大乱之势已成,欲“令人悉城居”以强化其统治,实无可能,故虽天下郡县悉皆筑城,而成者则甚鲜。

唐初,至少在北方诸边,曾颇提倡筑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 λ{武德九年春正月《修缘边障塞诏》称:“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为成功。” λ|诏命“所司具有条式”,则筑城或已成为制度。《唐律疏议》卷8《卫禁》“越州镇戍城垣”条云:“诸越州、镇、戍城及武库垣,徒一年;县城,杖九十。(原注:皆谓有门禁者。) [疏]议曰:诸州及镇、戍之所,各自有城。若越城及武库垣者,各合徒一年。越县城,杖九十。纵无城垣,篱栅亦是” λ}。则按照制度规定,诸州镇戍县皆当“各自有城”,“纵无城垣,篱栅亦是。”

然而,这些制度规定并不意味着唐代州(府)县治所即皆普遍筑有城郭。在爱宕元所列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表中,共有164个州县城郭注明了筑城年代,其中有90个是唐天宝以后(不含天宝年间)所筑,占全部已知筑城年代之州县城的55% λ～。注明筑城年代在唐天宝以前(含天宝年间)的74座州县城中,注明其筑城年代在先秦时期者实颇为可疑,不足凭信 μυ;几个注为后汉或三国孙吴所筑的城郭,也须详加考定 μ?。那么,唐天宝以后所筑城郭在全部已知筑城年代的州县城郭中所占的比例,只能更大;更遑论未注明筑城年代的那些州县城郭,也有相当部分为天宝以后所筑。换言之,这些天宝以后方修筑城郭的州县治所,在天宝以前,也就是唐前中期100多年里,并未修筑城垣;而在唐前中期,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州县治所,并未修筑城垣。

当然,文献中未见有关筑城的记载,并不说明州县治所本身即无城垣,而很可能沿用汉魏以来旧有城郭,只是在唐前中期未加维修而已。研究表明,在唐前中期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治所城市中,隋及唐初新筑或重修的城郭只有2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3.4%;沿用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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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旧城垣有40座,占全部治所城市的69%;其余16座州县治所在唐前期很可能并无城垣,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7.6%。显然,沿用旧城与基本可断定没有城郭的州县城,占据了全部治所城市的绝大多数。唐代汉水流域的58座州县城,虽然仅占唐帝国1500余座州(府)县城的4%弱,其城郭之有无、沿用与修筑情形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然结合爱宕元对331座唐代州县城郭的细致考察,基本可以断定:在隋以至唐前中期,绝大部分州县治所均沿用前代遗留下来的城垣,或者根本没有城郭,只有极少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

因此,只是到“安史之乱”后,各地才普遍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特别是很多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了罗城,这就是爱宕元曾充分论证过的“唐末五代州县城郭规模的扩大化” μω。后世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的唐代城郭,大部分都是晚唐五代兴筑、扩修或重修的。换言之,只是在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才渐次筑起城郭。

(3)宋元时期,王朝基本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亦普遍不筑城,只在边地城市和部分重要城市,才兴筑或注意维护城垣。

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 μξ。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普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也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 μψ;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 μζ。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 μ{。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 μ|。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 μ}。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4)明清时期,王朝比较提倡筑城,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存在很大的阶段性与区域性差别;实际上,大部分州县治所城市只是到明中叶以后,才普遍修筑起城郭;清代主要是维修明代旧城,只是在清后期兴筑了少数新城。

一般说来,明清两代均奉行提倡筑城的政策,州县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修筑、维护城垣濠池,如有疏失,要被追究责任 μ～。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因时因地各有不同。概言之,明代有两个筑城高潮期:一是明初洪武、永乐朝(1368-1424年),不仅在山东、南直隶、两浙、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部分内地修筑了大量的卫所城市 νυ,而且大部分府、州(包括散州)的治所均在这一时期兴筑或重筑了城郭 ν?;二是明中后期,特别是景泰至万历初(1450-1573年)的100余年间,不仅重修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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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府州城郭(主要是甃以砖、石),而且兴筑、改筑了多数县城,到明后期,估计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均筑有城垣 νω。显然,明代府州县治所筑城之先后与其军事、行政地位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

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大部分府(州)县城郭均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各地均普遍修葺了残毁倾圯的旧城郭。清朝前期的修城主要是在明代旧城基础上培土、甃砖、加高以及修理楼堞,特别注意城门、城楼的维修,但较少有新的创制,也很少兴筑新城。直到嘉庆以后,为因应社会动乱加剧而引发的治安、防守问题以及火器使用越来越普遍对于城池攻守所带来的影响,才又兴起了一场修治城郭的高潮:主要是加固城垣,增高马面,添设炮台,疏浚濠池等;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一直没有城郭的一些山区县治也兴筑了城垣。因此,到清朝末年,绝大部分府(州)县治所均筑有城郭,而且得到不同程度的维护。各地今存城郭残迹,大多即为清代城郭的遗存。

综上可知: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既历有变化,其政策在各地的实施又往往因时因地乃至因人(地方官)而各有不同,故州县治所城垣之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所谓“城墙内的城市”。我们认为:至少需要有超过一半的州(郡)县治所筑有城郭、而且这些城郭至少在制度规定上是得到经常性维修的,方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筑城时代”。然则,概括地说,两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中晚唐五代(755年—960年)、明中期至清末(1450年—1911年)这三个时段或可得称为“筑城时代”;其余的隋唐前中期(589年-755年)、宋元至明前期(960年-1450年),则基本可以断言,其筑有城郭的州(郡)县城在全部州县治所城市中不会超过50%,或可称之为“非筑城时代”。虽然“筑城时代”占据了1500余年,而“非筑城时代”只有600多年,但这已足以说明: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特征,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它既不能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段,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治所城市。

三、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

将中国古代城市概括为“城墙内的城市”的观点,不仅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大部分时段里、大多数城市都有城垣所环绕,而且认为几乎全部的城市人口都集中在城里,绝大部分城区都包括在城墙围绕的范围内;只是到了晚唐特别是南宋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城市管理也开始放松,许多城市才在城门口形成附郭的街区;而“出于对附郭安全的关心,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构筑了新的城墙”,从而又把附郭街区围进城里 νξ。换言之,“城墙内的城市”,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城市人口、街区都应当包括在城墙之内,城外附郭部分即使形成居住和商业街区,也较晚,且规模不大,不影响对中国古代城市特征的概括。

我们认为,这一认识同样至少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

早在汉代,就有不少城市在城下形成了居住街区。东汉时洛阳城上西门与津城门外都有居民,很可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街区 νψ。《续汉书?五行志二?灾火》记光武帝建武中,“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杀人。”显然,城外的街区当与城内紧密相连,否则大火无以延烧。汉宜城县治在今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之“金城”内;先秦时楚国所筑之大城至汉时已废弃,然大城内仍有居民住宅,且形成街区,然则,大城遗址中的居住街区实际上就处于汉宜城县城(金城)之外,也是城外的街区 νζ。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遍布城壁坞堡,著籍户口多居于城壁之内,但也有不少城市的城下存在居民、商业区。南朝萧梁天监初(502年),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 ν{郢州城下的街区,在长堤以东、夏口(夏水入江之口)以北,显然靠近码头,属河街性质。南北朝后期所筑城郭多属戍城,规模很小,城内除官署外,大抵就是以军兵及其家属为主体的所谓“城民” ν|,普通民众大多居于城外,形成附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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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地方长吏才会考虑附郭居民的安全而另立土垣以为保护。如北周丰州(唐均州)刺史令狐整在移治延岑城、营筑新州城时,曾因“丰州旧治,不居人民”而广事抚纳,并在治城外另立罗城,作为民、吏之居所 ν};西魏末年营建安州时,曾“迁江夏民二千余户以实安州”,其中也当有部分民户居于州城之外 ν～。

唐前中期,在许多沿用旧城垣的州县治所城市里,也有部分居民附郭居住。如江南东道的睦州城濒临新安江,“江皋硗确,崎岖不平,展拓无地,置州筑城,东西南北,纵横才百余步。城内惟有仓库、刺史宅、曹司官宇,自司马以下及百姓,并沿江居住,城内更无营立之所。” ου睦州城的主要居住街区,显然是在城外沿江地带。这些附郭的城下街区,大抵皆存在规模不等的商业活动。早在唐前中期,襄州城外东北面、汉水岸边的大堤上即酒楼林立、车马驰突、伎乐繁盛,显然是以码头、渡口为中心形成的市场 ο?;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亦在城外无疑 οω。以情理论,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南方城市,竹木、米粮之类大宗商品的贸易地点当以码头、渡口为便,而不太可能位于城中,更不太可能居于封闭的市坊里。晚唐五代文献中所见许多南方城市在城外码头、桥渡的“鱼市”、“桥市”,虽然见于文献记载的时间较晚,但其渊源当甚早,很可能早在唐前期即已存在 οξ。在一些北方城市的城门外,特别是交通要道所经的城门外,也很可能形成市场。《通典》卷7《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记开元中之太平景象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οψ这些店肆虽然“夹路”而列,但必以城门外的通途两旁最为集中,从而形成店肆密集的附郭商业区。“因为城门沟通城市与腹地扇形区域间来来往往的全部交通,所以紧靠城门外的地区是为乡村居民服务的集市和商业最有利的地方。客栈和迎合客商需要的其它服务设施设置在通远距离商路的几座特定的城门之外。” οζ

附郭街区的发展,至晚唐五代以至于宋元,更趋于普遍。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中说:“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 ο{照苏轼所说,则象宿州这样居民多在城外的治所城市相当普遍,而且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关于此点,论者已多 ο|,兹不再赘。

在基本上可称为“筑城时代”的明清时期,附郭街区的发展也相当普遍。在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的12座治所城市中,均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城外街区,其中在明后期至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汉阳府城、沔阳州城、随州城、京山县城、天门(景陵)县城的城外街区在面积与人口方面,基本上可以肯定比其城内还要大一些、多一些;安陆府城城外街区的规模大致接近城内,在清后期可能也超过城内;而德安府城、荆门州城及潜江、汉川、应城、云梦等4个县城的城外街区则比较小 ο}。鄂西北山区郧阳府属的7座治所城市,至迟到明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也都已形成了城外街区 ο～。显然,无论其规模如何,大部分治所城市都存在着附郭街区。

对于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一般均将其归因于城市居民数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但是,“在许多(如果不说大多数的话)出入最频繁的城门外的附郭,早在城内空间全部变成建成区之前就发展了起来” πυ。实际上,城外街区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而引发的对城垣的突破,毋宁说是一种原始的趋向:城外街区较之于城内,更便于体现城市的另一方面(也是必要的方面)功能:生产(手工业生产)与交流(包括物资、人力乃至文化交流)功能,具备实现这些功能更有利的条件。正因为此,即使城内还有大片的空地,人们依然还是会选择城外建立自己的商铺、作坊及住宅,只是在动乱开始时,才会被迫搬进城内,或避往乡下(又以后者为主)。《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尝释“草市”云:“时天下兵争,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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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伤财以害其生也。” π?胡三省释“草市”为“草屋所聚而成之市里”,未必确当,然其谓城外(城郭下)之居住成本低廉,当是事实。因此,我们认为,附郭街区及其商业活动的发展,也很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倾向”,因为它比较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居住成本也较为低廉(相对于城内而言)。

这里涉及城内与城外街区的功能分野。《说文》云:“城,以盛民也。”这一解释在诸多地方志所见的“筑城记”中多次被重复。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盛官”———诸色官署公廨、营房及官员、士绅(官员侯选人)、衙吏住宅与园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最重要的位置,并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城内并不是最佳的居住选择,因为它所提供的谋生机会较少,而生活费用(以住宅支出为主体)又较高。城外则不然,相对低廉的地价、便利的交通、较低的捐税以及与乡村的广泛联系,都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机会。因此,如果存在选择可能的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最佳选择显然是在城外。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内与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内主要是行政、文教与士绅住宅区,而城外则是商业、手工业与普通民众聚居区。当然,这种分野仅是就宏观方面而言的,它既时常被频繁发生的社会动乱所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战乱发生时,普通民众大量涌入城内,而部分士绅则避到乡下),又以较为发展的城外街区为前提;而且即便在平常状态下,城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服务于官吏士绅的各种店铺及店铺主与贫民的住宅。由此,我们注意到城内零售店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内的官吏、士绅及其它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铺则面向乡村,批发商业则主要面向远距离贸易。这种服务对象的不同揭示了城内商业与城外商业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是乡村生活与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城外附郭街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确有一些重要城市,主要“出于对附郭安全的关心”,构筑了新城墙,从而将原先的附郭街区包括在城墙之内。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晚唐五代州府治所城市普遍修筑或扩修罗城,的确将大部分原来的附郭街区围进了罗城,但罗城的修筑主要集中在州、府治所城市,而且不少城市很快又在罗城之外形成了新的附郭街区 πω。明清时期扩建城郭以包括附郭街区的例证,在章生道所列的20个主要首府城市中,也只有北京、广州、兰州、济南4例;所举的另两个例证大同府城与汾州府城则都是北方城市 πξ。在我们研究的汉水流域59座明清州(府)县治所城市中,虽然均普遍存在附郭街区,但并无一例曾增筑城墙以包围附郭街区。

据上所论,我们认为:在州县治所城市筑有城墙的情况下,城下附郭街区的形成与发展,乃是一种“原始的趋向”,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事实上,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甚至数倍于城内。因此,即使在所谓“筑城时代”,城墙也未能完全限制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街区的扩展,“城墙内的城市”不能涵盖大部分城市的形态与功能特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第8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9页,北京,三联书店,

1981。

③参阅前揭章生道、陈正祥文,以及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分别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7-83、112-175页);Sen-Dou Chang.“Some A s pects of the U rba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H sien Cap ital”,A nnals of the

A ssociation of Am erican Geographers,Vol.51,No.1, Mar.,1961,pp.23-45;Sen-Dou Chang.“The H is2 t 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 rbanizati on”,A nnals of the

A ssociation of Am erican Geographers,Vol.53,No.2,

Jun.,1963,pp.109-143;Sen-Dou Chang.“Some Observati on on the Mor phol ogy of Chinese W alled Cit2 ies”,A nnals of the A ssociation of Am erican Geogra2 phers,Vol.60,No.1,Mar.,1970,pp.63-91);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51-8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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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阅范德(Ed ward L.Far 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第1-1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⑤当然,这种忽视是相对的。事实上,西人文献中有关市场、居民区(包括城外街区)的记载较之中国文献中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如伯来拉关于梧州的报道中,就曾谈到城内的贵族住宅区、市集、街头流动的小贩以及居住在郊区的商人,并解释说:因为每晚都要关闭城门,商人为更好照顾他们的生意,宁愿住在郊区(C?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第27-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⑥斯波义信:《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胡德芬译,见唐晓峰、黄义军编:《历史地理学读本》,第413-432页,引文见第4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⑦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见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第145-183页,引文见第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⑧参阅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演变》,黄金山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第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第3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第28-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⑨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地区志》,下册,第212-21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531、566-567、572、558、543、457、572、543、539、549、559页,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叶植主编:《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2、183-184、74-76、319-320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258-277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⑩也有不少县邑治所可能未筑城垣,如东莱郡不夜县(在今山东荣成县)、犍为郡汉阳县(在今贵州赫章县)即基本可断定没有城垣。见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荣成梁南庄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第1077页;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可乐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第199-242页。

λ?《晋书》卷100《苏峻传》,第26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λω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λξ刘淑芬:《魏晋北朝的筑城运动》,见《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353-407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λψSen-Dou Chang.“The H ist 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 r2 banizati on”,A nnals of the A ssociation of Am erican Geog2 raphers,Vol.53,No.2,Jun.,1963,pp.109-143, es p.Fig.12and Fig.14,pp.124-127.

λζ《隋书》卷22《五行上》,“旱”,大业十三年下记事,第6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λ{《册府元龟》卷990,《外臣部?备御三》,第116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λ|《唐大诏令集》卷107,第5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λ}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8,第632-6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λ～爱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规模化———华中、华南の场合》,附《唐代州县城郭一览》,见《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第451-488页,日本京都,同朋舍,1997。

μυ如项城、南顿、内乡三县城,爱宕元注为先秦楚国所筑;襄城县城,注为楚灵王所筑,即未必可信。

μ?如江州城,爱宕元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定为汉初所筑,亦不可信靠。

μω爱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规模化———华中、华南の场合》,《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第415 -488页。

μξ成一农细致地讨论了宋代的毁城与不修城政策(《宋、元以及明代前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一部分,“宋代毁城和不修城的政策”,第146 -160页),其结论大致可以信从,故本文不再赘论。需要略作补充的是:成一农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全国的总体情形,其出发点是有宋一代存在一个基本适用于全国的不提倡或不鼓励筑城的倾向或政策,认为“在两宋时期,无论面对何等艰巨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两宋政府都一再坚持不修城的政策。”这在表达上多少有些“绝对”。事实上,成一农也论述了很多地区筑城的事例,从而与上述“绝对”的结论不甚相符。我们认为,合理的分析途径是区分宋王朝的“内地政策”与“边地政策”: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在边地提倡甚至要求筑城。

μψ《宋史》卷5《太宗纪二》载:雍熙四年(987年)二月丁酉,“缮治河北诸州、军城隍。”(第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朝,亦多次诏令河北、陕西诸路州军修浚城隍,详见《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一”至“方域八之六”,第7441-74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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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庚子,“朝廷惩岭表无备,命完城。”(第41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关于广南东西、福建、湖南诸路的筑城情形,请参阅斯波义信:《宋代的城市城郭》,见《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第291-32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附表一,宋代地方城市修城统计表”,第180-182页。

μ{《宋会要辑稿》“方域八之五”,第7443页。

μ|《元史》卷9《世祖纪六》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丁未,“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十一月庚申,“隳襄汉、荆湖诸城”;十四年二月壬午,“隳吉、抚二州城,隆兴滨西江,姑存之。”同书卷10《世祖纪六》:至正十五年三月丁酉,“命塔海毁夔府城壁”;八月甲戌,“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第185、186、188、199、204页,北京,中华书局, 1976)参阅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二部分,“元代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第160-173页。

μ}《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59《工部二?造作》“修城子无体例”条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月,江州路申称,“目今草寇生发,合无于江淮一带城池,西至峡州,东至(杨)[扬]州,二十二处,聊复修理,斟酌缓急,差调军马守御,似为官民两便。”江西行省将此咨目移告上都枢密院,枢密院与中书省一同上奏世祖,得圣旨谓:“待修城子里,无体例。”(第214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据此,则元世祖以“无体例”为由拒绝了地方官修复城壁的请求。在今见史料看,元朝主要是禁止中原汉地和南宋旧地(所谓“南人”区域)修复城壁,毁城政策也是在这些地区实行得较为彻底。考另详。

μ～《明会典》卷187《工部七?营造五?城垣》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若在外藩镇府州城隍,但有损坏,系干紧要去处者,随即度量彼处军民工料多少,入奏修理;如系腹里去处,于农隙之时兴工。”(第9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关于清代州县官员在修护城垣方面的职责,请参阅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第261-26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νυ参阅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第三部分,“明代前中期城墙政策的演变”,第173-180页。

ν?以湖广行省为例:明代湖广布政使司所属15府、2直

隶州,除成化中方设置的郧阳府外,洪武中全部兴筑或重修了府(州)城;14个散州中,有12个为洪武中筑城,1个(均州)永乐中筑,1个(兴国州)正德中筑。而在91个县(不包括府州附郭县)中,只有11个在洪武、永乐时修筑了城垣。此外,大部分卫所也均在这一时期修筑了城垣。因此,洪武、永乐朝的筑城主要集中于府州(包括散州)治所、卫所及部分军事政治地位较重要的县治。据万历《湖广总志》卷14《建置志?城郭》部分统计(《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94册,第529-541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νω仍以湖广行省为例:到万历初年,在91个县中,没有城郭的县治只剩下13个。如果加上17个府(州)与14散州城,则筑有城郭的府、州、县城占全部治所城市的89%。换言之,只剩下约十分之一的治所未筑城垣。

νξ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陈正祥:《中国的城》,见《中国文化地理》,第74页;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第81-84页。

νψ参阅Hans B ielenstein(毕汉斯),“Lo-Yang in Late Han Ti m es”,The M useum of Far Eastern A ntiquities, 48(1976),pp.5-142.毕汉斯认为这些居民区都位于洛阳城外的“郭”内,并推测洛阳郭的面积比城内面积还要大。张歆海赞同毕汉斯的推断,认为“‘郭’可能是当地居民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指城墙外不太远的环城地带,而以某些自然景观如河流、湖沼或山丘等作为郭的外侧标志”,并进一步推论,“‘郭’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城墙的局限与城内人口增长不能协调的产物……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张歆海:《汉代城市社会》,第47-52页)这里涉及对“郭”之形态、性质的认识问题,不能具论,但认为汉代许多城市的城外,已形成了规模不等的街区,应无疑问。

νζ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夷水”条,第2396-239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另请参阅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265-266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ν{《梁书》卷9《曹景宗传》,第179页,北京,中华书局, 1973。

ν|关于北魏中后期的“城人”(“城民”)及其城居情形,请参阅唐长孺:《北魏南境诸州的城民》,见《山居存稿》,第96-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谷川道雄:《北魏末的内乱与城民》,见《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第132-1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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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4。

ν}《周书》卷36《令狐整传》,第6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

ν～《周书》卷25《李贤传》,第416页。

ου沈成福:《议移睦州治所疏略》,见《全唐文》卷200,第20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ο?参阅严耕望:《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第1039-10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177-18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οω《太平广记》卷374“八阵图”(第29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条所记。

οξ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列举了南方城市外鱼市、桥市以及夜市的情形,把这些市场的出现作为唐中叶以后地方城市中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逐步突破“市”的约束的表现之一(第284-285页)。有关鱼市、桥市的文献记载确实均出自中晚唐及五代,但这很可能是由于唐前中期文献记载较为缺失的缘故。

οψ《通典》卷7,《食货七》“天下盛衰户口”,第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οζ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

ο{苏轼:《乞罢宿州修城状》,见《苏轼全集》,中册,《文集》卷35,第1317页,上海,上道古籍出版社,2000。 ο|参阅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草市

及其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239-277、310-336页,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第152-157页;程郁:《宋代城郊发展的原因与特点》,《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29-36页;杨果:《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第80-84页。

ο}鲁西奇:《城墙内外: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地区府、州、县城的形态与结构》,见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第228-29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ο～鲁西奇:《山城及其河街:明清时期郧阳府、县城的形态与空间结构》,见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第538-5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πυ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

π?《资治通鉴》卷281《后晋纪二》天福二年六月甲午,胡三省注,第9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πω如常州在杨吴时曾两次展拓,入宋以后,仍继续突破罗城城垣的限制,在朝京、通吴门外夹运河形成新的市街和民坊区。参阅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见《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第156-179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

πξ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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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内的城市_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收稿日期]200820921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九年第二期 城墙内的城市? ———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 鲁西奇　马　剑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自两汉以迄于明清,历代王朝对于州县治所修筑城郭的政策与重视程度历有变化,州县治所城垣之实际兴筑、维护亦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认定历史时期大部分州县治所在大部分时段里均有城垣环绕,形成"城墙内的城市";相当部分筑有城垣的治所城市,都普遍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下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因此,不宜以"城墙内的城市"概括中国古代治所城市的形态特征。 [关键词]治所城市;城墙;城下街区 [中图分类号]K2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22x (2009)022******* 一、问题之提出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城市大都围绕着城墙。章生道说:“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在帝制时代,中国绝大部分城市人口集中在有城墙的城市中,无城墙型的城市中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不算正统的城市。”① 陈正祥也说:“城(walled t own or walled city )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很突出的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有景观。”② 因此,在众多研究者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被描述为四周 用夯筑或砖砌的高大城墙环绕着(一些城市还筑有二至三道城墙),城墙的四方开着三、四至七、八个城门(较少的城有少于三个或多于八个乃至多达十二个城门),城墙外通常有护城河(并不一定环绕城墙,往往借助自然河流作为城壕,靠山的部分或多未掘壕)。城郭的形状通常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呈圆形;城的规模(通常用城墙的周长来衡量)虽然因城的行政等级而异,但一般较大,“城内土地 面积到达一两方公里是很平常的事”,“远较欧洲及日本的城堡为大”。城内不仅包括各种官 署衙门、民居、店铺,还有大片的空地(包括园圃、山林、川泉,甚至农田)。城内的格局则受到其行政职能与城门数量的制约:官署衙门等公共权力建筑物一般位于城的中北部,谯楼则常位于正中央;城门的数量与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内的街道布局③ 。 无庸置疑,上述认识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实地观察与研究基础之上的,揭示了历史事实的重要方面。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认识,我们注意到,其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1)以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官方文献。几乎每一种地方志都有关于城池、公署廨舍、坛庙、桥梁以及城内街衢的详细记载,这是我们认识治所城市空间形态与内部结构的主要依据。然而,出于对权力机构的重视以及这些权力与信仰设施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城池、公署等权力设施的地位、作用乃至其空间形态都被明显地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各种明清地方志所附地图中城池在舆地图上以及官廨衙署在城池 ? 7?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Zhongguo gudai chengshi guihua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planning of ancient Chinese city 考古发掘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有城市。这些城市的规划情况正在探索。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城遗址研究证明,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已经很大,城市功能已很复杂。从三国开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有明确的意图，有整体综合的观念，有处理大尺度空间的丰富艺术手法,也有修建大型古代城市的高超技术水平,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城市的类型从秦始皇起，中国就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的职能很大程度上同行政管辖权限相关。如有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如隋大兴城(见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等;也有地区性的中心城市如州郡的治所。元明以后，行政区划逐渐形成“省”的建制，省会就是地区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如太原、济南、南昌等。还有省以下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或称府，或称州，如南阳、大同(图

1[明清时期山西大同城平面])、潮州、泉州等。再下面,是数量很多的县城。各级政治中心城市的规模不等，但都是不同官府、衙门在其中占居主要地位，并建有寺庙和文化机构如孔庙、学宫等。都城规模较大，一般每边设三个城门,干道正对城门,有内城、宫城等几重城墙。府城州城，一般每边两个城门，道路骨架成井字形，城中有的也有王城或衙城（或称子城）。县城规模较小，通常是每边一门，道路成十字形。 中国古代还有一些边防、海防城市。明代沿长城内侧，按一定的距离和防御建制，建立不同等级和规模的城和堡，如宣化、榆林、左云、右玉等；在沿海要冲也建造了一些防卫性的城镇，如威海卫、金山卫、镇海

西安古城墙的建筑特色及其价值体现

西安古城墙的建筑特色及其价值体现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城墙贯穿了其传统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并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古代中国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古城墙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古城墙具有鲜明的建筑特色，它的发展过程也吸收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对西安古城墙的建筑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研究，展现古城墙的重要性。 一、古城墙的建筑史 在中国古代，自有城市的那天起，城墙就存在了。据记载，城墙起源于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中后期。城墙的作用不仅是圈定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涵盖范围，同时也规划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城墙的最初作用就是用于军事防御，为古代社会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劳作提供安全保障。正因为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使其被古代的统治者重视，成为了古代城市发展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成为历朝历代社会发展的主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墙在古代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旺盛，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建筑物之一。在城墙的建筑过程中也耗费了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筑时不仅要考虑它的实用性，也要考虑它的审美性，这也就造就了古城墙的独特建筑特色。 二、古城墙的建筑特色 古城墙的兴建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建筑用料和合理的建筑结构。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以砥洎城古城墙为例。它的地理位置有两大优点：砥柱中流可以防灾挡祸、城墙三面环水，景色优美。建城者选用巨大的磐石作为城墙的坚实基础，不仅能在雨季阻挡汹涌澎湃的洪水，避免洪水侵袭城墙附近的居民，还能阻挡外敌的进攻。它的兴建也利用了“宁隔千山，不隔一水”的原则，巧妙的运用水势易守难攻的特点，给入侵者造成自然的心理畏惧和地理障碍。唯一易攻的一面（南面），也可以利用炮火或是加强兵力进行防守。所以，砥洎城古城墙的兴建利用其地理位置发挥了最大的防御功能。因其三面环水，形成了一幅城水相依的天然风景画。 （二）独特的建筑用料

我国古代地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经常以阴阳五行和堪舆学的方式出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起）对“国土”进行全面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处定居，居民点开始集聚，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的一些城市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打土坯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筑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 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商代早期建设的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的位于今天郑州的商城和位于今天湖北的盘龙城，以及位于今天安阳的殷墟等都城，都已有发掘的大量材料。商代盛行迷信占卜，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城镇空间布局。 中国中原地区在周代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如武王之意”完全按照周礼的设想规划城市布局。召公和周公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2-1-1）。同时，《周礼》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

如“都”、“王城”和“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 图2-1-1 周王城平面想象图 战国时代，《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挑战，向着多种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模式。除鲁国国都曲阜完全按照周制建造外，吴国国都规划时，伍子胥提出了“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他主持建造的阖闾城，充分考虑江南水乡的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的高超技巧。越国的范蠡则按照《孙子兵法》为国都规划选址。临淄城的规划锐意革新、因地制宜，根据自然地形布局，南北向取直，东西向沿河道蜿蜒曲折，防洪排涝设施精巧实用，并与防御功能完美结合。即使在鲁国，济南城也打破了严格的对称格局，与水体和谐布局，城门的分布并不对称。赵国的国都建设则充分考虑北方的特点，高台建设，壮丽的视觉效果与城市的防御功能相得益彰。而

中国古代城墙的发展

中国古代城墙的发展及作用 摘要：城墙是中国城市的重要标志。按中国的传统观念,如果一座城市没有城墙围绕,就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城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作用也逐渐多元化,不仅仅只是起防御作用。对城墙在各个朝代的发展进行分析，从中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此来进一步了解我国城墙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城墙，发展，作用 引言 “城墙、围墙，来来去去到处都是墙，构成中国每一个城市的框架。它们围绕着它，它们划分它成为地段和组合体，它们比任何其他建筑物更能标志出中国式城市的基本特色。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朝代是没有城墙所围绕的，这就是中国人何以名副其实地将城市称作“城”。 城墙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城防工事现存于现今以色列境内的耶利哥城，其最早的部分有6000多年的历史。它的城防体系由11米高的中心塔楼和四周5米高、3米厚的城墙构成。因为当时还没有效率较高的攻城武器能砸毁城墙，攻城的主要手段就是围城和架云梯运送战士上城墙进行强攻。而在我国古代，在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的繁荣时期，城市建设的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礼·考工记》提出了理想化的筑城模式,“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轨,经涂九轨??”。而这也一直都有被后来的各朝代沿用。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奴隶社会想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诸侯都纷纷营建各自的都城。其中齐都临淄，它的故城是有大小两座城组成，大城南北约4.5公里，东西约4公里，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而在这一时期，“市”也真正的在城内出现，这就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了，同是也使得城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筑城的技术也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城墙的顶部出现了女墙和雉堞。 而到了秦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城墙的发展更加成熟，城墙上面出现了敌台，城门外还加筑了“瓮城”以及最早采用三合土筑城的工艺。此外，又利用城墙内横作仓库。汉长安为例，汉长安城的形状并不是很规则，城墙的周长为25.1公里，城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的城市，（罗马仅13.68平方公里，拜占庭仅11.99平方公里，而且它们建城的年代都比汉长安晚）。其实汉长安的形状是有意识的不规则的，“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呼汉京为斗城之也”。不过实际上还是由于地形上的影响。 隋唐两朝，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建

中国古代城市特点

第一章城市与城镇化 1中国古代城市总的特点： ①中国古代城市始终都是封建社会型的城市，城市有变化和发展，也有不同类型的城市，但发展方式上没有根本变化。 ②中国古代虽然统治力量在更换，但城市始终是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没有出现由于朝代的更换城市衰退、缩小或废弃。 ③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是中央集权统治，有完整、庞大的官僚机构，封建都城规模远比欧洲中世纪大，一般城市的规模也 不小；而且由于中央集权的控制，许多城市是以加强军事、政治目的而修建起来，由经济发展而完全自发产生发展的城市较少。 ④城市中统治阶级是中心，宗教也是封建统治利用的工具，宫殿、官署衙门是城市布局中突出的主要建筑物，与儒家思想结合的封建理制和等级观念支配着城市规划思想。 ⑤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大类型： 一是从政治军事统治要求出发而新建的城市，一般多有整体规划意图布局规划方正规则； 一是由于经济地位的原因在原地不断发展扩建的城市，布局不太方正规则，有一定的自发性；居住方式为里坊制和街巷制，商业为集中设市和分散的市和商业街。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早期因政治军事需要新建、规则形式的、采用里坊制、集中设市的城市要多一些，后期因经济原因在原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不规则的、采用商业街和街巷制的城市要多一些。 1、古代城市具有哪些特征？（1）城市所处位置大都是交通便利之处，成为商品市场和贸易中心，农产品的集散地； （2）手工业匠人在城市的专业化和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城市对乡村和周围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成为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 （3）城市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对外的吸引能力，总体规模较小、数量很少； （4）城市消费规模超过生产规模，城市的消费主要靠农村的地租和税赋来支撑，这时，城乡关系是对立的。古代城市的这些特征使城市功能逐步多样化，一些城市管理问题也开始突出，相应的法律条文也开始产生 首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分为两个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市的基本规划思想的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城市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示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地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的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整体观念和长远发展，强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强调严格有序的城市等级制度。 市朝一夫，指市场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 《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总体布局为城的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也就是说，通向每个城门的有3条平行的街道，构成左出右入，车从中央的街道格局。经涂9轨，指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凡八尺……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①。一步按1.4米计，则每条街道的宽度为16米左右，也是相当宽畅的。左祖右社，指祖庙建在东边，社稷坛建在西边，左右对称。面朝后市，指朝廷要建在王宫南面，或指宫殿大门向南，市场要建在王宫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场在后。市朝一夫，指市场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朝廷宫室市场占地一百亩．（一夫，一百亩）建筑师营建都城时，城市平面呈正方形、边长九里，每面

人教版2020年高中历史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第5课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学案岳麓版必修2

第5课农耕时代的商业与城市[目标导航] 课程标准学习目标 概述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1.依据朝代顺序，掌握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大致过程和内容。 2.认识古代商业的重要内容是城市商业，理解我国城市功能变化。 3.理解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一、商业的发展 1．商周：商朝时期，职业商人和最早的货币已经产生；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政策。 2．春秋战国：出现有强大实力的商人；私商取代官商成为商人主体；形成了许多著名都会。3．隋唐：商业贸易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商人来往频繁，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4．宋元 (1)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集镇、夜市兴盛。 (2)元代广泛流通纸币，古代商业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5．明清 (1)商业市镇兴起，货币经济占据主要地位。 (2)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3)广泛使用白银，便利了商品贸易和商业资本的集聚。 (4)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形成了徽商、晋商、闽商、宁绍商人等大商帮。 [易混易错] 商帮和会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商业繁荣的结果，并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产物。 [思维点拨] 1．中国古代商业起源较早，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繁荣；从发展趋势上看，城市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逐渐减弱。 2．影响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稳定的政治局面，政府开明的政策，内外交通的便利等。 二、城市的繁荣 1．自周秦迄唐代 (1)凡县治以上的城市，都有官设的市作为交易场所，设市令或市长管理。 (2)实行坊市制，市处于城中特定位置，与民居隔开。 (3)县城以下，一般禁止设市。 (4)城市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商业贸易和市场的规模不大。 2．唐代至宋代 (1)坊市界限不复存在，形成街市。 (2)城郭和乡村也被允许置市贸易。 (3)出现夜市、晓市、草市等。 (4)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府的监控。 (5)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增强。 (6)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的兴盛促使沿海港口城市走向繁荣。 3．明清时期，除南北两京等传统大都会外，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图解识记] 古代城市的发展与演变 [思维点拨] 古代草市的特征 (1)远离城镇；(2)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3)是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4)受到政府机构的管理。 三、“重农抑商” 1．原因：商业的不稳定性和商人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的取向发生矛盾。 2．表现 (1)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2)汉代：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 (3)中唐以来：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种松动，商人地位有所提高。 (4)明清时期 ①表现：对商业发展不采取鼓励政策，对商人进行盘剥；禁止民间出海贸易。 ②影响：并未完全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新经济因素的成长，是导致中国落后于

中国四大古城墙之其建筑特点

中国四大古城墙之其建筑特点 一、西安城墙 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景区。 建筑特点： 西安城墙完全围绕“防御”战略体系，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城门有四：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门城楼三重：闸楼、箭楼、正楼。正楼为歇山顶式，四角翘起，三层重檐，底层有回廊环绕，古色古香，巍峨壮观。 二、平遥城墙 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县，1997年，包括平遥城墙在内的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建筑特点： 遥城依照“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原则修建，风格古朴，重视防御，工艺和用料均以精良著称。城池平面呈方形，南侧城墙沿中都河而建，故略显蜿蜒。 三、荆州古城墙

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被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是我国延续时代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而来的唯一古城垣。如今大部分城墙已经被封锁。 建筑特点： 城垣建筑方法具有三国时期特征：逐层夯筑，夯层厚，夯窝呈圆形，关羽镇守荆州达十年之久，“盖先治其城郭，乃诸侯，郡守之常政。”(《江陵县志》)。为防止城基下陷，洪水泛城，右城脚条石缝中浇灌糯米浆，因而城墙特别坚固。荆州城墙设有瓮城、敌楼、战屋、炮台、藏兵洞、复城门，防御体系完备，历来易守难攻，有“铁打荆州”之说。 四、兴城古城 是中国十佳古城，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老城区中心。 建筑特点： 古城城门有四：东曰春和；南曰延辉；西曰永宁；北曰威远。钟鼓楼在中街，城中心设有钟鼓楼，城门外筑有半圆形瓮城，城墙四角仍筑有炮台，用来架设红夷大炮。 兴城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在4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集“城、泉、山、海、岛”五大景观于一体，珠联璧合。 大家旅游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看这四大古城墙的雄伟面貌，亲身感受

古代的商业与城市

商业：从先秦大商到明清商帮 城市: 从规范之美到自由之风 商路：从大漠驼铃到南海云帆 政策：从重农抑商到闭关锁国 【教学过程】 情境创设：日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大街的繁华地段，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业经济和城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历程？是亘古不变还是流变纷呈？在“以农立国”的农耕时代，它们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还是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历史，去探究商业、城市发展、繁荣的原因和影响，以及历代统治者因对商业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不同后果。 商业：从先秦大商到明清商帮 情境探究：（展示《乔家大院》、“红顶商人”胡雪岩资料）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具有哪些特点？ 设计意图：通过设置问题或图片情境，使学生知道商人产生、春秋战国大商人的兴起和明清商帮的发展概况，理解商业的繁荣发展，进而感悟日益丰富的优秀商业精神和源远流长的中国商业文明 学生探讨：学生根据《学案》上的提示归纳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历程与特点。 1、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历程： 时期商业特点 商周时期工商食官 春秋战国私商成为主体 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纸币夜市 明清时期商业新特点◆商业市镇的兴起 ◆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经济作物普遍种植 ◆出现雇用关系，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经济占主要地位 ◆形成地区性的商业集团——商帮 2、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特点： ①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繁荣的前提。反过来，商业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②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发展艰难而曲折。中国古代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政府的商业政策息息相关。 ③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官府的控制，特别是海外贸易基本上由官府垄断，实行“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的贡赐贸易。 ④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各个时期、不同地域发展都不平衡。 ⑤商业始终是自然经济的补充，不占主导地位。 教师点拨： 商业是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但这是相对的，商业活动受到官府严格限制，主要集中在城市进行。从全国范围来看，“男耕女织式”的经营方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电视连续剧《走西口》《乔家大院》说的都是明清时候的巨商，他们靠着勤劳和智慧，把握住商机，从事着大宗买卖，他们的产品是在市场上销售的。所以，既体现了当时我国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又作为我们商业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推动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红顶商人”胡雪岩说明了，当时的一些大商，亦商亦官，这种情况易于导致腐败。 从商人发展的角度来说，经历了从先秦的个别大商人到明清商帮的发展过程，表面上反映的是商人数量不断增多，深层的是商业资本越来越雄厚，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不是全部，因为，厚重起来的不只是物质财富，还有商业活动留下的文化遗产，还有商人千年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已经进入到中华文明的骨子里。 城市: 从规范之美到自由之风 承转过渡：商业经济的繁荣必然促进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古代的“城”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是政治中心，“市”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赵国的都城邯郸，楚国的都城郢都成为当时著名而繁华的商业中心。 情境探究：引用《木兰辞》中的诗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提问：木兰为什么不在一个地方把东西买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木兰能在短时间内把东西买齐，说明了什么？ [观察比较]仔细观察下列两幅图，分析长安城与东京城的布局各有什么特点？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 设计意图：多媒体演示我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城镇布局，让学生形象而直观地理解城市格局和功能的演变过程。

中国古城墙的作用

3 . 1防御、防洪作用 城墙最初的主要作用就是军事防御,统治者为了 保护自身安全,在城的四周筑起了城墙,以防止外来的 侵略。除此之外,城墙还有一样重要功能就是防洪,古 代的城市通常是建立在平原或河谷地区,因此常受到 洪水的侵袭。 以安徽寿县古城为例,其城墙就是高水平的防洪 杰作。首先,城墙形状因形就势,顺应洪水运动的特 点。由于洪水的威胁主要来自东面和西面,东西两侧 的城墙在建造时向外凸出,形成拱形曲线,这样可以有 利于洪水分流、减缓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城墙的四周 也都成曲线状。其次,寿县的瓮城设计也 很精妙,不管是战争还是水灾,城门都是薄弱环 节。城门外再加瓮城,就相当于设置了两道防线。此 外,瓮城城门和内城门相互错开,这也有利于防洪。因 为一旦瓮城门溃决,洪水冲击的是对面坚固的城墙,由 于城门错开,大大减少了对第二道门的冲击力。为了 相互救应和运输粮草弹药,古人沿城墙内侧修了一条 环城道路,这条道路既可作为战争之用,也可以在抢险 抗灾时,起到紧急疏散的作用。 3 . 2文化作用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墙的作用也越来越多样化了。 当城墙与城市相伴几千年之后,城墙已决不仅是一道 防御外敌的屏障了,而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一部分,即所谓的城墙文化。 不同于西方的先有城市后筑城墙,中国是先筑城 墙后建城市。西方中世纪的城墙都是市民自发建造 的,而且修筑城墙的钱也都是市民自己出;而中国城墙 的修筑主要是农民以国家劳役的方式建造的,修筑城 墙的花费都是由国家承担。因此,中国的城墙文化中 政治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不同等级的城墙划分着不 同等级的功能分区。从城外往城里看:第一层是城市 外围的高大城墙,专门用于城市外围防御墙———外城廓,外城廓多为土墙。第二层为内城墙,这里大多为普 通百姓的居住区。第三层为皇城,第四层为宫城,是帝 王居住,听政的场所,宫城是城市的中心。中国都城的 中轴线通常是从以这为中心向外发散,宫城的城墙是 等级最高,不论质量还是高度都是最高的。 中国古代城墙还反映了当时的城市经济关系,从 有围墙封闭的里坊制到后来的“破墙开店”,充分反映 了商品经济在城市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 城市“破墙开店”为标志,中国城市从层层城墙中开始走出来,虽然宋代以来,城市生活方式并未彻底从城墙 中走出来,但“里坊制”的打破,从深层次上代表着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可分为这样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雏形阶段,包括夏商周时期。城市的政治作用突出,宫殿建筑占城内的绝大部分,城墙壕沟等防御设施完全是为了护卫宫殿,商业区和市民居住区局未形成;城内的手工业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此时的"城市"的功能尚不健全,仅体现了政治作用,例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黄陂盘龙成等。第二,初期阶段,包括战国秦汉时期。"城市"的政治作用仍很突出,但是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战国时期新型城市出现,各诸侯国的都城都是当时人口集中、工商汇集的大城市,城内设有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但所占面积不大,位置也较偏僻,如齐临淄、秦咸、西汉长安、东汉洛阳等。第三, 发展阶段,包括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战争色彩强烈,特别注意防御设施的改造和加固,与此同时,居住区有所扩大,宫殿区位置北移并和居民区严格区分,出现了南北中轴线为对称部局的新格局,如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到隋唐五代时期,形成了布局严整、规划合理、规模巨大的都城结构,宫殿、衙署等政治设施虽占据重要位置,但面积小于居民区,居民区为封闭的"里坊"结构,城内有划定的商业区,也采用封闭的形式。以南北中轴线为对称布局的格局已成定规,且十分严格。如隋唐大兴长安城是其代表。第四,完善阶段,包括北宋至清。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基本完善,宫殿衙署仍占重要地位,都城皆为重城一宫城、内城、外城。城市布局和管理方白最大突破是变封闭式的里坊制度为开放式的街巷制度,同时保留以中轴战对称布局的风格,商业经济活动趋于自由,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增加,对外贸易港口比较发达,如北宋东京城、元大都及明清的北京城等。 商周时期

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 10级历史系历史学梁艳学号：2010064001008 摘要：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的专著不多，成果相对较少。从考古学、建筑史角度的城墙史研究，主要关注古代城墙的起源、古代城市的形制、规模、布局等问题；由城市历史地理学视角的城墙史研究，侧重于探讨古代城市的空间形态等问题；政治史、军事史领域的城墙史研究重点考察了历代筑城、边城的修筑及边防政策等问题。 关键词：城墙；城墙史研究；筑城活动 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是古代城市建设、科技发展水平、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实物见证。关于古城墙的研究与探讨,早在1950年梁思成先生就写成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发表在《新建设》第2卷第6期,对保与拆正反两种意见提出探讨。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气候下,“拆”无疑是主导意见,梁思成先生反而成为另类人物。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古城墙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对古城墙的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规划理念的改变和对历史建筑的重视,对古城墙及其保护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才逐渐增多。然而尽管这些史学著作逐渐增多，但着重探讨城墙问题，将城墙本身作为考察中心的研究成果实不多见，并且大多拘泥于传统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视角。①放宽视野来看，在建筑史、军事史及政治史等领域中，将城墙、筑城活动和城墙文化作为关注点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同，有关于城墙史的问题意识也不一样，本文的主旨是将这些成果相互参证，取长补短，希望能对以后的城墙史研究有所帮助。 一、从考古学、建筑史角度对中国古代城墙史的研究 从考古学、建筑史的角度开展的城墙史研究，一般都利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受资料来源的限制，这方面的城墙史研究多集中于唐代以前，而宋元以后的成果略显不足。②这方面的城墙史研究专著较为稀缺。张奴寰的《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一些典型城池，描述了中国古代城池的的发展脉络；对城墙、城门、城市布局等中国古代城市的各个方面作了简要介绍。该书注意从建筑史的角度介绍了古代城墙修筑的有关问题，对于地方城池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从研究的热点问题来看，古代城墙的起源问题历来受到较多关注，多数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城墙起源于早期聚落周围挖掘的壕沟，主要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③但另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城墙可能起源于宗教礼仪。如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分析认为，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形制不可能适用于

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简史

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简史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先后发生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分工，产品有了剩余，为了互通有无，不同部落间的交换活动成为经常的现象。这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是最原始的商业活动。传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原始商业的反映。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在奴隶社会初期出现了不从事生产、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阶层。《尚书·酒浩》记载有殷人“肇牵牛远服贾”，意思是说商代有人专门用牛车到远处做买卖。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代后期出现了铜币。但是，当时商业行为主要发生于方国部落之间，并且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只起着微小的作用。西周时，商业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但是，商业由奴隶主官府垄断，并没有专门的职官来管理市场。《周礼·地官·质人》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亻卖者质剂焉。”“质人”就是管理市场的经纪人。市场交换的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珍宝等，凡成交的商品都要由“质人”给买卖双方立书契券约。那时的商人和百工一样，是属于奴隶主贵族的，称为“工商食官”，他们主要是替奴隶主贵族经营，为奴隶主贵族的需要服务。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私商兴起，有的大商人周游列国做生意，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和各国之间的交际，能和诸侯“分庭抗礼”。弦高假借郑国君命犒秦师的故事是很出名的。可见当时大商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地位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更加促进商业的发展。到了西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丝绸之路”，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都城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大城市，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各中等城市均设有市，连军队驻地、屯戍地区也设有军市。当时城市的市场有固定的地点，叫做“市井”。长安城最初有东、西二市，后增至九市。市井同宅区严格分开，周围有墙，叫，市门叫。市内设有供摆设出卖商品的店铺“商肆”(又叫“市肆”)，同类商品集中在一起，称做“列肆”。另有存放货物的仓库“店”，或称“邸 舍”、“廛”。官府对市井控制、管理很严，市门有专职的门吏掌管。市内设官署，置“市令”或“市长”管理、监督交易，还有专管治安的官吏。市井官署设于市楼(旗亭)，楼皆重屋，上悬大鼓，以击鼓来通知开市和闭市。闭市后，市门关闭，不再有任何营业活动，逗留市内不去的人要处罚。凡在市井营业的商人，须向市井官署登记，交纳市租。四川新繁出上的汉代市井画像砖，较全面地表现了当时城市中的市井容貌，是我

中国现存古城墙大全

中国现存古城墙大全 (2015-06-06 09:54:34) 转载▼ 分类：历史回眸 标签： 旅游 1，西安城墙 陕西省西安市古城墙，是明朝洪武3年到洪武11年（公元1370－1378年），在唐代和元代城墙基础上扩建的。平面呈长方形，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墙外有宽20米、深10米的护城河。墙面用青砖包砌，厚重坚实，东西南北四面均开设城门。

城门上建有城楼、箭楼、闸楼、巍峨凌空，气势宏伟。城楼与箭楼之间有瓮城。城四角各有一座角楼。这是我国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大型城垣，现已将城墙辟为环城公园。 2，南京城墙 江苏省南京市古城墙，始建于元至正26年（公元1366年），建成于明洪武19年（公元1386年）。城墙内侧周长33公里，现存21公里，高14－18米，上宽8－12米，砖石结构。有13座城门，现存4座。城墙与水道相通处设有水门、水闸或涵洞。城墙上建有垛口13616个，但部分地段有破损。南京城墙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尤其是中华门（聚

宝门），为世界之冠。 3，荆州城墙 湖北省荆州市古城墙，据传为三国时关羽守荆州时所筑。原为土城墙，南宋改建为砖墙。现城墙为清顺治3年（公元1646年）所重建。城墙整体形状呈不规则椭圆形，城墙高8.83米，底部宽10米，周长11.3公里，城内东西直径3.75公里，南北直径1.2公里，总面积4.6平方公里。底部为大条石、糯米石灰浆灌缝堆砌而成，城墙、城门、堞垛等，现在都保存较好，古色古香，呈游龙之势。荆州护城河，又称水

域，是古城的第一道防御线，护城河全长10500米，宽30米，水深4米。 4，襄阳城墙 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县的古城墙，原城墙在元末被毁，现城墙为明初重建，略呈正方形。其东南隅有仲宣楼（俗称会仙楼）、魁星楼，西南隅有狮子楼，西北隅有夫人城。明洪武初年，卫国公邓愈守襄阳，将东北隅城垣扩展至江边，增辟二门（大北门、长门），连同原有四门，各建城楼一座。六个城门外各有瓮城，东、南、西三门的瓮城外另有子城，瓮城、子城外各设吊桥（后改石桥）。城垣周长7.6公里，平均高8米，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与发展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与发展 沈承宁 摘要: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大溪文化”时期,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意词。而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城墙逐渐走向成熟，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走向衰落。 关键词;城墙起源发展 探寻中国古城墙的起源无外乎从古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发现着手,有关我国“城”的出现在我国古文献资料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如《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凿五城”；《礼记.祭法篇》正义引《世本》曰：“鲧作城郭”等。当然，仅凭古文献的只言片语是很难搞清楚我国城的起源问题的，这需要我们把眼光和视角进一步移向以田野发掘为中心的考古学，以往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都局限于起源的时间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非“城”之起源的全部内容。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对有关的考古资料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察。自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至今，考古工作者已在山东、河南、内蒙、湖北、湖南等地发现了20余处史前时期的城址。同时，城垣出现以前的史前聚落在各地也多有发现和揭露，这些在古文献中无迹可寻的实物资料，自然就成为我们探索“城”之起源的真实而可靠的线索。现有的考古资料已能令我们相信，古代的“城”起源于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是环壕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首先谈一下城的起源和构成要素，要探索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首先必需着眼于早期城址的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它起源与发生的线索和脉络。城不单是指城墙，还包括其它诸多沟成要素。考古发掘中的房址、墓葬、陶窑、水井等遗迹,都是构成要素的物质体现,都是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岗台地上。面积大小有别，一般都不太大，多在数万平方米到30万平方米之间，个别达到120多万平方米，如湖北天门县石家河城址，若以城外环所围面积计算，则以达到180余万平方米。城之平面形状多近长方形或近于方形,个别则略呈圆形,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或呈扁椭圆形，如山东阳谷县景阳岗城址城垣结构多呈一重式，个别为东西二城并列而中间共用一墙者，如河南登封县王城岗城址。 这些城址内大都发现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和水井等物。它们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机构成要素，体现着早期城的构成特点。 上述早期城址的这些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大都可在早于城内的环壕聚落中找到其源头或前身。所谓环壕聚落，就是指在古代人类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因这种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而环绕于居住地周围，故日本考古学界称其为“环壕”聚落。我国一般称之为“围沟”或“围壕”等，名称不甚统一。我们认为,这种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并进而发展为“城”,而城墙及其四周的护壕则更是环壕的延续和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经把环壕聚落的时间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后，而此前的新石器文化尚在探寻之中，或许环壕聚落的时间发生的还要早一些。迄

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

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并认为：夏代“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夏鲧作城?，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诸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同时还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文明时代之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2〕 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3〕；有的说：“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4〕；有的说中国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6〕。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间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事实上，在探讨城市的历史时能否有一个科学、明确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观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渐进变化过程。城市的产生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时期。 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质特征既不与“城”相同，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也与“市”相区别，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但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又与“城”和“市”有内在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7〕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简单的许多独立家庭当然有所区别，这里全体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8〕很明显，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标志是通过其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须基本满足下列四个基本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有环绕居民区能够起防御作用的墙垣设施；有相对集中的非农业人口；有进行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在这几个要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来讲，虽然是可有可无，但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古今城市的本质和特点来看，可以认定：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第5课 古代中国的商业与城市(学生版)

第5课古代中国的商业与城市 【学习目标】 1.理顺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基本线索，记住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商业发展的基本概况； 2.对比记住周秦至唐、宋代以后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 3.记住重农抑商政策产生原因、发展历程，全面把握重农抑商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 【感悟高考】 1．（2017·新课标全国Ⅱ卷高考·24）图5为春秋战国之际局部示意图。当 时，范蠡在陶、子贡在曹鲁之间经商成为巨富，这一现象反映了() A．区域位置影响商贸发展 B．争霸战争促进经济交往 C．交通条件决定地方经济状况 D．城市规模扩大推动商业繁荣 2．（2017·新课标全国Ⅲ卷高考·25）《史记》记载，西汉前期，从事农牧业、 采矿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而致富，“大者倾郡， 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这反映了当时() A．义利观发生根本改变 B．朝廷注重提高工商业者地位 C．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D．地方豪强势力控制了郡县 3．（2017·海南高考·4）“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镇将只掌防戍守御。宋代，诸镇“置于管下火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镇的功能变化反映了() A．商品经济的发展B．坊市制度被逐渐打破 C．地方行政机构权力扩大D．边患问题得到解决 4．（2017·新课标全国Ⅰ卷高考·27）明前中期，朝廷在饮食器具使用上有一套严格规定，例如官员不得使用玉制器皿等。到明后期，连低级官员乃至普通人家也都使用玉制器皿。这一变化反映了() A．君主专制统治逐渐加强B．经济发展冲击等级秩序 C．市民兴起瓦解传统伦理 D．低级官员易染奢靡风气 5．（2017·海南高考·6）明清时期，在江南、华南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传统的粮食生产比重降低。这一现象表明，明清时期上述地区() A．农业生产出现衰退B．人口变动导致粮食需求减少 C．普通农户收益锐减D．农产品商品化趋势明显 【知识梳理】 问题引领商业与城市基础知识梳理 1.隋唐、 宋元时期商业发展的表现？原因如何？ 2．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阶段主要表现 商周商朝出现职业商人和最早的货币；周朝实行“工商食官”政策 春秋战 国 ①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主体； ②商业繁荣，形成了著名都会； 隋唐 繁荣 表现：①南北经济往来密切，商贸蓬勃发展；②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 原因：①政治上统一；②大运河开通。 宋元 新高峰 ①货币；②城市a,b,c,d；③对外贸易 明清 空前 活跃 ①城市-- ②农产品；③货币；④商人--，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 快。⑤劳动力-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缓慢发展。 一、商业的发展 二、城市的繁荣 （一）城市功能与格局变化 项目周秦迄唐宋代以后 时间定时启闭打破时间限制，夜市、晓市兴盛。 空间①坊市分开，实行严格的坊市制①坊市界限不复存在，形成街市